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胡守仁先生的读书人生
胡守仁先生（右）和研究生合影
敦伦同学让我为其令尊胡守仁先生写一篇纪念文稿，我无法推托，其因有三：一是胡守仁先生与我外祖是武汉大学中文系先后同学，此后又成为同事；二是守仁先生虽然未教过我，但他是江西师范大学中文系的祖师爷，据说他在中文系的弟子达十二代之多，因而我的老师大多是守仁先生的学生；三是守仁先生的公子是我的78级本科同学。有此三点缘分，我也就当“仁”不让了。
守仁先生重师承，这从他传承游国恩先生的楚辞研究可以看出来。据游国恩先生总结，“离骚”共有66种说法，他认为其应当是楚国当时的一种歌曲名称，意义与“牢骚”二字相同。这一创新而有证据的解释得到了很多学者的肯定，郭沫若先生曾明确地说：“‘离骚’两字的解释自来异说纷纷，只有近人游国恩讲得最好。”（《屈原研究》）
我们入学后，守仁先生已年近古稀，不再上课了。前辈老师曾经向我们说起胡守仁先生为他们上《楚辞》课的情景：守仁先生从游国恩先生的论述讲起，《楚辞·大招》有“伏羲《驾辩》，楚《劳商》兮”两句。王逸注：“《驾辩》《劳商》皆曲名也。”《汉书·扬雄传》又记载，扬雄曾模仿屈原的《九章》自《惜诵》以下至《怀沙》一卷，名曰《畔牢愁》。“牢”“愁”为叠韵字，韦昭解释为“牢骚”，后人常说发泄不平之气为“发牢骚”，其语源大约即出于此。“牢愁”“牢骚”“离骚”三个名词在音韵上是双声叠韵，可以互相通转。所以，《离骚》篇名不应该作为一个词组而应该作为一个词来解释，意即牢骚不平。守仁先生仅“离骚”二字就讲了一节课。
民国时期的教授比的是读了多少书，而不是出了多少书。在游国恩、刘永济、刘博平诸多名师的影响下，守仁先生养成了好读书的习惯，早晨4点即起床读书。一位文艺理论老师对我说：“胡先生读书用功是出了名的，你只要随便问他一位三流的唐朝诗人有哪些作品，他都会如数家珍地告诉你。”接着他又告诫我，“做学问要有新观点，不能光靠多读书。搞文学研究一定要学好文艺理论，否则拿不出新的观点。胡先生就是吃了这个亏。”此后我读了一些文艺理论方面的书，感到要学好文艺理论，还是离不开对文艺作品的理解。文艺作品越熟悉，对文艺理论的感悟也就越深刻。
面对旁人的议论，守仁先生依旧坚守老武大的传统，不轻易立说，不为趋时而作，这不能不说是受了其师刘永济先生的影响。刘永济先生在其读书札记《默识录》中，提出了“用古典文学理论来检查古典文学作者和作品”的观点。他始终反对生搬硬套西方文学理论话语体系来评价中国古典文学：“从文学发展看，西方文学史诗、戏剧、小说发展最早，我国则抒情诗发展最早、最盛，其原因不同。西方最古有所谓游行诗人以唱诗为业，其所唱的诗乃长篇故事，其中有说有唱伴以音乐，故其发展为史诗、戏剧、小说。我国最古即以‘颂美讥过’为诗，以‘劳者歌其事’为诗，皆抒情摅思之作，与西方分道扬镳，各自发展。”（《论刘勰的本体论及文学观》）因而，盲目用西方文学理论来“肢解”中国古典文学作品、批评中国古典文学作者未免太不近人情；而“以西方文法律国文，见其不合而非之，以今日语法律古文，见其不合而非之”的做法，不仅是治学者“不读书”而仅“以新奇为高”的表现，更是“车裂古人、囊扑文化”的不智之举。（《迂阔之言》）守仁先生的“好读书”不求“新解”，与永济先生所批评的“不读书”而追求“新奇”者，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近几年来，我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读书多的人大多长寿。耶鲁大学公共健康专家进行了一项长期调查：他们在11年中跟踪记录了3600名50岁以上人群的健康与阅读习惯。研究表明，每天读书的时间越长，寿命就越长。研究人员指出，读者在阅读中会追随作者的思路、人物或情节，这种深度阅读会让大脑保持活跃。此外，书籍还能增强同情心、社会认知和情商，这与延长寿命也有关系。
我认为，对一般人而言，读文学书会产生愉悦感，可以起到降“三高”的作用。对学者而言，不仅要从个人的知识需要来读书，更重要的是将读书作为人类文明传承发展的需要来理解。
孔子的伦理道德观念，“仁”是做人的底线，“学”是人性的提升。孔子对人评价最高的一个德行就是“好学”。守仁先生就是这样一位“仁”而“好学”的“人师”与“经师”。
作者：吴平，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