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洋：怎么让"大环境"好起来？我建议政府带头花钱
姚洋：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来和大家做一个交流。我今天讲的主题是二十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如何提振民营企业信心的问题。
第一部分是关于我们民营企业的一些理论，三中全会在这方面的表述很大程度上继承了过去几次重要会议的成果，但与此同时也有一些新的地方，特别是强调“同罪同罚”，强调对“两个毫不动摇”的坚持等。
在此之前，大家对于三中全会的一些改革措施有所期待，特别是目前民营企业信心不足的情况下，大家希望三中全会“放大招”，拿出一个显著的改革或经济振兴的方案。但三中全会实际上没有这方面内容，我觉得中国改革开放走过了这么多年头，恐怕现在更重要的不是在改革方面放大招，而是要把过去改革改对的地方、走对的路，在理论上总结出来。
我们所谓的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在20世纪90年代基本完成了，现在要做的是在理论上有所建树。
第二个方面，我们怎么看待当下的经济？民营企业家总是有一种无力感，似乎中央出台的民营企业支持政策无法落地，这是因为这些政策和我们短期的宏观经济有些矛盾冲突。
我们现在经历的是一个调整时期。2018年以来我们经历了各类调整，这些调整对于我们长期经济的表现、整个国家经济的健康，还有党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但它会造成一些短期内的问题。在现实中，我们还得要有一些切实可行的办法让经济转起来，经济好了，大家信心就回来一大半。
先讲一下理论的问题。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此以后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才真正走向正轨。
第一个完成的改革是价格改革——1994年汇率并轨。当时人民币大幅贬值，官方汇率从5.5一下贬到了8.5，后来调到8.25。1994粮票正式取消，标志着计划经济时代结束了，我们真正完成了从计划到市场的过渡。
然后是国企改革。国企改革持续时间比较长，从1995年到2005年，建立了微观市场主体。在顶着巨大争论的压力下，改掉了80%的国企，这80%的国企要么破产，要么变成民营企业，整个企业部门轻装上阵。与这场疾风暴雨式的改革同时进行的是1998年到2003年社保体系的重建，农村地区开始建立社保。
此外，分税制改革确定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分税制是非常重要的改革，直到今天仍然是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的基石，由此中央获得了财政收入。金融改革成立4个资产管理公司，整个金融体系轻装上阵，抓住历史机遇加入世贸组织，政府改革砍掉了一半的部委和好几百个副部级以上的干部，清理乱收费……
如果没有这些改革，我们的经济不可能有10年的飞速增长，因为包袱太重了：国企的包袱、银行的包袱、政府的包袱……过去20多年所谓的“没有改革”，是因为在上一个时代我们奋不顾身地都改了，在这些当时看来非常激进的改革的树荫下才有了这么快的增长。我的理解就是要把过去20多年、特别是90年代改对的地方，要用理论给它固定下来。
过去一段时间我们一直在不断重复“两个毫不动摇”，就是要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经济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
有些人说这里头还是有前有后的，对公有制经济是巩固和发展，对非公经济是支持还有引导。有人说，“引导”说明非公经济还是从属地位。
我的理解是，过去一段时间，由于我们的法律环境，还有政府的行政不规范，非公经济的确有一些不规范的地方，因此需要引导非公经济的发展，而不是说整个非公经济都需要去引导。
此外，三中全会还提出了优势互补，一些竞争性、创新类的行业，应该让民企来做，对侵犯各种所有制经济产权和合法利益的行为实行同责同罪同罚，完善产权保护。结合最近一段时间地方政府对民营企业采取的某些“过度执法”的现象，全会把这些写出来是有深意的，说明中央还是注意到要纠正这方面出现的问题。
我还想和大家探讨一下理论一点的问题。
首先，大家知道全会提出到2035年我们要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没有再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了。我个人的理解是，我们的初级阶段已经接近尾声。
我们可以对照一下1987年十三大报告里提出来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目标就是要摆脱贫困，从农业国变成工业国。中国目前的农业比例已经非常低了，占GDP的比重不到8%，也完成了脱贫攻坚。商品经济已经取代自然经济，基本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或者混合经济体制的改革。我们现在的工业实力按产值计算，占全世界35%，把世界上最发达的7个资本主义国家——G7加起来，将将和我们持平。而且，这个比例还在上升中，我估计最终中国制造业占世界的比例大概会接近美国在二战后的水平，也就是接近45%。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尚待时日，但至少全民艰苦创业这个阶段已经完成了。
