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久文专栏(第48期) | 统一大市场建设中的分工与协调：对东北经济的思考
来源：蒙格斯报告
发挥各地比较优势是促进区域间良性竞争和合作、构建中国区域经济新格局的关键。在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视角下，东北地区经济发展不仅要以本地经济增长为衡量标准，而且应以提升全局资源空间配置效率为主要目标。结合区域经济理论和东北振兴实践，本文从比较优势的视角分析区域经济发展问题，认为发挥地区比较优势是实现区域分工协作的理论依据，而生产要素合理流动是发挥地区比较优势的前提条件。进一步地，通过从国际贸易和国内市场两大维度分析东北地区比较优势的动态演变历程，提出统一大市场建设下区域分工和区域协调并重的东北地区经济发展路径。具体来说：要充分利用东北地区在国际市场分工中的区位优势，提高对外开放合作水平；充分发挥东北地区在国内市场分工中的重要战略作用，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积极发展现代化大农业、推动传统产业向现代产业转型和培育新质生产力、发展特色旅游业；打破要素流动配置的体制机制壁垒，畅通国内要素市场大循环。
作者：孙久文，程芸倩（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一、引言
对于一个地区间要素资源禀赋差异显著的大国，发挥地区比较优势是促进我国各地区间分工协作、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实现区域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依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能简单要求各地区在经济发展上达到同一水平，而是要根据各地区的条件，走合理分工、优化发展的路子。”东北地区作为我国区域经济格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重要的工农业基地，资源条件较好，产业基础雄厚，区位优势独特，对于维护国家国防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能源安全、产业安全具有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
在新时代新征程寻求东北全面振兴方案，不仅要以局部地区的经济增长为评价标准，更要在全局资源配置最优的标准下开拓区域分工与协调并重的东北振兴差异化发展路径，更好地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在以更大力度、更高起点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区域经济政策要破除阻碍市场顺畅运转的种种问题，让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在地区间自由流动。在此期间，各区域的比较优势将进一步发生变化，给区域经济空间布局调整带来巨大机遇。相应地，在统一大市场的基础上，新时代推动东北全面振兴要结合区域动态比较优势，实现区域间良性分工、竞争与合作。由此，本文结合区域经济理论和东北振兴发展实践，从学理上讨论区域一体化进程中是否需要以及如何围绕各地区的比较优势实现一体化，在实践中基于统一大市场的全局视角分析东北经济发展问题，为新时代制定东北全面振兴政策提供理论依据，为现实中的政策调整凝聚共识。
二、比较优势视角下的区域分工与协调
我国不同地区具有差异化的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这一客观条件决定了各地区在产业布局和主体功能方面需要进行差异化分工，以实现全国资源的有效配置，达到社会总产出最大化的目标。因此，只有在统一大市场的基础上，各地区遵循比较优势发展以促进功能分工，方能提高本地区的经济效率。这不仅有助于促进国家长期的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还能进一步推动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在不同发展阶段，我国区域经济格局不断发展和演变，其中一部分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所致，另一部分则是区域经济政策引导下资源空间配置的结果。对此，本节从比较优势的视角分析区域经济发展，为讨论统一大市场建设下的东北经济发展问题提供学理基础，为厘清东北地区的功能分工、加强东北地区与其他区域板块和区域重大战略的对接交流提供有益参考。
（一）发挥地区比较优势是实现区域分工协作的理论依据
国内外学者对于比较优势的争论始终存在，但实践中不论是在中央还是地方层面，旨在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的区域经济政策都是政府积极作为的重要抓手。尽管产业政策的支持者并没有就产业政策如何实施这一问题达成共识，但多数认为产业政策应遵循比较优势或视某些条件来选择遵循或背离比较优势。
