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这个世界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
我们经历了一次影响深远的金融危机、一场蔓延全球的流行病、新一波女性运动的发展、愈加频繁的极端气候灾难和区域冲突，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已然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无可替代的文化象征，多年来，她一直是西方文坛最活跃、最关心公共话题的作家之一，在社交媒体上积极地发表自己对时事的见解。她对现实的关切也反映在她的文学创作中，无论是小说还是非虚构作品，都热切地关注着公共事件和全球议题的发展与动向。
出版于2021年的随笔集《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收录了阿特伍德近二十年来的五十多篇作品，以她一贯的犀利、幽默、永远开放的心态和不可思议的预见性，提出了最切中我们这个时代的诸多疑问。从科技、债务、气候危机、环保主义到如何适时地为年轻人提供建议；她也用相当的篇幅回顾了自己的创作生涯，包括《使女的故事》《证言》等畅销作品的创作谈。阿特伍德用自己永不停歇的好奇心突破一切表面的界限，展现了人类社会的诸多截面，刺破这个同质化时代设下的重重阻碍，引领读者对这个复杂多变的世界做出自己的思考。
经上海译文出版社授权，我们摘选了《三张塔罗牌》一文分享给读者。
非常荣幸能在今年的“大师讲堂”做讲座。我爱佛罗伦萨，很高兴来到这里，不过这份盛情邀请也让我有点蒙。我收到的信息是，我可以和你们谈论我喜好的任何话题，只要与写作有关就行。但是，关于通常而言的写作，我还能说出什么别人没有说过或者我自己没有说过——但那对我而言也就意义不大——的内容？能就此说点什么有权威性的东西呢？似乎没有话题能涵盖这种情况。
比如说，文字是纸上或者洗手间墙上的一行黑色标记，无数人将它们放置于那些地方。书写是记录人类声音的一种方式，尽管不是唯一的方式。写作日渐过时，或者尚未落伍，一切取决于是谁在告诉你这句话。写作通常是讲故事的一种形式，而讲故事又是人类最早的，也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发明；我们通过故事要比通过图表和图形等方式更容易学进去。书写发端于美索不达米亚时期，用来记录庙宇中小麦等商品的库存情况。它曾被视为只有文士和魔术师才知晓的秘密，至今也仍然带有一丝警告的意味。我最近收到了一只咖啡杯，上面印有“字词”一词，下面还有“小心处理”的字样。信件可以伪造出来摧毁他人，如苏格兰女王玛丽。文字也被拯救那些面临处决威胁的人：看啊，书面签署的赦免书及时送达了！写作还被用来敲诈和勒索，或是给人带来希望和欢乐。手写体在十九世纪得到广泛传授，因为资本主义需要大量会读会写的文员，以便记录财富与债务状况。
哦，但你们指的不是小写w开头的写作，而是大写W开头的写作！你们的意思是文学写作，或者至少具有一定高度的书面作品。也许你们指的是我自己常搞的那种写作。我说“搞”是有意为之——有人搞事儿，犯了罪，文学写作也是个事儿，但也可以被视为一种罪行。许多人仅仅因为他们的写作就被关进监狱或送进坟墓：亵渎和背叛是对他们的裁决；而在文学评论家中间——我们且别忘了，他们本身也是作家——坏品味与烂作品是对他们的指责。
我们可能会说，要小心写作！也许人们应该小心谨慎些，永远不要在纸上记录任何东西。但就我而言，一切都太晚了。
因为人类是符号的制造者，喜欢用可以理解的方式来组织他们的符号，所以我现在将尝试通过“大祭司”“命运之轮”以及“正义”三张塔罗牌，来审视写作的某些方面。
