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狂教授：从荷兰骑行到上海
当他刚骑到德黑兰两天，伊朗与以色列之间突然爆发了冲突，前往土库曼斯坦的过境签证暂停发放。
文| 金姬
奥雷·伯曼在骑行中从未遇到抢劫、伏击或绑架，行李也没有丢失，但他还是遭遇了意想不到的变故而不得不改变行程。
当他刚骑到德黑兰两天，伊朗与以色列之间突然爆发了冲突，前往土库曼斯坦的过境签证暂停发放——这里本来是奥雷计划前往的下一站。无奈之下，他只得放弃了这一段路的骑行，转而飞去阿联酋迪拜，再从迪拜前往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继续自己的旅途。
在塔什干，奥雷足足等了4天才拿到自己的行李，其中就包括他最重要的伙伴：自行车。“那一刻的安心感难以言喻。”他回忆道。
今年2月到7月，64岁的荷兰教授奥雷·伯曼（OleBouman）从荷兰阿姆斯特丹出发，终点是上海，完成了跨越10756公里的骑行旅程。
奥雷·伯曼以骑行的视角，沿着丝绸之路，展开了东西方文化的对话。
奥雷·伯曼的旅程涵盖了18个国家，历时156天，全程骑行使用18公斤自行车，携带45公斤行李；
经历了3次爆胎，跨越约300条河流和溪流，翻越约100座山脉，穿越3个沙漠，经历3个季节，使用8种货币，跨越16个语言区；
参观500个历史古迹，穿越1个战区，见证100个战争纪念碑，记录下1000个和平的瞬间。
回到上海，奥雷·伯曼（OleBouman）和同济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的学生共同策划展览——“东游记”(JourneytotheEast)。
9月上旬的一天，身处欧洲的奥雷·伯曼接受《新民周刊》越洋采访时表示：骑行是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
自行车王国的孩子
奥雷·伯曼的家乡荷兰，有“自行车王国”的称号。据荷兰统计局统计，2023年荷兰大约有2350万辆自行车，比荷兰2023年统计的总人口数1781万还多。
至于荷兰人为什么那么爱骑自行车，一方面是因为荷兰全国地势相当平坦，在这里骑车完全不必上下丘陵和山脉，骑自行车方便又轻松。荷兰全国与自行车相关的设施建设也十分完善，就连火车上也设有自行车可停放的车厢。
另一方面，荷兰人非常注重经济、环保，而自行车在短途中这两方面优势很明显。
此外，荷兰人认为多骑自行车既能锻炼身体、接近自然，还是亲朋好友间情感互动的好方式。据统计，荷兰人平均每人每年骑车979公里。
奥雷·伯曼记得自己和自行车的真正结缘是在他8岁的时候。“我从爸爸那里得到了一辆自行车。我仍然记得找到速度和自由的快乐，把我的世界扩大了几公里。”
奥雷·伯曼小时候生活的地方，是荷兰风格派画家蒙德里安的诞生地阿默斯福特（Amersfoort）。1960年，奥雷·伯曼生于这座荷兰中部城市，父亲是荷兰人，母亲是德国人。
“我母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德国来到荷兰，她学荷兰语很快。我们家有五个兄弟姐妹。”在奥雷·伯曼4岁的时候，他们全家搬离了阿默斯福特。
“父母给我一辆自行车是有点冒险的，幸好我们住在一个相当安全的村庄，机动车很少。”
要知道，上世纪60年代的荷兰曾以小汽车主导为主，但日益增多的交通事故导致儿童伤亡引发社会人士强烈的不满。在相关社会团体不懈的呼吁下，城市管理者逐步转变了观念，开始发展以自行车为主的可持续交通模式。
奥雷·伯曼至今都保留着一张他12岁时在阿姆斯特丹参加某条自行车道启用典礼时的照片。对他而言，他也算见证了荷兰发展骑行的历史。
上世纪80年代，荷兰许多城镇效仿阿姆斯特丹，开始引入一系列措施，让人们骑自行车能更安全和便捷。
奥雷的职业和身份变化很多，但他始终把骑行当作自己的最大爱好之一。
奥雷·伯曼也不满足于父亲给的蓝色儿童自行车。他做了一个夏天的报童，攒钱买了第一辆公路自行车（相当于人民币800元），不断扩大自己的骑行范围。
而后，他又在法国蔚蓝海岸洗了一个夏天的碗，为这辆自行车配上了高端组件。
中学毕业之后，奥雷·伯曼进入了代尔夫特理工大学主修建筑，而后又前往阿姆斯特丹大学学习文化学。
历史学家、作家、摄影师、建筑师、杂志编辑、出版人、策展人、教授……几十年过去，奥雷的职业和身份变化很多，但他始终把骑行当作自己的最大爱好之一。
一场特殊的设计课
2005年，45岁的奥雷·伯曼第一次来到上海，在南昌路的一家网吧里作了一场演讲。那时的上海，已经不是一座“自行车城市”。
此前，2010年开始，奥雷·伯曼每年都会到深圳工作一段时间。2015年，奥雷·伯曼选择长期留在中国，开启与中国的“对话”——担任第五届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创意总监，改造老玻璃厂房，建立新博物馆……
兜兜转转之后，奥雷·伯曼在2022年正式到上海工作，担任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
2023年10月，在“一带一路”倡议十周年背景下，奥雷·伯曼在网上公布了自己的“东游记”计划。
