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发秩序是一个“体系”概念
作 者：朱海就
很多人会把自发秩序等同于“自发演化”，然而并非如此，它实际上是一个“体系”。这个体系不是自动存在的，而是运用特定的理论知识“建构”出来的。当这个体系建立起来时，自发秩序才是可能的。
社会是观念的构造物，不是被这种观念建构，就是被那种观念建构。任何一种社会，都为相应的观念所建构。比如前苏联的计划经济社会，是计划经济观念的建构物，相反，在阿根廷，米莱政府正试图用奥派经济学的思想去建构社会。假如人们想拥有一个自由与繁荣的社会，那么他们就不能停留在保守传统的制度上，而是要运用“使自由与繁荣的社会”得以可能的“理论”，把它作为工具，去把这样的社会建构出来。
这种“理论”关系财富的生产，关系到普遍的分工合作能否实现，这使得它成为一门有关人类生存与发展的物质条件的科学，因此，它不同于哲学与历史等等学科。它最为充分地体现在奥派经济学，尤其是米塞斯与哈耶克等人的思想中。这种理论是抽象的，它所包含的目标（自发秩序）也是抽象的。也正是因为这种抽象性，才使得一个社会的“自由”具有可能性。换句话说，假如指导一个社会的理论是具体的，目标也是具体的，那么这样的社会就不可能成为自由社会。
这种理论是“形而上”的。人们需要认识到，在“具体”（如道德、法律、国家体制等制度）之上，还有“形而上”，因此不能简单地用既有的制度作为衡量或检验一件事物好坏、优劣的“标准”，因为制度作为人的行动的产物，不能被认为有“定势”。假如把某种制度（如秦制）“定”下来，那么社会就会停滞发展。我们所能够确定的，是抽象的理论以及包含在理论中的原理，而不是“制度”。
一些国家在世俗化的道路上走了回头路，还有一些国家，在市场化的道路上也走了回头路，正是因为他们把某种制度视为不可动摇的真理，把维持这种制度视为目标，而不是把自发秩序视为目标。制度本身并不具有圣神性，或者说，具有圣神性的，是确切的原理。我们所使用的某种制度，有可能是历史上某个人或某些人的错误观念的产物，比如法币、秦制以及高校经济学界“以计量来检验论文”的风气等等。这些被长期使用的制度，都需要人们借助于上述“理论”去纠正。比如哈耶克为法币问题专门写了《货币的非国家化》一书。
自发秩序正是建立在上述“理论”之上的“体系”，它是人们有意运用这种理论知识的产物，而不是自然而然的产物。这个体系，使个体有机会充分利用他的知识，使产权得到有效保护，使价格机制能够有效运转，使他们能够对制度或其他方面充分发表自己意见，这为经济的不断发展，制度的不断改善提供了动力。
一个社会中的有识之士，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要建立和维护这个保障自发秩序有效运作的体系，使社会走上自发秩序的轨道。建立这个“体系”的努力，主要包括观念建设与制度建设两个方面。它的目标，最终是使一个自上而下的、统治型社会被一个自下而上的、个体行动受普遍规则保护，在此基础上可以进行自愿组合的社会取代。当一个社会走上这样的转型之路时，它也将走上持续的繁荣之路。这些有识之士的“美德”或“爱国精神”，也将体现在他们建立自发秩序的体系的努力之上。
然而，长期来，人们往往是任由社会被某些观念所支配，而这些观念所塑造的社会，往往是与自发秩序的要求相悖的，这使一个社会陷入到停滞中。这种情况之所以出现，是因为人们缺乏上述理论知识，特别是“建立自发秩序体系”的意识。当他们缺乏这样的理论知识时，他们也缺乏一个检验不同观念与制度的‘“标准”。如上所述，当人们把建立自发秩序的体系作为重要的目标时，相关的理论与规则将成为检验既有的观念与制度的“标准”。假如一个社会没有这样的标准，那么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目标都有可能被说成是“对”的，比如“保障皇权”将被说成是“对”的。在这种情况下，自发秩序就不可能出现，这正是历史上所发生的。
一个社会有没有能力建立自发秩序的体系，是一个社会能不能实现转型的条件。成功的转型，只是在已经建立自发秩序的体系的基础上，“助推一把”，而不可能在一个社会完全还没有建立自发秩序的情况下就会发生。历史上，在有的国家，一次次的革命之所以没有实现社会的转型，社会仍然陷入到“专制-革命-专制”的循环中，正是因为在这样的社会中，缺乏建立自发秩序体系的能力。
当建立自发秩序体系的能力具备时，社会的转型才会自然地发生。这个能力的建设，首先是观念上的，然后是制度上的，它不只是少数革命家的任务，也是普遍大众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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