业已经有了，现在要做精，要发展新质生产力，而不是纯粹做大，这些问题可以归结到一点——社会主义是不是具有长期性？我们应该如何理性地对待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是一个自然发展起来的社会形态。我理解的资本主义最显著的特点不是搞市场经济，也不是有私有制，而是国家没有主导思想，听任市场和社会的自我发展的状态。
资本主义的缺陷是资本处于有利地位，劳动者处于不利地位，我们说的资本剥削劳动，并不是资本本身的行为，资本只是一个生产要素，可以剥削工人的是资本的拥有者。为什么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的拥有者可以这样做，而工人无法摆脱被剥削的命运？因为资本拥有者拥有权力，权力可以让人做他们不喜欢的事情。
资本主义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个体的决策蕴含着资本主义的动荡因素，直到今天，尽管宏观经济学家宣称找到了“熨平经济波动”的办法，但事实上依然无法避免这样动荡。正如美国很快又会有一场这种也许不是那么大的危机，否则它无法解决目前积蓄的这些问题。
但是资本主义不必然灭亡，技术进步在支撑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而社会主义也不是自然发生的，特别是在中国搞社会主义。
按照马克思的设想，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只能在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里成功。但无论是苏联还是中国，都是在一个贫穷的国家搞社会主义，所以我们的社会主义是共产党建构的一个理想社会，它有建构的成分。
首先，要有一个目标，要有一个理想。到了今天，我觉得共产主义的理想，最重要的就是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所谓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就是要调动每个人的潜能，每个人都是特殊的，每个人在社会里都有独特价值，每个人应该成为自己的主人，成为能动的人，这才叫自由的和全面的发展。
第二，统合个人和社会目标，因为我们看到了资本主义的问题，人类社会本身就在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之间摇摆。正因为我们能够形成组织形成集体，所以我们才活下来。社会主义并不是完全的集体主义，而是要在个人和社会之间取得一个平衡，而不是像资本主义那样，完全把社会和经济都交给个人。
要统合个人和社会的目标，就一定要有强有力的组织，这个组织就是中国共产党。党是中国人民的先进分子组成的先锋队，是选贤任能的结果，也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
而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一定是混合经济体制，那是由效率决定的。一个没有效率的制度，最后是会被淘汰的，因为这个世界存在竞争。我们知道民营经济是一个国家保证效率的最重要的保障。既然搞混合经营体制，那就要按要素分配，所以三中全会的表述非常明白，就是按照要素的边际贡献来给报酬，这是提高效率的前提。
而政府要做的就是调节经济，保证各项要素平等地参与经济活动，不光要限制资本，还得要限制个人，这样才能保证不会产生剥削，然后对收入进行二次分配，保障共同富裕。
第二个大问题，如何平衡目前调整和短期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首先，新时代的主要任务是矫正业已出现的问题。改开时代是个人主义扩张的时代，虽然改开时代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但也出现了很多问题，比如腐败、政商联盟。
我遇到的好的民营企业家，他们都坚持和政府之间保持一种总书记2014年讲的“亲清关系”：不忌惮和政府官员走得很近，且绝对和政府官员没有任何的资金往来。这样的企业家才能走得远，也能做得好，这在社会主义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做企业的底线。在美国也是一样，马斯克这个例子，他觉得自己啥都能干了，其实离他走下坡路就不远了。
有个别的企业家从来没想过怎么把企业干好，也没有正经的生意，就靠编织一张政治经济的网络来骗钱掏空中国。还有个别颇有些“胡雪岩情结”，大家知道胡雪岩是清末的民营企业家，但他同时是三品顶戴花翎，因为他参与了政治斗争，支持左宗棠，得罪了李鸿章，最后被抄家郁郁而终。
我们的企业家就要汲取这样的教训，学者也是一样的。我们帮党做事，帮政府做事，是我们应尽的义务，不是我们可以吹嘘的东西，更不是可以用来交换利益的东西。我们应该守好自己的底线，不能期待把这些转化成你的收益，更不能以此来形成你自己的势力。如果这么干，基本上离你这个企业灭亡非常近了。