“这次自行车之旅的关键原因，是我对东方的深深敬重和迷恋，这对我的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我的母亲来自饱经战火的德国，使得我的家庭一直将东方视为意义之源。在对自己祖国的文化方向感到失望后，我的职业生涯在中国找到了新的目标。”
在他看来，“东游记”就是一场“东西方文化对话”。
近十年间，奥雷·伯曼在中国的工作充满机遇与挑战，“我学到了一些‘中国式’的思维方式、运作模式、管理方法等等。但造成东西方文化差异的根源在哪儿？我从未真正接近过这一问题的核心”。
旅途中的记录
“东游记”也是奥雷·伯曼对骑行的一种致敬。
“骑行文化以最浓缩、原始或者说凝练的方式，代表了生活的方方面面。人类行为、政治格局、社会安排、多样的环境、气候条件、感知的强烈度，只要你跨上自行车开始踏行，尤其是与他人一同踏行时，这一切都会展现出来。”
奥雷·伯曼还把“东游记”设计成一堂特殊的大学课程。作为2024年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春季学期新开设的专题设计(Ⅳ)系列子课程。
“东游记”结合线上线下教学模式，将旅程拆解为一系列课程单元：奥雷·伯曼每周在线分享并解读行程中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而同济学生们则探讨与表达自己对东西方文化的理解，分享对伯曼教授骑行旅途的建议，最终合力完成一本《东游记》的著作，并策划完成一场展览。
奥雷·伯曼将骑行的自行车作为“东游记”展览的展品展出。
通过4个月的准备，今年2月1日，奥雷·伯曼从阿姆斯特丹出发。
“我专门为这次旅行买了一辆自行车，我认为这是一生中只有一次的项目。我一直在寻找一辆非常可靠和坚固的自行车，它可以承载所有的重量，在路上支撑我半年。这辆自行车成了我的好朋友，它把我安全地带到了上海。”
在上海的同济学生，也成为他的“后援团”——有的时候往南骑到一半，有同学在课上给伯曼教授出谋划策：另外一边某个地方感觉更有意思。第二天，他就会转头向北。“我们交流很多，这其实并不是一种单向的教学，因为这条路对所有人来说都是陌生的、开放的，包括我自己。所以有时候我也觉得，大家更在给我上课。”
重新认识世界、了解中国
在德国特里尔，奥雷·伯曼特意路过了马克思的雕像，这座雕像是中国送给特里尔市的礼物。它面前的说明板还用中文写下：马克思，是特里尔市最著名的儿子。“我在欧洲生长，但这里的许多东西，我自己之前都从来没有发现。”他说。
除了邂逅“中文”，旅途中也有不少意想不到的中国元素。有一天他逛完了成吉思汗的后代修筑的苏丹尼耶圆顶，这是一座被绿松石琉璃瓷砖覆盖的宫殿。正当他准备继续自己的旅途时，一位骑摩托车的男人追了上来，告诉他：一定不能错过附近的“龙谷”——在这里，中国工匠受统治者的委托，在岩石中雕刻出了两条“巨龙”。
除了随处可见的中国元素，还有人性的善。在伊朗，奥雷·伯曼曾在凄风冷雨中翻越一座山岭，一辆陌生的汽车静静地紧随浑身湿透的他，“后来我明白了，司机想让我坐进他车里避雨，好暖和一点儿”。
两人素昧平生，语言不通，宗教不同，“这不是我索取的善意和款待，是另一个人自主而生的善念。而这样的善念伴随着我整个旅程”。
奥雷·伯曼在土耳其遇到一位来自中国广州的骑行者。
每到一个大节点，奥雷·伯曼都会停歇一会：滑铁卢、维也纳、伊斯坦布尔……他在这些城市，用各种不同主题的活动来回顾之前的旅程。
“有的时候我会作演讲、办展览，或者和各种各样的人开研讨论坛。人们可以通过我拍的照片，看到我眼睛所看的东西，这样我的旅行才不会变成一个黑洞。”
当骑行到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时，奥雷·伯曼看到了广袤的建筑群——从冷战结束前的办公楼到工厂——已经沦为被遗忘和荒废的牺牲品。“骑行这些国家，你见证的是资本主义接管的直接后果。除了欧盟的几个声望工程，你能感受到的是大多数未能抓住新机遇的当地人所付出的生存代价。”
因祸得福的是，因为在塔什干的意外停留，也让奥雷·伯曼认识到这座城市也是丝绸之路上东西方的历史交汇点，与撒马尔罕、布哈拉、梅尔夫、希瓦和乌尔根奇等城市齐名。
5月10日，奥雷·伯曼抵达新疆。从伊宁进入，途经乌鲁木齐，再深入到广袤的戈壁沙漠。
他在交河故城领略佛寺遗址的宏伟与宁静，在瓜州的博物馆聆听玄奘法师取经的传奇故事，游历敦煌莫高窟和张掖大佛寺。在兰州，领略多元文化共处的魅力；在洛阳，探访老子的足迹。他一路向东，踏入华夏腹地。
7月5日中午，奥雷·伯曼终于抵达上海同济大学。8天后，名为“东游记”展览在浦东碧云美术馆开展。
展厅正中央，摆放着奥雷·伯曼的“亲密伙伴”——那辆伴他骑行万里的自行车。
他把自己的行程打印下来，和丝绸之路、玄奘西行，还有马可·波罗的东方之旅绘制在一块地图上。
展览结束后，奥雷·伯曼还将出版《东游记》这本书。而对于下一段骑行旅程，他还不确定，“我不敢相信我会找到另一段这样的旅程，因为这是一个跨越地理和文化的探索之旅，承载着的历史厚重和人类智慧的积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