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川︱曾将翰墨留陈迹——吴大澂往来书信札册序

一

就历史认识层面而言，往往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即同一个历史人物，在同时代的形象或者其自我定位，与后世历史学家乃至受过基本教育之普通民众的认识，并不相同，甚至大相径庭。之所以如此，原因较为复杂，就其大者而言，一方面是衡量人物、事件的观念与概念发生了变化。比如今天在现代学科分类影响下，不少被贴上某某家等标签的历史人物，在当日更被看重或认可的身份大致或许是官员、大儒、经师等。另一个方面，则与该人物留下的历史遗存及其传播度有关系，当然所谓历史遗存包括相关文字和实物。即如苏东坡，今日但凡受过九年义务教育者，多多少少都能背诵出其一二词句，有一个“文学家”的基本概念，而不太能去切身感受他在官场的沉浮，或者当日在其主持下修建之苏堤，造福了多少百姓。

同样与历史认识有关的另一个问题在于，如何去认识历史人物比较“空白”的时期。所谓“空白”也有不同的情况，一种情况是人物的早年生涯，既没有什么历史遗存可以挖掘，又没有多少青史留名的作为。正因如此，后人或以人物年长时期的回忆为根据，或以成名后的状态去逆推，即与俗语相反的“老看三岁”作法，这其实多多少少都有一定的偏差。另一种“空白”则是那些并没有站在历史舞台中心，聚光灯时时照射的人物，他们在除了与宏大叙事重要事件相关的时段以外，似乎就隐身消失了，或者最起码被认为是无关宏旨的。同时又由于，近几十年来西方社会史和微观史的兴起和传入，社会底层、贩夫走卒获得了不少关注，民众的历史得到重视。在偏重重要人物的惯性和瞩目小人物的新风作用下，那种带有较多“空白”的中等人物，反而两头不沾，越发边缘而被忽视。然而实际上，无论就历史遗存还是历史意义而言，这些人物的“空白”时期却也未必那么不值一提。若能不拘一格，对其留下的资料详加解读，或能关联前后事件，勾勒人物关系，重现历史面貌。

铺垫了关于历史人物的认识问题后，再将目光转向本书的主角，不免可以对号入座一番。关于吴大澂，一般前言中类似辞条似的简介在此似乎可以不赘。相较于难形成读者共鸣的生卒年月、籍贯和一串升迁职差官名，可能更有意义的是，吴氏整体形象在今天的呈现。就个人经验来说，排除专门领域的研究者，吴大澂最为人知的第一重面相大抵是书法家，或者直白一点就是“文物”的制造者——当然本札册也可以说是文物的展示。以同时代的书家来看，或许比不上传闻中三番访鹤的翁同龢，但吴大澂在当日就负书名，今日更因其名成为具体文物的保障标签。若纯粹以金钱来衡量价值的话，作为书法作品的条幅、画作等似又远高于信札。吴大澂的第二重面相，与前者有着密切的关系，即其作为金石家古文字学家的形象。顾颉刚在20世纪40年代总结近百年史学时曾评价称，这一时期的文字学还免不了“带着骨董的气息”，但吴大澂可谓“在文字与历史考证上收获最大的”二人之一，他动摇了《说文》在“文字学上的权威”，为文字学从秦汉上探殷周创造了可能性。（顾颉刚《当代中国史学》）大众最不甚了了的吴大澂的第三重面相，大概才是晚清官员、清流和作为晚清时期生活过的一个具体的人。普通民众中，就算是近代史的爱好者，恐怕也只能从通史的边疆危机、治理黄河、甲午战争等大事件部分，见到吴氏活动的片言只语。甚或再退一步，即便是专门的研究者，关于吴氏书法、金石相关活动的研究论著，实际上也是多于其他方面的。