再者，由于人类是故事讲述者，而且成千上万年来一直如此，所以我将从三个故事开始讲起。第一个故事：“我是如何成为一名作家的（算是作家吧）”。第二个故事：“一九六九至一九七年，我在加拿大阿尔伯塔省埃德蒙顿市怎么用塔罗牌教初级小说写作课”。第三个故事：“二一七年，意大利米兰，我得到一副维斯康蒂塔罗牌的来龙去脉”。
第一个故事：“我是如何成为一名作家的（算是作家吧）”
故事背景是这样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我很有资格向你们描述那个遥远的世界，因为我当时已经活蹦乱跳，而且多少算是长大成人了——那时没有手机。不止如此：那时也没有个人电脑、社交媒体或者互联网。甚至连传真机也没有。电子打字机刚被发明出来；直到一九六七年我才买了一台。当时没有连裤袜。没有拿铁咖啡，或者说在北美没有：拿铁咖啡还没有从欧洲悄然袭来，尚未渗透到集体血液中去。从事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研究的女性——如果有的话——人数非常之少。
如果你从事医学工作，且身为女性，你很可能是一名护士。如果你身处法律行业——虽然不太可能——你会是一名法务助理。如果你是一位从政的女性——至少在北美——那你就是个怪胎，大家也都当你是怪胎。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初，绝大多数小说家和诗人都是男性。当时只有一所教授创意写作的学校——在艾奥瓦州。加拿大多伦多没有这种学校，而我就在这里出道成为作家。在漫长而奇妙的人生轨迹中，我获得的任何技能都是自学而来的——我很高兴地承认，自己还得到了一众朋友、最初的读者、代理人与编辑的帮助。但我花了相当长的时间才学会了这些技能：首先我必须写出点东西。而一开始我写的东西都很糟糕。大多数作家都是如此。
一九五七年，我进入大学，这时我已经读了一些对我此后一直大有裨益的核心文本——《圣经》、《伊利亚特》、《奥德赛》、《埃涅阿斯纪》、我能读到世界各地的民间故事、《一千零一夜》、无数侦探小说和科幻小说、海量的漫画书、莎士比亚的大量作品和许多十九世纪的小说——尽管还没读多少但丁、塞万提斯或者乔叟的作品。当时，人文科学算得上正值繁荣时期，或者至少比现在更受尊重。它们确实——在某些圈子里——填补了原先曾经由宗教占据的空白；它们似乎可以带来精神上的升华、个人的充实、或者说不清道不明的进步。人文科学应该有益于你的道德修养，虽然个中路径向来是云里雾里。
这种观点有其缺陷，正如人类的一切都有缺点。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末的苏联把这种道德化的分析推向极致——某些诗人、作家甚至不能出版作品，因为他们被宣称一派“堕落颓废”，对社会有害。伟大的俄罗斯诗人安娜·阿赫玛托娃被认为十分危险，她的作品在苏联被禁止出版长达数十年。她以片段形式创作的惊世长诗《安魂曲》讲述了亲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感受，再分由阿赫玛托娃信得过的朋友来背诵。书面记录尽数焚毁：如果给抓到了证据，很可能意味着阿赫玛托娃要被判处死刑。等开放政策终于到来，这首诗的片段才得以重组并全文出版。
想象一下，冒着生命危险去保存一首诗、一部小说或者关于所发生之事的一份记录！但人们确实这么做了。就在最近，一部关于在极其压抑的政权下生活的短篇小说集被偷偷运出朝鲜。这本书叫《指控》。作者用了一个笔名——班迪，意为“萤火虫”。想想看，一只小虫，在黑暗中发出微弱的闪光。