当然，比较优势理论也存在诸多争议，尤其是针对资源型区域，过度依赖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的资源开发模式可能引发“资源诅咒”问题，对长期经济增长不利。以东北地区为例，由于矿产资源丰富，资源利用效率往往被忽视，因为资源禀赋的优势足以抵消边际报酬的递减。
所以，东北地区在资源使用过程中，数量投入始终较大，而对效率的提升却相对不足。随着资源的枯竭和多年的粗放式发展，支柱产业迅速衰退，导致资源枯竭城市社会问题频发，而新兴产业发展势头较弱，地方财政背负沉重负担。
但是，东北地区所表现出来的问题并不能直接为产业政策的有效性提供注解，产业政策的制定缺陷、执行偏差及地区特定问题都可能是此类问题的诱发因素。学术界对上述问题的讨论为本文进一步理解比较优势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增加了新的认知，也使得讨论正确识别地区比较优势、有效制定和实施区域经济政策变得更为重要。
在一国内部，地区比较优势是地区间分工协作的重要依据。作为国际贸易理论的核心，比较优势理论已从静态分析发展至动态分析。根据以李嘉图为代表的外生比较优势理论，假定两个区域具有不同禀赋，每个区域都能够专业化生产并输出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输入其具有比较劣势的产品，从而在空间上形成不同产业在不同区域的专业化布局。
在我国，由于各地区在自然资源、资本、人力资源、技术等禀赋方面存在差异，为尽可能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客观上需要遵循比较优势原则来配置资源，各地区应根据自身的比较优势和功能分工参与国内和国际贸易，从而使得区域空间不仅表现为产业的不同，也呈现功能的差异。
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地区的专业化分工模式、贸易模式及其背后的比较优势都在不断演变，因此静态比较优势理论需要得到相应的扩展，以分析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
对此，迪克特-斯蒂格利茨模型（DS模型）及后续的新贸易理论，就以规模报酬递增为重要假定，将规模经济与多样化生产两难冲突的解决办法归于市场规模的扩大。这种基于规模经济的比较优势是动态的，依赖于正确的决策，能推动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规模报酬递增假说在新贸易理论得到成功应用后，紧接着对经济地理学产生深刻影响，以Henderson等为先驱的新经济地理学，引入了规模报酬递增和正反馈效应概念。这一理论认为地理位置和历史条件是集聚的初始条件，规模报酬递增和正反馈效应导致了集聚的自我强化。
在我国的不同发展阶段，各区域的比较优势不断演化，表现为结构演化或新产业的萌芽与发展。目前，多数关于地区比较优势演化的研究主要立足于本地视角，但鉴于区域联系有助于打破本地产业发展的路径锁定，考虑到各种要素跨区域流动与扩散，应从区域经济格局的动态全局视角考察区域功能分工与协作。
地区的比较优势可以大致分为自然地理与经济地理两类。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大背景下，我国沿海沿江地区通常具备良好的港口条件，因而在地理位置上拥有参与国际贸易分工的区位优势。由于沿海地区的北方内河在冬季容易结冰，同时东北地区依托的一些出海口并非位于我国境内，导致东南沿海地区在发展出口导向型制造业方面具备更为显著的比较优势。
这一地理差异在我国经济的演变中，对于区域经济发展和国际贸易参与产生深远影响。而现代经济发展具有较强的规模经济效应，经济活动分布向区域性中心大城市及周围的中小城市集聚。其他地区和农村的比较优势则以农业、旅游和自然资源类产业为主，并在政府政策得当的情况下，从传统产业向现代产业逐步转型。
（二）生产要素合理流动是发挥地区比较优势的前提条件
在一国内部，生产要素自由流动是资源配置效率的保障，是各地区发展比较优势产业的前提条件。市场的本质在于构建一个社会分工网络，该网络有效运行的前提在于确保每个参与者具备公平参与竞争的能力。
Nunn研究发现，制度在塑造比较优势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良好的制度环境能够较好地规范政府行为并激发企业积极性。赵婷等研究发现，产业政策效果的区域差异源于制度方面的因素。只有在市场化程度高且政府效率相对较高的环境下，才能通过遵循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政策有效促进产业发展，并培育出产业的显性比较优势。
在上述背景下，区域经济政策应尽力破除那些妨碍市场公平竞争的壁垒和障碍，尽可能使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在地区间自由流动，以发挥各地区的比较优势。