然而，正如前述，吴大澂这根据今日知名度排列而成的三重面相，和时人心中形象及其自我定位与着力重心，恰恰可能是相反的。他所最重视的自然是官场、时务、清议，对于金石文字考订也的确下了一番功夫，而写字画画倒恰恰应该是其心中最无关紧要者。吴大澂相较同时代的其他人来说，算是一个表达欲比较丰沛的人，也因为种种原因留存至今的文字较夥。根据其留下的书信可以发现，礼节性的虚词相对较少，谈及各类事务的实际内容较多。在这些事务中，一部分是家中日常琐事，这在信息化程度较低的以前是比较常见的，毕竟交通不便，一去经年累月，有诸多家事需要安排。在除开家长里短、油盐酱醋的内容中，大宗即为政事、科举、官场人际和时务信息，其次则是金石文字学方面的交流，至于写写画画的内容占比例实在不高。值得一提的是，吴大澂不仅在给上官同僚的信中会言及官场一系列事务，哪怕在给一些金石文字同道的书札中，也会洋洋洒洒谈论朝局及自己处理的政事。（当然，晚清官场金石学氛围较浓，两者身份有所重叠，此处专指没什么官职，较为纯粹的同道）这似也从侧面印证了吴氏心中何者为重的问题。

以上作出的判断自然并非是要在彼时此时中强分厚薄，更不是要批评对于吴大澂书法家或文物制造者的认识。因为支撑起如此今昔形象反转判断的，正是吴大澂留下的历史遗存，或即其所制造的文物，而且正是其中金钱价值相对不高的信札。这就形成了一个吊诡的局面，即吴大澂因其遗存的“书法作品”建立起了今天书法家的主要形象，而其“书法作品”中的内容反过来可以说明其在当日官场政治人物的主要形象，但这部分内容却被“买椟还珠”了。既然已经声明了绝无批评之意，那么现下值得着手的工作，恐怕就是将珠放回椟中去了。

有关解读书札手稿文献，另一个类似还珠于椟的工作，在于需将每一通书信还原回到其本身所处的时间背景、具体史事、制度环境和人际关系网中，而不是仅仅就信论信，如中学语文考试中要求的“段落大意”“内容概括”。一般来说，发现一封信札文献，第一步工作自然是通过其中内容以及纸、墨、字等要素来判别真伪。第二步是尽量争取根据信中文字本身去呈现相关信息，比如确定上下款，即写信人和收信人，系年乃至精确到月和日，以及释文并厘清书信提及的人物和史事。第三步则是上述所谓的还原工作。这三项工作实是需要文物相关工作者和历史研究工作者通力合作而成，非如此，不足以将文献吃透，物尽其用，使其文物、艺术和学术价值毕现。另一方面，由于书札文物的特殊性及其发现的偶然性，零散存世和面世的情况大量存在，亦甚不利于完整地做好上述三项工作。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些集结而成，尤其是收信人自己结集的书信札册则更方便于考订、解读、厘清来龙去脉，因此显得尤为可贵。

二

理解了上述种种，自然不能简单仅以文物展示来看待本书，亦当了解到其所影印札册的珍稀程度。本书所载吴大澂往来书信，大抵以致丁寿昌书信为篇幅最大者，原件即为札册，根据其形态和小字笺注，基本可以确定这是收信人丁寿昌或者其家人所集，时间上应该是较为连贯的。（可能性更大的是丁的家人或后人，因为册中书信前后顺序有些颠倒）这批书信一共三十余通，时间起止为光绪三年（1877）秋至光绪五年（1879）冬，其中大部分内容又集中在光绪三四年之间的丁戊赈灾，而吴、丁两人正是赈灾工作的执行者。一小部分是吴大澂在河南任河北道时所写，多为介绍政务情形和讨教道员经验。

光绪三四年间，华北大旱，晋、直、豫等地被灾，史称丁戊奇荒。其中山西由于种植不当、吏治、交通等多重因素，灾情尤重，救济不易，亟需妥员办理赈务。本札册所载相关信件，不难看出吴大澂态度上确属实心任事，尽心尽责，且筹谋较有条理，对粮食转运分发、直接间接赈济、直隶境内情况以及经费、劝捐、收养等诸多情形颇为熟稔，望之显非生手。盖此次办理赈务并非吴大澂第一次参与其事，他以翰林院编修的本职出京办赈亦与此前经历有关。

根据吴大澂自述，早年尚未科考及第，居家乡苏州之时，恰逢太平军与清军在苏南争夺，战火正炽。咸丰十年（1860），清军江南大营为李秀成率军攻破，全省震动。各地富商逃离，造成产业停滞，以此为生的贫民衣食无着。此时的吴大澂开始了人生中第一次慈善活动，并且独当一面：

余倡议捐米抚恤，各办各图，查明极贫户口，五日一发。余独任吴县北亨一下图及元和县利一上图二处。劝捐购米，凭票给发。吾吴向多好善之士，并劝各图绅富仿照办理，推广至十余图，民心稍定。此生平创办善举之始。