作家作见证，也当信使——这是个历史悠久的角色。我想起了《约伯记》中对于声音的运用——据说《约伯记》是《圣经》中最古老的文本之一。那声音是报信人的话语，他来到约伯身边，讲述了将他的儿女毁于一旦的可怕灾难。他说：“唯有我一人逃脱，来报信给你。”这是富于想象的文学作品在困顿磨难之时所能做的事情之一——可作见证。
然而，当声称要行动起来保护社会的外部力量对艺术进行过多的道德检视，这时你毫无例外会受到审查，甚至会遭到类似于对待福楼拜开创性小说《包法利夫人》的淫秽罪审判。这种以道德为依据的文学观——不应出版任何会冒犯道德观念的作品——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典型特征；与那个时代严格尊崇道德原则形成对照的，却是伦敦有史以来数量最多的交际花、街妓和被卖到娼业的儿童。但我们从来没有摆脱过这种想法，即小说、诗歌和艺术作品总体上须按照评判人的标准来评判它们是否对你有益。
在我们这个时代，这种道德说教很可能表现为对艺术作品的审查，将艺术仅仅限定为娱乐业的一小部分，或者是某种分泌物——就像珍珠质包裹住烦人的沙粒而形成的一颗珍珠——或者是碎屑，比方说一片蛇蜕或一些剪下来的脚指甲；它们是文化大环境的产物，也就是只有作为其作者在心理、世界观、社会经济地位、哲学观点、审美趣味或成见等方面出了问题的症状，这才值得研究。
据说对我们有所裨益的，不再是关于艺术作品的沉思，而是对它进行的批判性摧毁。多令人欣慰——又一样败坏的文化糟粕被丢进了历史的垃圾箱，与此同时我们这些更加开明的人正沿着黄砖路走向每个人都快乐而又品行端正的翡翠城奥兹国——或者按照将性视为原罪的圣奥古斯丁的说法——上帝之城。在我们这个时代，与我们这种高傲的批判性（我赶紧补充一句，我自己也不例外）并驾齐驱的，是以前闻所未闻且绝不可能存在的暴力色情的饱和程度。正如你可能已经注意到的那样，人类和人类社会完全相互矛盾。
不过我跑题了。一九五七年，当时我十七岁。多伦多在一九四八年我迁居过去的时候，大约有六十八万人口，被称为“美好的多伦多”，有时也被称为“清教徒的多伦多”，这与它禁律严明的法规有关——例如，不许在街上行人目力可及的场所饮酒，而且周日全面禁酒。周日的娱乐活动是到铁路调车场去看火车转轨。
如今情况发生了逆转：多伦多现在被视为全球范围内文化最多元的城市。一九四八年谁能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那时候多元文化这个词甚至都还没有给发明出来呢！一九六一年，我还是个年轻的作家，艺术界当中那些为数不多的中坚力量给我的建议基本上都是“离开多伦多”。或者他们还会扩大范围：“离开加拿大”。加拿大当时没几个出过书的作家，没有电影业，也没有音乐业。艺术都靠进口而来，假如你们对艺术有兴趣的话；木材是你们出口的产品。加拿大被视作创造力和创新精神的不毛之地，事实上，除了伐木、采矿和捕鱼之外，几乎所有行业都不成气候。当时我们出产了寥寥几位权威专家，其中一位曾说过这么一句令人难忘的话：“美国人喜欢赚钱。加拿大人喜欢数钱。”
据说对我们有所裨益的，不再是关于艺术作品的沉思，
而是对它进行的批判性摧毁。
这位专家正是诺思洛普·弗莱，多亏了他，我才去了哈佛大学研究生院，而不是巴黎。我原本打算去巴黎当女招待，住阁楼，利用业余时间写杰作，抽香烟——吉卜赛女郎牌，我是想这么做的，但不指望了，因为我对烟过敏——喝苦艾酒，同样也不成，我一喝就吐，这可太不够诗意了——染上肺结核这种浪漫的病，像歌剧里那样。我确实懂点歌剧，这要归功于收音机以及周六下午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现场演奏的转播。