生产要素的流动是一种旨在实现要素回报最大化的过程，其流动方向取决于各地区的不同比较优势和要素回报水平。根据陆铭等提出的“双重中心—外围”理论，一国内部在消除了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的分割之后，决定不同地区比较优势的最重要因素是地理区位和自然禀赋，其中最重要的是参与国际贸易和国内市场分工的区位优势。
一般而言，刻画地区比较优势的方法主要有两种：第一，根据产业结构或贸易结构来评估地区的显性比较优势，通过对产业发展状况的考察来判断某一产业在该地区是否具备比较优势；第二，根据要素禀赋来评估地区的潜在比较优势，分析该地区具备的要素禀赋（如资源、制度环境及市场规模等）是否适合特定产业的发展。相对而言，显性比较优势较易度量，因此文献中通常更倾向于使用显性比较优势。然而，需要注意的是，显性比较优势可能受到政策强行推动的影响，不能等同于当地的长期发展潜力。事实上，各地区比较优势的变化趋势和人口流动方向的调整，是经济规律自发作用的结果。从微观企业和个体层面看，生产要素的流动有助于提升整体资源配置效率，同时有助于持续发现各地区的比较优势，从而减小政策制定和地区比较优势之间的偏离程度。
如果生产要素在地区之间能够实现自由流动，不仅能通过集聚效应提升生产效率，也有望在区域层面实现人均意义上的平衡发展，从而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促进区域发展的相对平衡。现有研究发现，如果通过转移支付等方式鼓励欠发达地区发展没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将会增加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政负担。
对于东北地区而言，在静态决策中通过依靠自然资源、气候条件、工业基础等传统优势条件再造东北区域优势的思路可能难以为继，需要从整体市场竞争格局中判定识别地区比较优势，基于动态全局视角确定区域功能定位。而在要素自由流动的情况下，劳动力尤其是服务业部门的劳动力向沿海地区和区域性中心城市集聚，促进地区间人均GDP或人均收入的收敛，区域经济格局会自发地向着区域相对收入差距收敛的方向调整。
在此背景下，根据全国的动态比较优势定位进行区域分工，并在全国范围内实现制度统一和区域间协调发展，对重点生态功能区、农产品主产区、困难地区提供有效转移支付，保障人口流出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能够使这些地区发展符合地区比较优势的产业，顺应区域经济发展新格局，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三、东北地区比较优势的动态演变与新发展阶段的集中体现
东北地区拥有广阔、肥沃的平原土地，是我国重要的商品粮供应基地之一；拥有丰富多样、储量极高的矿产资源，是我国重要的制造业基地之一。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由于市场化改革和资源枯竭等内外部环境的变化，东北地区的经济发展逐渐陷入滞缓，一些产业结构单一的地区面临重大的转型压力。200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印发《关于实施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的若干意见》，拉开了东北振兴的序幕。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若干意见》出台，标志着新一轮东北振兴战略大幕正式开启。2021年，国务院批复同意《东北全面振兴“十四五”实施方案》。在此期间，东北地区的比较优势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不仅与其自身的自然地理、经济地理等因素有关，而且也与整个国家和全球的发展阶段和发展格局紧密相关，这些因素共同构成了中国区域经济新格局下东北地区经济发展的基础。
（一）东北地区比较优势的动态演变
1.中国经济加速融入全球制造业分工体系，带来地区比较优势重塑。
在全球化的浪潮下，中国各区域比较优势发生变化，尤其是参与国际贸易和国内市场分工的区位优势有了明显变化。东北地区自然禀赋良好，在清末及民国时期萌芽的工业基础为其提供了产业现代化的优越条件。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东北地区率先启动了工业化建设，建立了系统的工业体系，成为新中国最早的重工业基地。
作为中国现代工业的根基和新中国工业的摇篮，东北地区为我国形成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20世纪90年代，随着主要贸易伙伴和投资来源的变化，中国各区域的区位优势随之发生变化，东南沿海的比较优势更加符合出口导向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方向，而内陆和东北地区的制造业占全国的比重相应下降。
在这一阶段，东北地区的经济重心主要集中在经济区域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上。虽然此时东北地区的宏观经济表现尚可，整体仍维持中高速的稳定增长，但与同期其他地区（尤其是沿海地区）相比，东北地区的经济增速逐渐被赶超，导致其相对发展优势逐渐减弱。