此事乃因兵祸而起，吴大澂从倡议至劝捐到分发，经历全部环节，且据其言并不耽误当日承担的馆课。同治四年（1865），清军攻占金陵、苏州等地不久，水患又起，众多难民涌入江南，流离失所且造成社会不安定。此时会试失利的吴大澂再次挺身而出：

江北清水潭决口，被灾难民纷纷渡江，苏郡绅富无倡留养之议者，府县出示令其自谋生路，并拟押送回籍，众论哗然。余因邀集郡绅，创议劝捐，设厂留养。

与五年前不同，这次起因为自然灾害，且吴大澂自称是“生平办理赈济之始”。（以上见吴大澂《愙斋自订年谱》）除了号召捐款设厂收养难民，以及总管各厂事宜，他还与官府发生了联系，在款项不够的情况下，与长洲知县蒯德模商议向布政使衙门借官款二千两，先行度过难关，待捐款募集再行归还。是故吴大澂金榜题名授官任职之前，即在乡中有过不止一次赈灾经验，且面临状况不同，并曾作为士绅代表与官方协议经费相关事宜，这为丁戊奇荒时出理赈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前述吴氏以翰林清要而至一线办赈的另一个原因，以及其与收信人丁寿昌的相识，则要从李鸿章说起。李鸿章于同治元年（1862）出任江苏巡抚，次年率军攻克苏州，成为名正言顺的父母官。在苏抚任上，李鸿章与吴大澂的父亲吴立纲相识，加之吴大澂在此期间乡试中第，李就成了他的师长辈。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吴大澂便以师事李鸿章，搭上了这一重要关系。同治七年（1868）吴大澂中进士，两年后，他前往湖北拜谒时为湖广总督的李鸿章。李鸿章邀请其入幕府，吴欣然答应，旋因西征战事胶着，李鸿章受命率领淮军填扎陕西后路，吴大澂慨然随军，颇受青眼。未几，发生天津教案，面对法方公使降旗出京预备开仗的战争威胁，朝廷急令淮军赴京畿布防，吴亦随之。

吴大澂与丁寿昌的相见与相识即当在此时。丁寿昌（1826—1880），字乐山，安徽合肥人，正是李鸿章的同乡，早年在乡时即组织乡团，后投入淮军，先后跟随潘鼎新的鼎军和刘铭传的铭军参与镇压太平天国、捻军的战争。事竣后，遂在京畿地区分统乃至代统铭军，颇受曾国藩青睐，因此统带铭军马步八营驻扎在直隶总督驻地保定。由于铭军在平定捻军后没有随同李鸿章南下，而是长期在华北，所以丁寿昌应该没有见过入李鸿章幕的吴大澂。直到同治九年（1870）天津教案爆发，两支淮军在京畿会防，丁、吴二人才有见面的机会。

不久后，李鸿章接替曾国藩出任直隶总督，不巧的是此时吴大澂因家事回乡。料理完家事的吴大澂于次年赴京参加庶吉士散馆考试，授翰林院编修。同年，直隶多处发生水患，吴大澂又自告奋勇，发动江苏籍京官和江南士绅捐款捐衣，并因此出现在李鸿章《外省捐赈请奖片》的保奖名单中，得交部从优议叙。不仅如此，吴大澂还专门向翰林院告假，出京前往被灾地区验看灾情和赈济情况，为直督分担赈务，出力不少。

至光绪三年（1877）初，丁忧服阙的丁寿昌回到直隶，尚无缺可补（崇厚、铭安曾奏调其前往东北，但为李鸿章奏留直隶），八月，李鸿章欲位置之，曾有过奏保。未几，山西大旱成灾消息传来，李鸿章便让丁寿昌会同津海关道黎兆棠（即本札册中的“召翁”）一起办理劝捐转运事务。（李鸿章：《筹办晋赈片》）九月初三日，因灾情加剧和吴大澂的又一次有意于“善举”，李鸿章奏调吴大澂出京协助办赈：

翰林院编修吴大澂，才识闳通，心存利济，条理亦复精详，历年助办直省赈务，躬亲琐屑，不惮烦劳，今因晋省灾重，在京竭诚劝捐，闻已集有巨款，其实心好善，肫恳爱民，在儒臣中尤不易得。拟请敕下翰林院，即令该编修克日来津，会同丁寿昌、黎兆棠等筹办一切，必于灾区裨益非浅。