我选择了哈佛大学和英语研究生学位，而不是去巴黎死于肺结核，因为弗莱认为我去当学生可能会比当女招待（我们当时称之为女招待，而不是“服务员”）得到更多的写作机会。他的看法没错，我后来真当上女招待时也发现了。顺带提一句，清理陌生人吃了一半的食物是减肥的好方法。我那时瘦了十磅。不过那是另一个故事了。
那段时间我一直在写作，终于在一九六九年出版了我的第一部小说。这使我想到了：
第二个故事：“一九六九至一九七年，我在加拿大阿尔伯塔省埃德蒙顿市怎么用塔罗牌教初级小说写作课”
如果一九七〇年你还没有出生，别担心：很多人都没有呢。
一九六八至一九七年，我住在阿尔伯塔省的埃德蒙顿市。我原本应该完成关于维多利亚时期文学作品的哈佛大学博士论文——研究强有力的超自然女性形象及其与华兹华斯和达尔文自然观的关系，但在那两年里，我让电影业给岔开了去，写起了剧本，之后再也没去写关于超自然女性的论文。
彼时埃德蒙顿大学开设了小说写作基础课，我获邀前去授课，那时候我已经是一位出版过作品的诗人了。学生都是本科生，面对稿纸战战兢兢的。为了帮助他们克服恐惧，也为了让他们集中注意力，我把我的塔罗牌带到课堂上，请他们从四种花色中选取一张大阿卡那牌——有名字有图案的牌，或者从小阿卡那牌——即国王、王后、骑士和随从当中挑一张人头牌。在塔罗牌中，四种花色分别是圣杯、宝剑、权杖和星币。（在普通纸牌中，四种花色是红心、黑桃、梅花和方片。）幸好塔罗牌中不乏充满力量的女性牌与男性牌，所以大家都有很多选择。
这办法用来促成写作效果相当好，就像讲述民间故事可以激发出新的故事来。有个学生从《蓝胡子故事集》中的“费切尔的怪鸟”取材，站在魔蛋的角度——魔蛋因为沾上了血迹而暴露了女主角两个姐姐的行踪，但第三个到来的妹妹则幸免于难，原来她在进入血迹斑斑的房间之前把魔蛋搁在了架子上——写出了一个相当精彩的故事。
我怎么会懂塔罗牌呢？塔罗牌在T.S.艾略特那个年代就很流行，他在其经典诗作《荒原》中提到了。查尔斯·威廉姆斯——当时一位没那么出名的小说家，也是托尔金的小圈子中的一员——甚至围绕塔罗牌为基础写了一部名叫《王中王》的小说。于是，因为研究二十世纪文学作品的缘故，我已经对塔罗牌略知一二。我有一副马赛塔罗牌在手头好一阵子了，习惯于用它来占卜运势，后来这牌算得有点太准了，让人心里发毛，我这才不玩了。
我不久前还学了占星术和看手相，情况是这样的：我当时住在埃德蒙顿一栋一分为二出租的房子里，那房子另一头住的是一位荷兰艺术史学者，叫杰茨科·赛比兹玛，专门研究耶罗尼米斯·博斯。她有一个理论——现在已经获得了认可——认为博斯的画作包含占星符号，所以她研究了占星术以及相关书籍，以便解读这些符号；占星术之后又研究了手相学，因为这一体系也与行星相关，而文艺复兴时期的肖像画中，手、手指和戒指的布局安排可以告诉我们肖像画主人公的许多信息。
在埃德蒙顿冰冷黑暗的长夜，贸然外出十分危险，因为处处结冰，而且还有冰雾——冰晶可能会进入你的肺部并把它戳破——为了消磨时间，杰茨科就把她所知道的关于看手相和占卜星座的知识教给我。塔罗牌也与这些占星体系相关，这使我想到了：
第三个故事：“二〇一七年，意大利米兰，我如何得到一副维斯康蒂塔罗牌”
二〇一七年岁末，我参加了在米兰和科莫举办的专门展映黑色电影和小说的黑色艺术节。我在那里获得了雷蒙德·钱德勒奖，为此满心喜悦，因为我年轻时读过的作品的侦探小说里就有雷蒙德·钱德勒。在科莫逗留期间，我们乘坐缆车前往布鲁纳泰镇，在那里的教堂里看到了著名的女教皇画像。关于这幅画的来头可谓众说纷纭，但应该与圣古列尔马的故事有关，她是一个性别平等宗派的创始人，曾预言说女教皇将会出现。
不难理解，这一预言并不受官方教会的待见，尤其是不受宗教裁判所的欢迎。据我们的导游说，古列尔马躲藏在布鲁纳泰山顶，宗教裁判所的人懒得爬上山顶去，所以他们从没抓到她——尽管他们后来挖出了她的尸骨，还把骨头架在火刑柱上烧了。
