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居在上海奔忙在平遥
用“中国通”来形容马可·穆勒远远不够。今年70岁的他不仅汉语说得好，还是中国电影研究专家，是把中国电影推向世界的第一人。他曾担任多个国际电影节的总监，对于当时没搞懂“总监”是什么职位的中国电影人来说，他们一概亲切地喊他“马主席”。如今，他的生活和工作重心都已转向中国：他和中国太太及女儿定居上海，他还是上海大学特聘教授及电影艺术研究中心艺术总监。第七届平遥国际影展刚刚闭幕，身为首席顾问的马可·穆勒，又要开始为下一届做准备了。
穆勒和杜阿梅（1976年沈阳）
穆勒和李少红、巩俐
●真诚才是荐片“必杀技”●
马可·穆勒跟中国的缘分，从上世纪60年代就开始了。当时还是中学生的他对中国这个神秘的东方古国充满了向往，16岁就开始在意大利中国友好协会办的夜校里学汉语。
1974年，穆勒来到中国，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批意大利留学生。他先在辽宁大学研究群众文艺，然后又转到南京大学。当时，他和同学、法国电影活动家杜阿梅常常晚上一起翻墙出去看电影、听评弹。
“当时我们上学是半工半读，每学期要出去劳动一个月，纺织厂、钢铁厂都去过。我们觉得特别骄傲，因为可以跟中国老百姓交流。”穆勒笑言，当时他去百货大楼买灯泡，外面最起码有几百人等着看他这个“老外”长啥样。
1977年在南京的一个篮球场上，穆勒看到了露天放映的谢晋版《红色娘子军》，惊为天人。他觉得这部作品既包含了苏联现实主义，又有古典好莱坞的风格，还有上海老电影的传统。从此，穆勒下决心要继续学电影。他一口气扎进了中国电影史，逐渐精通中国电影的发展脉络，这成为他后来能准确把握住一股又一股中国电影浪潮的重要原因。
1978年，意大利佩萨罗举办了一次小规模的中国电影展，仅放映15部作品。看到片单后的马可·穆勒失望极了，因为他在中国看到的好电影，片单里一部都没有。于是，穆勒决定自己在意大利办一场高水平的中国影展。旧金山、哈瓦那、北京、香港……他从全球各地找到从上世纪20年代到80年代各阶段的中国电影拷贝，于1982年在意大利都灵举办了一场名为“电的影子”的影展，6家影院放映135部中国作品，轰动了整个欧洲电影圈。
此后，穆勒以选片人、策展人、电影节总监等身份，在全球各大电影节中助推中国电影。尤其是2004年至2011年他担任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总监期间，李安导演两擒“金狮”、贾樟柯《三峡好人》获最佳影片奖、吴宇森获终身成就奖。
谈及向国际电影节“安利”中国电影的经验，穆勒坦言，他一直是从情绪出发，真诚才是“必杀技”。“我常跟选片委员会说，亲爱的朋友，这部影片真的打动了我！你们看看，如果有你们不理解的，我在旁边跟你们讲。”
因为语言和文化的障碍，有的外国电影人很难欣赏中国电影，此时就需要穆勒这样的“中介”翻译、解释。“1985年我把《黄土地》送到瑞士洛迦诺电影节，导演陈凯歌当时没去，只能由我上台做映前活动。我开了一场媒体会，给记者讲这部作品的历史背景、讲延安，因为他们对这段历史一无所知，只知道毛泽东。最后《黄土地》拿了银豹奖，还是我代领的奖。”
穆勒笑言，西方电影人最不能理解的是王家卫的《东邪西毒》，当年该片选送威尼斯电影节时，穆勒几乎每5分钟就得解释一下，这个人是谁，那里是什么意思。当然，有时也有一些小技巧，比如先定主竞赛入围影片，再根据作品筛选能够读懂这些作品重要性的电影人来担任评委。