除此以外还有党组织的涣散、过度市场化、过度金融化……新时期就要矫正这些问题。所以，有的企业家老问“为什么政府对经济无动于衷”，因为相比于经济增长目标，这些调整对于中国社会、对于中国经济，长远来说才是更重要的，这是中央的判断。
当然因为中央的决心很大，可能在具体方法上出现一些问题，比如一刀切、急于求成。我想重点讲一下地方政府债务处置的问题。
我们现在的财政原则是以收定支，在困难的时候让地方政府学会过紧日子，我认为这是不恰当的，因为这违反了一般的经济规律。凯恩斯早就告诉我们了，这叫节俭的悖论——在困难的时候，越节俭越困难。相反，越是在困难的时候越要花钱，那么问题是谁来花？现在个人和企业在大环境的压力下不敢花钱，那么只能由政府花。
很多人觉得中国是“大政府”，其实我们的政府相对于我们总人口来说是太小了，而不是太大了。大家可以对比一下美国，美国政府雇员占人口的17%，也就是吃皇粮的占17%；17%放在中国，满打满算加起来大概是5000万人吃皇粮的，而实际上我们的政府才800万人。政府本身实际上不大，但我们形成了一个错误观念：政府太大了，花钱太多，所以要管一下他们。
当下我们处置地方政府债务的方法是“谁家的孩子谁抱走”——隐性债务要清零。除了像上海这样个别“财大气粗”的地区，其他省份的清零难度是很大的。现在中央要求各省自己解决，而且要以市场化的方式解决，也就是说得卖资产，但这些政府的资产往往有自己承担的特定功能，要变卖谈何容易，最后导致的结果就是地方财政空前紧张，非税收入大幅度增加——今年上半年全国平均下来增长大约是20%。
非税收入从哪来？很多都是各种明里暗里的罚款，后果就是民营企业承受压力。所以地方政府没钱，民营企业当然不会有信心。现在老百姓常说“大环境不好”，所以不愿意消费，把钱都存起来，去年全国储蓄增加18万亿。想让老百姓消费，就必须让大家对未来有信心。地方政府的支出占GDP35%，一旦地方政府不消费、不投资、不发工资，对信心影响太大了。
所以，首先地方政府的债务得认，这是沉没成本，其次花钱尽量避免浪费。
现在地方政府的财务虽然肯定有浪费，但至少80%变成了资产，依旧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上，依旧属于人民，这就是左口袋和右口袋的问题，而且很多都是借的国有银行的钱。在朱镕基时代我们的做法是一笔勾销，包括这里头的三角债，剩下的打包卖出去，然后地方政府再卖一些资产，银行、金融机构认亏——我估计最后认亏的部分不会很大，这样就把地方政府救了。
清华经管学院院长白重恩计算过，疫情期间地方政府总计负债4万亿。那么，我们如果先发一个4万亿的特别国债，让地方政府把钱还了，等于把4万亿的流动性放给市场，民营企业信心就回来了。
三中全会提出了一个长效机制，我认为可以算是三中全会最重要的改革，就是通过编制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把地方政府管起来。这个厉害了——负债全显示在明面上，也包括国有企业，所有利用了政府资源、甚至政府声誉的，全都要纳入政府的资产负债表里。在这种情况下，负债就藏不住了。中央可以监督，人大代表可以监督，老百姓也能监督，我觉得这是最终解决地方债的唯一方法，时间很紧，任务很艰巨，而且地方政府肯定是想一万个理由要阻止改革，因为他们不想“裸泳”。
最后，包括我在内的几位学者一直在呼吁不要怕负债。
中国广义货币供应量（M2）高是和金融体制，以及我们的老百姓、企业甚至政府爱存钱的习惯有关系。钱存进了银行，银行就必须把这一大笔储蓄就贷款出去，不然就亏了。要贷款就要有需求，需求方是个人、企业、政府，但我们有很多的资产可以拿出来抵押，我们的净资产是GDP的7倍，而且这里民间占有是大头，75%是民间占有的，政府只占有1/4，拿这些资产去抵押就可以贷出钱，对经济学家来说，货币就等于债务，M2既债务也是货币。
所以，没有必要拿中国的M2跟美国的M2比，但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观念还停留“中国负债太高，宏观债务率太高”，不仅是政府，连老百姓和企业家都这么想。大家害怕通胀，但实际上现在是通缩，我恨不得现在就发生通胀。目前我们的货币流通速度是在下降的，因为现在资金空转很厉害，一定要增加货币，也就是增加债务，没有钱就不可能有需求。
中国现在的情形是供给远远大于需求。政府一旦借贷，资金通过政府还给企业，企业马上就能产生需求开工生产，因为开工率低，无论多少需求都能满足，所以一定不会通胀。美国通胀率为什么那么高？是因为美国和中国不同，它已经充分就业了，而中国有巨大的生产潜力，我们是不怕通胀的。
那么，谁来加杠杆呢？企业虽然有钱，但不愿意加杠杆，都在观望；居民也不愿意加杠杆，不仅没有再增加按揭，反而提前还贷，所以按揭是负增长，需求都变成储蓄了。现在唯一的选择就只能政府加杠杆。只要能保证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今天的负债完全可以由未来负担，政府在其中起到了一个时空转换的作用，我认为这是一个挺好的交易。
最后，总结一下，我认为政府地方政府是提振国内需求的中枢之一，另一个是房地产；如果把房间里头两头大象放着不管，去搞个人消费，是没用的。我们要突破这种自然经济的想法藩篱，让地方政府加杠杆，发放显性的地方性国债，再以改革来约束隐性债务的扩张，发挥地方人大的作用。这样的改革不仅是改政府预算，也不仅是改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更意味着地方人大作用的大大加强，这才是真正的改革。
来源|底线思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