在这种情况下，人才、技术等关键资源开始外流，呈现“孔雀东南飞”的趋势，即人员、投资和创新资源流向东南沿海地区，这使得东北地区的经济发展陷入瓶颈。以高等学校R&D人员、规模以上企业数、国内专利申请授权数代理我国四大地区人才、投资、创新等要素的分布情况可以发现，东北地区的上述指标近些年在绝对数量上均有不同程度的提升，但较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相对比重提升较少。
在此背景下，东北地区的区位比较优势相对减弱，不可避免地导致地区经济发展优势减弱，从而影响了整体经济发展。
2.畅通国内要素市场大循环，加剧资源空间分布的重新配置。
在中国经济地理格局重塑的过程中，国内的生产要素在部门间和地区间也进行了重新配置，劳动力、资本等资源流向了回报率更高的沿海地区和大城市及其周边地区。
以劳动力流动为例，伴随着中国各地区比较优势的变化，人口不断从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流向东南沿海地区，东北地区人口尤其是高素质人才外流现象尤为明显。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受到国有企业比重较高及城镇地区所有制改革的影响，东北地区第二产业的就业人数显著减少。与此同时，地区体制机制改革相对滞后，导致产业转型、新产业培育缺乏高质量的外部环境。而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快速增长，对劳动力产生大量需求。
根据2012年、2017年和2022年《中国统计年鉴》计算得到的数据表明，东北地区人口负增长现象持续存在，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人口自然增长率长期低于全国水平。然而，这种地区人口负增长的现象并非只在东北地区。根据第六次和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统计，2010—2020年间，全国大多数地级市出现人口负增长或微弱正增长，人口主要流入地为东南沿海地区和区域性中心城市及其周边地区；在城市内部，只有少数区域人口出现较大幅度增加，以哈尔滨为代表的人口流出地出现了人口向中心城区集中的现象。
可以发现，人口流动方向的调整是经济规律自发作用的结果。从微观个体的角度看，人口迁移主要是为了获得更好的发展空间和生活条件，当迁入目标城市的收益大于迁移成本时，个体会选择向目标城市流动。
在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进程中，劳动力、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的流动限制逐步被打破，从而改善了生产要素质量和配置水平，促进了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2019年8月，中央财经委员会召开第五次会议提出，要按照客观经济规律调整完善区域政策体系，发挥各地区比较优势，促进各类要素合理流动和高效集聚。
这些年，一些劳动力从东北地区流向东南沿海地区和区域性中心城市及其周围地区是符合客观经济规律的。从全国效率和东北地区长期经济发展出发，现有研究发现，东北人口外流的回报率很高，不仅能够提升迁移劳动力的福利水平，也有利于促进东北未迁出人口的工资增长，有助于区域间实现人均意义上的平衡发展。
当然，从当前情况看，东北人口外流现象确实对东北地区的发展构成一定压力。因为地区经济发展与人力资本水平密切相关，人口外流为东北地区传统产业转型和新兴产业培育带来了挑战。因此，在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前提下，精准识别东北地区的比较优势产业，结合恰当的区域政策，在东北地区形成有竞争力的大城市和都市圈，促进农业现代化和传统产业向现代产业转型变得尤为重要。
（二）新发展阶段东北地区比较优势的体现
1.国际贸易分工中的比较优势：东北地区在东北亚区域合作中享有重要的区位优势。
在全球经济格局中，东北地区作为中国向北开放的重要门户，在加强东北亚区域合作、联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中的战略地位尤为突出。
2012年，国务院批复了《中国东北地区面向东北亚区域开放规划纲要（2012—2020年）》。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正加快形成。RCEP签署后，在原有基础上构建中日韩自贸区，为东北亚地区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实践平台。
尽管在当前国际局势纷繁复杂、全球经济压力持续加大的背景下，东北亚区域地缘政治博弈加剧，对区域影响力的争夺和地缘局势的恶化加大了区域合作的难度，但东北亚区域仍有较多的合作机遇和安全战略意义。