●骑自行车为平遥影展上下奔波●
作为平遥国际电影展核心团队成员，马可·穆勒和贾樟柯，一手创办了这个兼具国际性与艺术性的年轻影展。
早在1998年贾樟柯导演的《小武》亮相柏林电影节时，穆勒就被其才华打动。两年后，贾樟柯的《站台》问世，当时穆勒虽然是洛迦诺电影节总监，却推荐《站台》去威尼斯电影节，因为他觉得这么好的作品，值得参加“三大”（欧洲三大电影节）。
“平遥影展是我们为贾樟柯的梦想服务。”穆勒说，贾樟柯一直想在自己的家乡办电影节。“2015年底我第一次来平遥，这个小小的古城让我想起了鹿特丹。鹿特丹电影节在冬天最冷的时候举办，这个时候不适合出去玩，大家都愿意在有暖气的室内看电影。我跟贾导说，在平遥古城办影展很理想，他马上说好，我们找个地方做电影宫。”
穆勒回忆，当时他和杜阿梅根据他们三十多年办电影节展的经验，为平遥影展写了一份提案。贾樟柯的导演地位是金字招牌，他来打通行政、融资等关节，马可·穆勒则利用他在全球各地的强大人脉来选片。首届平遥影展开幕前的大半年时间，穆勒独自一人待在平遥做筹备工作，骑着一辆“二八”自行车通勤。这辆自行车如今被放在电影宫里，成为见证影展诞生和成长的“文物”。
当被问及自己在平遥这7年的变化时，穆勒笑言：“我老了。当然我还有很大的热情。”但马上，他的语气低沉下来。“从今年开始，我最大的困难就是没有杜阿梅了。”这位跟穆勒一起工作了大半辈子的战友、他曾经的妻子，已于6月去世。穆勒说，来平遥的每一部外语片，他都跟杜阿梅讨论，甚至争论，“她会批评教育我。”提起她，穆勒神色伤感，写满怀念，“我失去了一个好伙伴。”
●与几代中国电影人结下深厚情谊●
电影策展人只懂影史和理论远远不够，优秀的策展人得是半个外交家，能在管理部门、导演、投资方、选片人、媒体等多方力量中纵横捭阖。穆勒在这方面显现出的素质令人叹服。从谢晋到陈凯歌、张艺谋、徐克、许鞍华、杨德昌、侯孝贤、李安、贾樟柯……穆勒与几代中国电影人结下了深厚情谊，构建起一个庞大的中国电影人朋友圈。
“国内媒体一直强调我跟内地第五代导演的关系，其实我不仅是香港电影新浪潮的见证者，也看到台湾新电影的崛起。”穆勒的语气充满自豪。上世纪80年代的华语电影新浪潮引起全球影坛关注，穆勒也贡献了一份力量。
热心肠、讲义气的性格让穆勒拥有极好的人缘，即便面对分歧、冲突，他也能做得体面、友好，深谙中国哲学里的以柔克刚、中正平和，因此有人说他，比中国人还像中国人。
比如，当被问及他的两位老朋友张艺谋、陈凯歌如今面临的创作争议时，穆勒笑言，张艺谋用这么负责任的态度拍类型片，他最为敬佩，而且他看到张艺谋把所有的激情和能力都放在了作品里。“我从来不会直接批评他们的作品如何，而是用提问的方式交流，为什么拍这个，为什么这么处理。我觉得最起码应该让他们说说自己的想法，这样我也能理解他们在电影审美上的选择。”
无论大导演还是电影新人，明星还是普通人，穆勒都表现出最大的热情，毫无架子。平遥影展期间，无论有多忙，只要年轻导演找他，“马主席”永远有时间。他耐心倾听年轻人的困惑和迷茫，始终想着能帮他们做点什么。
结束一天的工作后，穆勒一个人步行回住处时，被影迷拦，拉他去饭馆喝酒，与一群90后吃饭聊天。不过，穆勒只喝60度以上的白酒，而且必须是原浆。平遥古城里的居民虽然不看艺术电影，但他们几乎都认识“马主席”。他常去的一家饭馆，甚至推出了以他命名的套餐。本报记者袁云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