一百多年后，有人受委任制作了维斯康蒂·斯弗扎塔罗牌，其中第二张牌就是女教皇——在某些版本的塔罗牌中改名为大祭司——据说是为了纪念圣古列尔马和她的教派。谁能说得清呢？但故事就是这样的。
在我们游览了布鲁纳泰又聊了女教皇的话题之后，出版商代表马特奥·科伦坡——他本人简直是个魔术师——送给我一副精美的维斯康蒂·斯弗扎塔罗牌，后续所有版本的塔罗牌都基于维斯康蒂·斯弗扎版的设计。
我选择了三张卡片来代表小说的三个方面，它们大致对应开头、中间与结尾。
第一张牌是女教皇，即大祭司。在占卜时，它象征冥冥之中玄妙神秘的力量以及秘辛。我想让你们注意这张牌与小说写作的关系——因为在某种意义上，每部小说都是神秘的作品。如果书的开头没有秘密，如果作者摊牌过早（“摊牌”是纸牌游戏的另一个比喻）——我们读者就没有足够的兴趣继续读下去。
我们想了解更多。我们预计作者会在一定程度上误导我们：我们希望发现人和事并不像我们最初被牵着鼻子走时所想的那样。我们希望到故事结尾之处能揭开隐藏的真相，若不是这样，我们就会很恼火。
用占星术的术语来说，女教皇或大祭司这张牌受到月亮的支配，而月亮在中世纪时就已经带有晦暗不清的意涵了。它可以代表直觉，但也可以代表变化、无常与幻象。塔罗牌中的月亮牌表示——含义不限于此——水中的倒影。这里有月亮，也有月亮的倒影。倒影是一种幻象：跳进湖里并不能抓住月亮。
而小说也是倒影与幻象。作为作者，你必须竭尽所能，使你的幻象令人信服。我这样说并不是在贬低小说创作。某类真相可以通过倒影与幻象显现，而且经常如此。正如艾米莉·狄金森要求诗人做到的那样，小说也要讲述真相，但要讲得婉转含蓄；她还说：“真理之光须得慢慢闪耀出来。”它是月光的折射，而非正午阳光的直射。这是送给小说作者的一个宝贵建议。
我的下一张塔罗牌也由月亮掌管。它被称为命运之轮。我用它来代表小说的中间部分。
因为故事总是由一连串事件组成——发生这件事，又发生那件事，然后再发生下一件事——故事中的事件按照一定顺序次第发生，因此小说创作必然始终涉及时间因素。正如亨利·詹姆斯的传记作者莱昂·埃德尔曾说过的那样，只要有一部小说，那么里面就会有一个时钟。
或者，我们可以补充一下，其他用来标记时间流逝的方式。日晷通过标记太阳移动的圆周来标记时间。类似日晷样式的钟表呈圆形：指针走一圈，然后第二天再走一圈。月相标示时间——新月、满月、下弦月、暗月，然后依次重复。然而常见的纸质日历却呈线性——二一八年三月被撕下丢弃，尽管年年都重现月份与季节周期，但年份本身并不会重来。我们永远都不会再看到一八一二年，除非在历史电影和科幻小说的时间旅行幻想中。
如果时间是线性的，那么何处是起点，何处是终点呢？如果时间循环往复的话，这个问题就没有意义了。
小说家会如何设想时间呢？时间将如何在叙事中予以安排？大多数小说所采用的印本形式是线性的——也就是说，书页按顺序编号——但在这种线性排列中处理时间的方式未必是线性的。例如，时间元素可能类似于一个圆圈——在小说结尾，主人公发现他或她回到了与起初类似的情形，尽管她不一定还是原来的岁数，除非这是一个具有超自然或非自然特质的故事；或者时间可能被安排用来讲述平行并进的故事，这些故事发生在同一时间，但随后会产生交集；或者我们可能会发现自己在跟多重倒叙打交道。
故事——即发生了什么，以及结构——即如何告诉读者发生了什么，两者可能相同，也可能不同。如果相同，故事就从头开始，一直发展到结尾才收住；如果不同，则叙事切入点与故事的开头不尽然相同。例如，在《伊利亚特》中，切入点是阿基里斯在帐篷里生闷气，在这之后我们了解到他为什么会在帐篷里生闷气，然后才知道他为什么走出帐篷，以及他之后又做了什么。