东北亚地区汇集了中、日、俄、韩四个位列世界前11位的经济实体，以及朝鲜、蒙古国等经济发展潜力巨大的国家。2022年，中国与东北亚五国贸易总额达9232亿美元，同比增长3.8%，投资合作稳步推进，是中欧贸易额的1.1倍、中美贸易额的1.2倍；占我国外贸进出口总额的14.6%，仅次于东盟。根据商务部数据显示，2023年上半年，中国与东北亚五国累计双向投资金额超过2570亿美元，基础设施、农业、制造业等传统产业投资合作水平进一步提升，并逐步拓展至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等新兴领域。同时，中欧班列开通，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扎实推进，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全面实施，中日韩泛黄海经济技术交流合作取得务实成效。
依托东北亚区域合作中的区位优势，东北地区正在形成以东北亚为重点的开放格局。东北亚是东北三省最大的出口目的地，东北三省超三分之一的出口商品销往日本、韩国、俄罗斯等东北亚国家，且机电产品出口占比不断提升。可以发现，东北亚五国对东北地区进出口贸易贡献较大，2012—2019年占到东北地区总进出口贸易金额的33%左右，其中俄罗斯、日本、韩国是东北地区前三大贸易伙伴。2022年，东北亚五国贸易占东北三省一区总进出口比重的35.95%，远高于14.6%的全国平均水平。在以高水平开放带动深层次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应以面向东北亚区域开放合作为重点形成东北全面振兴的新动力。
在东北地区维护国防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能源安全、产业安全的战略意义上，融入全球分工，推动东北亚经济合作，有利于吸引全球优质要素流入。以货物运输为例，作为吉林省首条中欧班列，“长满欧”班列自开通以来一直高频往返于长春与欧洲之间，打破了长春乃至吉林省进出口产品只能依赖沿海沿边和空港口岸转关的局面，极大地促进了中国内陆城市与境外的经贸合作。
基于东北地区在东北亚区域合作中的区位优势，东北地区参与国际贸易分工，能够使中国经济地理格局更加平衡，开创新的分工、生产和流通模式。当前，东北地区在开放水平和开放布局方面仍存在进一步优化的空间。2023年上半年，黑龙江省对日本、韩国、俄罗斯的进出口贸易额相当于全省进出口总额的70.9%，辽宁、吉林两省这一数值为27.1%和24.9%，毗邻东北亚的区位优势仍有待合理开发、有效利用。
2.国内市场分工中的比较优势：依托重点产业发展具有东北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在全国区域经济格局中，东北地区作为我国重要的工业和农业基地，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关乎国家发展大局。基于东北地区的农业优势、冰雪资源优势、工业优势，积极发展现代化大农业和特色旅游业，推动传统产业向现代产业转型和培育新质生产力，能够使东北地区更好地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参与国内市场分工。
依托东北地区在国内市场分工中的区位优势，一方面，强化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等经济发展优势区域的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进一步激发其作为增长极的引领作用；另一方面，增强其他地区在保障粮食安全、生态安全、边疆安全等方面的功能，促进区域协调可持续发展。
第一，依托农业优势，着力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东北三省是我国的粮食主产区，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牢牢守住十八亿亩耕地红线”，“确保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东北三省粮食总产量占全国的1/5，商品粮总量占全国的1/4，粮食调出量占全国的1/3。黑龙江省地处东北黑土区核心区，2022年粮食总产量达1552.6亿斤，占全国的11.3%，连续13年居全国首位；粮食作物种植面积达22024.8万亩，占全国的12.4%，同比增加197.9万亩；耕地面积达2.579亿亩，居全国首位，其中典型黑土耕地面积达1.56亿亩，占东北典型黑土区的56.1%。
尽管东北地区农、林、牧、渔等初级农产品年产量较高，但受限于规模小、分散经营的小农模式，其发展仍受到一定制约。为了克服农产品产业链短、附加值低、经济效益较差等问题，必须积极发展现代化大农业，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目前，黑龙江省的农业机械化程度已有显著提升。截至2022年底，黑龙江省拖拉机保有量达155.8万台，较2012年增加327.6%；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98%，稳居全国第一方阵；19.5万台大中型联合收获机全部投入使用，不仅推动了农机装备产业的转型升级，还有助于提高农机精准作业水平，进一步提升农业生产效率。