灾情紧急，次日即有上谕，传吴前往天津“会同前任天津道丁寿昌、津海关道黎兆棠等筹办一切赈务”。（李鸿章《奏调吴大澂片》）

正因如此，才有了本札册所见吴大澂至丁寿昌的这数十封关于赈灾的书信，释文开卷可见，故此不一一复述其内容。虽然本札册所载均为吴致丁之信，未见回信，不过大概能有一判断，即两人合力办事，配合尚属融洽，也较愿意交流信息，互通有无。丁戊赈灾告一段落后，丁、吴两人仕途皆较顺利，丁寿昌继续在直隶任职，因办赈得力，先署津海关道，后又擢按察使，吴大澂则连升数级，前往河南任河北道。光绪五年（1879），吴大澂离开京城赴任，两人的通信也并未中断，他将自己在道员任上的所作所为，面临的局势和困难都写信告诉了丁寿昌，并因丁曾任天津道而向其请教刑名方面的问题。吴大澂在河南河北道任上仅一年不到，相关记录也较少。另一方面，随着近代史研究的推进，关于晚清地方官和地方政务的认识逐渐加深，近年来海内外关于地方官的论著并不少见，尤其是邱捷以杜凤治日记为基础的《晚清官场镜像》，生动展现了广东地方的日常治理。不过，与历来明确职责为守土安民的州县官不同，道从派出机构演变为地方常设的一种，其面目即便到了晚清也并不清晰。特别是处于府县与省之间，功能和职分相对较为模糊。另外，除了有巡、守等名目带来的区别，实际上因地区和上下级等原因，道员的工作及其重心也差别不小。从吴大澂给丁寿昌的信中可以发现，河北道所在因毗邻直隶，加之黄河不安定，所以工作重心在缉捕与河务。同时又因州县忽视词讼，相当于推诿到道这一级，吴大澂不得不投入大量精力处理案件中去，这都是关于清代道员施政的重要左证资料。

三

本书之中，吴大澂致丁寿昌的书札篇幅为最，其次要数汪鸣銮致吴大澂函。这批书信与前者情况有较大不同。首先是前已述及的吴致丁函札册经推测当为丁家人所缉，除了书信时间前后顺序上略有颠倒外，基本上较为完整有序。汪鸣銮致吴大澂书信则有不少错乱，本书所呈现者已经根据原件和文义等要素重缀了一遍，当然仍旧有残缺和存疑之处，希望得到各位方家的不吝赐教而能有以教我。其次是吴大澂与汪鸣銮的关系，完全不同于与丁寿昌者。上文已及，吴大澂很可能是同治九年方与丁寿昌相识，尽管其颇喜结交淮军统兵大员，在赈灾过程中双方也合作较为融洽，书信所见关系亦亲密，但毕竟仍旧是同朝为官共办一事的同僚关系。汪鸣銮不同，他与吴大澂乃是亲戚。汪鸣銮（1839—1907），字柳门，号郋亭，虽为浙江钱塘籍人，但其父汪继昌与吴大澂父立纲都娶了金石学家韩崇的女儿为妻，故为连襟。汪鸣銮小吴大澂四岁，是其表弟，此后又娶吴大澂妹为妻，亲上加亲，成为其妹夫。两人年纪相仿，志趣亦较相投，先后中进士步入仕途，故往还书信几同家书，又兼具朋僚函札性质。

这批书信因缀合不能全有把握，甚至有些当为残页，故而讨论不能详致，不过从其内容涉及史事，尤其是曾国藩去世和张树声署理两江来看，基本上是同治十一、十二年（1872、1873）的。此时汪鸣銮因母丧而回乡守制，而吴大澂在翰林院编修任上。正如前述，此时的直隶多地发生水灾，吴大澂正为李鸿章分担赈务，并告假亲往灾区。展册可见，汪鸣銮在书信中多次向吴大澂询问赈灾与巡视灾区之行止，对于救灾活民的情况也相当关注。在汪信中还有一个颇具画面感的段落：