在查尔斯·狄更斯的《圣诞颂歌》中，故事的切入点是平安夜里老守财奴史高治在凄凉守岁，已故的生意搭档的鬼魂前来拜访，之后我们看到三个独立的时间点——史高治的过去、他的现在和他可能发生的未来——每个时间点都让我们读者更多地了解他的人生，同时也让他更多地了解自己。然后时间停止并且逆转，他得以重新过一遍圣诞日，这一次可就欢乐多了。
在艾米莉·勃朗特的小说《呼啸山庄》中，切入点（故事开头）在实际的小说（事件的顺序）中已经行之甚远。女主人公凯瑟琳早已去世，而痴情于她、道德存疑的爱慕者希斯克利夫也已经人到中年；他们的故事——我们将要听到的故事——完全是通过另外两个人的话语来讲述的：一个是想租住希斯克利夫地产的绅士，另一个是主人公家里原先的帮佣奈莉——她知道相当多的事，虽然并非一切。
时间在小说中可以有多种安排方式，上述为其中几种。
作为实验，让我们以《小红帽》为例，在这个熟悉的故事上进行一些改编的尝试。
1.纯粹线性推进的版本。很久以前，有一个小女孩，她的母亲给她做了一件带兜帽的漂亮红斗篷，所以这女孩被称为小红帽。有一天，她母亲对她说：“你外婆病了，我为她准备了一篮子营养品。她住在森林的另一头，你得把东西带给她，但要注意别偏离了小路，因为森林里有狼……”剩下的你们也知道了。
2.单刀直入。小红帽真开心！鸟儿在歌唱，太阳当空照，野花都盛开了！为外婆采摘一束花——真是个好主意！小红帽违背了故事开始前她听到的告诫，偏离了小路。突然，从一棵树后走出来一位先生，他彬彬有礼，但显然毛发浓密，牙齿又白又尖。“早上好呀，小姑娘，”他说道，“你在做什么呢？”“我在采摘一束花准备送给外婆，她住在森林的另一头。”小红帽说。你们知道后面的故事了。
3.回首往事，伴以闪回。小红帽的外婆每次回想起她在狼肚子里度过的可怕一天，都会不寒而栗。那里面非常暗，而且显然是酸性的，还有一些被狼误食的塑料袋以及若干没消化干净的火腿三明治。外婆更喜欢吃水田芥三明治。但这场磨难最让人煎熬的是，她不得不静静地听着狼穿上她的睡衣，戴上她的睡帽，假扮作她。假扮得太糟糕了！这一切都是为了诱骗她心爱的外孙女小红帽！所幸，后来……接下来的故事你们都知道了。
或者我们可以采取更险恶的一种视角——侦探惊悚小说常用的视角——开头一上来就是尸体。但是谁的尸体呢？在故事的某一版本中，外婆和狼都死了，而在另一个版本中，只有狼死了。为什么不以两种方式把这个故事都讲一遍，让读者自己作出选择呢？不少人已经这样做了，包括《写自己的冒险故事》系列丛书的作者们，还有创作《维莱特》时的夏洛特·勃朗特。在这种情况下，事件的顺序并非单一，而是有两种。
或者，当出现多个叙述者时，事件会有多种顺序。这是黑泽明的电影《罗生门》所提出的方案，这部影片实在是太出名了，后来作家们都用片名来简称这种多线叙述——其中每个人的叙述都与其他人的叙述相互矛盾。“嗯，上演一出罗生门。”他们可能不无睿智地点头说道。
有些小说的结构类似于拼图：许多碎片到最后都能巧妙地拼在一起。另一些则类似于儿童的“线索”游戏：作者撒下线索，读者努力发现它们。但不管是什么故事，无论采用哪种结构——任何故事的讲述，任何虚构作品的叙述——故事的讲述者与故事的揭秘者、阐释者——即听众或读者——两者之间总有一种假定的互动。
命运之轮塔罗牌与时间相关。在美国有一档家喻户晓的电视节目就叫《命运之轮》。这档节目和这张塔罗牌的名字与符号都源自罗马的幸运女神，福尔图娜。罗马人向福尔图娜祈求，希望她能庇佑他们，为他们带来物质财富。然而，她又是出了名的善变和不可预测，赌徒们太清楚这一点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音乐喜剧《红男绿女》里，在名为“幸运女神今晚请眷顾我”的欢快的赌博歌舞曲段中，正在掷骰子的那个角色祈求的正是她的保佑。他乞求幸运女神表现得淑女一点，留在他身边，不要像平常那般四处游荡。