第二，依托冰雪资源优势，激发旅游消费活力。冰雪资源是一种具有市场潜力的生活消费型资源，为东北地区发展旅游业创造了更多可能。长期以来，淡旺季显著往往是旅游业发展的常态，全国旅游业普遍在冬季进入淡季，这对东北地区来说却是发展冰雪旅游业的宝贵机遇。但我国冰雪资源丰富地区却面临着“一流资源，二流管理，三流服务”的客观现实。
为改变这一现状，2023年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联合发布了《东北地区旅游业发展规划》，明确提出以现有的旅游交通为骨架，充分利用独特的冰雪、森林、滨海三大资源作为产业核心，组合成冰雪产业、森林旅游产业、滨海旅游产业“大集群”，从而实现区域内产品共建、资源共享、客源互送的目标。作为中国冰雪资源丰富的省份，黑龙江省出台《黑龙江省冰雪经济发展规划（2022—2030年）》，推动冰雪运动、冰雪装备、冰雪旅游全产业链的协同发展；吉林省也提出打造冰雪和避暑休闲生态旅游等“万亿级”大产业的发展目标，目前已建成75座不同规模的滑雪场和94家各类冰雪欢乐谷。
2023年底，依托浓厚的冰雪文化氛围及细致化服务理念，哈尔滨冰雪旅游和冰雪消费迎来快速发展机遇，城市品牌的热度通过互联网传播而持续扩大。2023年，东北地区冰雪旅游以哈尔滨为核心产生辐射效应，带动全域旅游的发展，提振了消费信心，并出现了远超预期的线下消费热潮。这标志着东北地区正成功地将自然资源转化为旅游资源，实现了冰雪经济的快速增长。
第三，依托工业根基，推动传统产业向现代产业转型，培育新质生产力。东北是我国重要的老工业基地，拥有一批关乎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战略性产业。
自东北振兴战略实施以来，东北地区借助各类政策工具，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企业发展状况均得到显著改善，宏观经济平稳发展。尽管如此，长期以来，东北地区仍面临着产业结构单一、传统产业转型困难、新动能成长不足等问题。
在此背景下，东北地区应依托富集的科教资源，借鉴法国里昂、美国匹兹堡等资源型城市转型的经验，采取恰当的政策，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具体而言，应致力于发展具有东北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以此促进传统产业向现代产业转型，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东北地区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下东北地区经济发展的路径探索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十四五”规划指出，要“立足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发挥各地比较优势”，“优化重大基础设施、重大生产力和公共资源布局”，“逐步形成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生态功能区三大空间格局”，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基于此，需要从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全局视角出发，结合国防、粮食、生态、能源、产业五大定位，深入分析东北地区的实际情况，打造区域分工和区域协调并重的东北地区经济发展路径。
（一）充分利用东北地区在国际市场分工中的区位优势，提高对外开放合作水平
当前，东北地区毗邻东北亚的区位优势仍有待合理开发、有效利用。对此，要紧紧围绕“五大安全”战略地位，完善中心城市功能，强化面向东北亚的区域开放合作。
具体而言，一是以边境口岸为重要平台，打造国内市场东北延伸带，建立边境自由贸易区，发展边境自由贸易，实施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政策。通过东北货物借助境外港口南运，加强与俄日韩产业链供应链联系的紧密度，从而优化经济地理格局。
二是推动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建设，加快构建面向东北亚的交通网络，积极参与国际运输走廊建设，降低本地区的物流成本。同时，加强辽宁港口与俄远东地区港口的互联互通，构建覆盖东北亚地区的关键转运枢纽，推动口岸集群发展和对外开放平台建设。
三是利用RCEP带来的发展机遇，用好RCEP关税减让与原产地累积规则，推进东北与日韩制造业产业链的深度融合。同时，积极推动经贸往来，拓展开放合作深度，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活力。
（二）充分发挥东北地区在国内市场分工中的重要战略作用，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
在中国区域经济格局中，东北地区的农业优势、冰雪资源优势、产业优势、能源优势尤为突出。要充分利用这些优势，积极发展现代化大农业、推动传统产业向现代产业转型和培育新质生产力、发展特色旅游业，并加强同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西部大开发等国家重大战略的对接，以形成更为深入的区域分工和区域合作。