卡尔·奥尔夫的声乐合唱作品《布兰诗歌》的开场曲凸显的正是福尔图娜女神善变的特质。开头的拉丁文歌词是这样的：
命运女神啊，你像月亮般变化无常，盈虚交替；先摧毁这凄惨的生活，又随心所欲地治愈；无论贫贱与富贵，都如冰雪般融化消亡。可怕而虚无的命运之轮，你无情地转动，你恶毒凶残，捣毁所有的幸福和美好的企盼。
幸运女神和她那时而无情转动的“命运之轮”进入了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早期的象征主义，从而进入了用于占卜的塔罗牌。比如，莎士比亚就很熟悉福尔图娜。最近我花了些时间来思考这位女神，因为她在莎剧《暴风雨》中占有重要地位。剧中的核心人物魔法师普洛斯彼罗——从他的名字我们就可以知道他是幸运女神的宠儿——十二年来一直运气不佳，被他那背信弃义的弟弟篡了位，坐着一艘漏水的船在海上漂流，最后困在一座岛上。若不是“福星”（请容许我引用原文）高照——这颗福星与幸运女神有关，按剧中的说法是“慈惠的天意眷崇着我”——他原本会被一直困在那里；正是在福星的影响之下，普洛斯彼罗的敌人被带到了他的魔法所及范围之内，而他制造出暴风雨的幻觉，由此拉开了这出大戏的帷幕。
我全然沉浸在这则素材中，因为——作为霍加斯莎士比亚项目的一部分——我在写一本改编自这部戏剧的现代小说，后来以《女巫的子孙》为题出版：书名即人们谩骂怪物卡列班的称呼之一。
这部戏剧中的每一个元素都必须在我的小说中得到呈现——但我该如何处理“福星”与“慈惠的天意眷崇着我”呢？没有它们或者她，情节就无法展开，但在原剧中它们并不以角色面貌出现。我的解决办法是设置一个名叫埃丝黛的具有影响的女性人物，她戴着亮晶晶的珠宝首饰，举手投足无不闪耀——这就照顾到了“星星”的元素——而且常穿带有轮子、水果和花朵图案的衣物，因为福尔图娜的纹章是轮子与丰饶之角，那也正是你们希望福尔图娜能给你们带来的东西。由于埃丝黛在幕后推动，我的主人公的敌人才被带到了他的魔法所及范围之内。
在诸如马赛牌这类较为简单的塔罗牌中，命运之轮已经失去了它的女神，但在早期的维斯康蒂牌中，命运女神得以完整呈现。牌上的她转动着命运之轮，随着轮子的转动，人们从命运之轮左边升起（也就是命运女神的右边）。顶端显示的是暂时的幸运儿，头戴王冠，但其他曾身处顶端的人从命运女神的左边被抛下或在命运之轮底下遭到碾压。
这就是革命一词的由来。革命即是轮子的转动——底下的人爬到上面，上面的人遭到废黜。顺带一提，这种轮子的转动并不意味着平等，而主要是位置发生了变化，对一些人而言是幸事，对另一些人则是不幸。由于每一个人类象征符号都有其负面版本，轮子也成为中世纪一种特别恐怖的刑具，被称为……夺命轮。
人类社会不断变化；因此，不存在什么站在历史的错误一边——如果所谓历史是指谁掌权和谁不掌权、谁赶上思想潮流而谁没有赶上的话，因为这种历史并无哪一边可言。历史并非必然的线性发展。它并不开始于《创世记》，一直发展到《启示录》，最后上帝之城出现，一切从此永远安好。人类权力和潮流的发展过程中没有必然性：今天看似是历史的正确一边，明天很可能就变成历史的错误一边，但后天又变为历史的正确一边。
人类社会不断变化；因此，不存在什么站在历史的错误一边
在小说创作当中，命运女神福尔图娜的位置被小说家取而代之了。由她或他来安排时间，转动命运之轮，将一些角色提升到幸福的境地，又废黜另一些人，甚至将他们杀死。也许小说中的时间总是车轮与道路的结合体：车轮旋转，爱情与生活的命运起伏不定，但车轮始终在路上行驶，时间也以线性方式前行。当你写一本小说时，你必须留神观察时钟与日历——是否有足够的时间让甲潜入暖房谋杀乙？但你也必须留意月亮，我们已经知道，它意味着幻觉。
命运好似月亮：盈虚交替。
我的第三张牌是正义，即天平。我选择它来代表小说的结局。
对于命运女神福尔图娜和她那善变的命运之轮，指望不上什么正义，但塔罗牌中确实有这样的概念，代表它的牌是天平，或正义女神朱斯提提亚。这又是一位罗马女神——你有时会在法庭外看到这个熟悉的身影，她一手执剑，表示惩罚，另一只手拿着双臂天平，象征着权衡证据以作出公正的裁决。如你所料，正义女神受天秤座这一星象支配。有时正义女神会蒙上双眼，表明她不徇私情，无法收买。但在维斯康蒂塔罗牌中，她没有蒙住双眼，她洞悉一切。
正义女神可以追溯到罗马时代——她就是这样上了塔罗牌，但她手上的双臂天平的历史则要久远得多。在古埃及，你死后会去往阴间，心脏被放到天平上，与代表义举的真理女神的羽毛进行衡量比较。如果你的心脏有欠缺，就会被丢给一只鳄鱼妖怪吞食。你可以在你的棺材里放入一个护身符来作弊——这也是书写的另一个功能——但长有鹮鸟头的透特神是文字之神，他很可能拿着写有你全部善恶行径的书面清单，就站在一旁。
在塔罗牌占卜中，如果你本身为人和善、行为公正，这张牌就意味着你会有积极的解决之道；如果不是，那你就需要注意了——因为有了天平，你怎么对待别人，命运也就会怎么对待你。这张牌的作用与命运之轮截然不同：是恰恰相反。这表示，存在某种道德模式，而你是其中的一部分。这张牌关注的不是进行中未决之事，比方小说的中段部分，它关注的是结果，即化解与结局。
现在，卡牌的顺序展现了小说模式的形成。小说的开头是女教皇或大祭司，以及她的种种秘密与迹象；中间是命运之轮，铺陈出时间、事件以及人物不断变化的命运；结局是正义，或称之为天平，这时候人物得到他们应得的命运——我们希望如此——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这当然是儿时的我们满心期许的，民间故事通常也乐于满足这一愿望。灰姑娘是个善良的角色，她的命运大为改善，原来是遇见了一位有钱人，他正好骑马路过，而且有恋鞋癖——好吧，这至少也比在柴火灰堆中打转要好；小红帽也从大灰狼魔掌下给救了出来。如果情况不是这样，小红帽变成了大灰狼的美味佳肴，我们会多么难过啊！
但亲爱的读者，我们生活在一个出人意料的时代。有时候我们小说的结局并不是那么简单。事实上，大多数时候它们都没有那么简单。塔罗牌里还有很多其他的牌——例如，“高塔”，表示灾难；或者是“倒吊人”，它预示光明会到来，但前提是你要有一段时间被倒挂在树上；或者“魔术师”，如果你是艺术家，这是张好牌。我们可以想想，把其他这些卡牌作为小说创作的潜在指南是什么情形。
但无论我们选择什么牌，正义女神和她的天平总是存在于我们脑海中的某个地方，就算没有告诉我们小说中的事件已经发展成它们应有的样子，至少也是在告诉我们它们该如何发展。一般来说，什么时候算公平，什么时候算不公平，我们心里都清楚。我们希望公平，但情况并不总是遂人愿。哎，这就是真实生活。或者在小说中，这就是真实生活的幻象。
现在是时候收起我这副卡牌，将它塞进我的魔术师外套的口袋里了。塔罗牌中的魔术师仅仅是个杂耍者吗？有时候是的。小说家也有他们的戏法。他们经常从帽子里变出兔子来。但在更深的层面上，魔术师牌关乎积极的转变。我们希望小说也是如此。“你的书改变了我的人生”，人们经常这么对小说家说。这时，最好不要问他们是怎么做到的。那是一个该由读者来回答的问题。
作家这下必须继续创作新的小说，于是回到起点——回到了大祭司牌与她新的一组秘密、迹象和直觉。和赫尔墨斯神一样，她是开门人。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们很想知道，但面对一个故事，我们只能沿着命运之轮的路径——不断旋转，不停转动——进入森林去寻找答案。森林里一如既往地有狼，有起伏的命运，有幻象，不过最后可能会有一点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