具体而言，应依托东北地区在中国区域经济中的功能定位，制定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区域发展战略，并促进区域间良性竞争与合作。
一是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确保国家粮食安全，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发挥农业规模化、机械化优势，协同推进农产品初加工和精深加工，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以拓展农业发展空间，促进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
二是以科技创新为动力，推动产业创新，加快构建具有东北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立足现有产业优势，整合和优化科教创新资源，改造提升传统制造业，积极培育新能源、新材料、先进制造、电子信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增强发展新动能。
三是推动东北地区旅游业高质量发展。包括优化整合区域资源，完善旅游基础设施及配套建设，提供优质旅游产品。同时，推进旅游交通一体化、营销推广一体化、市场监管一体化、服务标准一体化，以全面提升旅游业的竞争力和吸引力。
（三）打破要素流动配置的体制机制壁垒，畅通国内要素市场大循环
当前，市场化改革滞后仍是东北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掣肘。2022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明确指出，加快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制度规则，打破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打通制约经济循环的关键堵点，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加快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
对此，东北地区在中长期需破除体制障碍，加强制度建设，畅通国内大循环。
一是为各类经营主体创造稳定、透明、规范、可预期的法治环境，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营商环境，并提供有效保障。
二是提高企业和市民的参与度，转变政府职能和定位，注重城市内企业、市民利益诉求的表达和实现，确保政策更加贴近市场需求和民生福祉。
三是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以缩小东北与先进地区在市场化和开放度方面的差距。积极接受先进地区的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等资源的辐射，用制度型开放倒逼行政体制改革，深化市场化改革，形成平等准入、公正监管的规制体系。
作者简介
孙久文
孙久文，男，1956年生，北京人，经济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二级教授，中国人民大学杰出学者特聘教授，教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首席专家（区域经济学）、全国经济地理研究会会长、中国区域科学协会副会长、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先后在《经济研究》、《管理世界》、《中国工业经济》、《中国农村经济》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200余篇，出版著作和教材20余部，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2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专项项目1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应急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项目、国家各部委和地方横向课题等共50余项。受聘兼任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自然资源部《全国国土空间规划（2020-2035）》专家委员会成员、北京市西城区专家顾问团顾问。获得国家“五个一”工程著作奖、北京市科学技术二等奖等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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