不得手书者两月余，正切驰念。昨至府第，大兄适他出，见案头有惠函一厚封，即侍岳母之侧，开函捧诵，读至棉衣四千数百件句，慈颜有喜。

即吴大澂正驰驱于灾区，无暇各处写信，汪鸣銮处已两月余未收到，正牵挂间前去吴家拜访姨妈兼岳母，见到了吴大澂寄给哥哥吴大根的信，便打开读给吴母听，其中讲到施赈棉衣四千多件之事，吴母听后非常高兴。这样的文字生动且充满亲情和温馨，也正是汪、吴两人乃至两家关系的写照。另外，经过爬梳，基本可以确定找到了汪鸣銮给吴母诵读的这封“惠函”，即收录于《愙斋公家书》中的一封。这封吴大澂致大兄的信写于同治十一年十一月十九日，开头便提到：

弟于初二日赴庞各庄，携带棉衣四千余件，偕缉庭诸君逐日分路散给衣票，幸天气晴暖，无风无雪，七八日即散毕。（吴大澂《致吴大根》，缉庭为顾肇熙。）

此后信中还提到设立粥厂，救济饥民等等，这也是吴母大悦的原因。此外本书所载汪致吴信中所说为汪母“请旌”一事，在吴大澂给哥哥大根的家书中也有相应记载，不赘。从这些小例子可以发现，新见的未刊书札，如果不仅仅停留在简单的释文、复述工作，而是与已有材料进行比照、对读，会发现不少勾连，勾连愈多，结线成网，历史面相也就愈发清晰。

这批汪鸣銮致吴大澂书信中，另有一处牵连，可引出一段饶有趣味的书籍交流故事。这批书信写作的同治十一年初，曾国藩在两江总督任上去世，即本书汪鸣銮二月二十日信中所说的“湘乡之逝”。曾国藩逝世不到半年，其文集就已经面世，该年夏黎庶昌选编、张瑛刊刻的《曾文正公文钞》在苏州出版，故也称苏郡刻本。《文钞》根据黎序，主要还是从文章家的角度选取了数十篇，编为四卷。可能因为捷足先登成为第一部文集，抑或编者“曾门四子”的名头所致，此书很快便流行了起来。有人在给曾纪泽的信中说：“莼斋所抄古文，附以文钞目录，殊不合体”，但是“此间已盛行之矣”。颇喜月旦臧否的晚清名士李慈铭对此也有同感，他亦以为最后的目録是“自我作古，真蛇足也”，不过他至迟在该年的十月三十日便得到此书且阅览之。（李慈铭《越缦堂日记》）《文钞》的风靡一时，同样影响到了吴、汪两兄弟，此时正在京中的吴大澂，应该将此书视作不错的礼物，写信请在苏的汪鸣銮寄送。汪鸣銮在本书九月十六日的信中说：

兹乘康侯茂才入都之便，带去《曾文正文钞》四部，一奉寄主人，一送皞民，二送潘师。

此处的《曾文正文钞》显然就是《曾文正公文钞》，已托同乡贝晋恩（贝聿铭曾祖）带了四部入京，分别送给潘祖荫、顾肇熙和吴本人。此后，显然吴大澂的需求不止此数，当又写信要求寄京，汪便在十一月十八日的回信中说：

《曾文正集》极易得，遇便当再寄数部。

根据时间和所谓“再寄数部”大致也能判断，此处的《曾文正集》也就是前述《文钞》。吴大澂再次向汪鸣銮讨要《文钞》很可能和另外一件事情有关。

同治十一年是同治大婚之年，朝鲜派出了进贺和谢恩使团来到北京，使团的正使为朴珪寿，（《热河日记》作者朴趾源之孙）他停留京中之时，与吴大澂相识，并过从甚密，几乎天天相会，吴在该年十月初七日的家书中写道：

近日朝鲜使者入贺，其人颇好文墨，与之酬酢，诗酒之会，几无虚日，颇形碌碌。（吴大澂《致吴大根》。此家书吴湖帆按语称：“朝鲜使者朴瓛卿（瑾寿）官礼曹判书，即礼部尚书也。著有《说文翼微》。”此处瑾寿当为珪寿，《说文翼微》当为《说文翼征》，不知是吴湖帆笔误，还是整理者不察。）

朴氏回国后曾给吴写一信称：

向赠《曾文正文钞》，归而读之，景仰钦服，恨不得及门于在世之日，以尽天下之观也。文章勋业，学术经济，兼全备具，求之前代，未有盛焉。盖天于圣代，生此伟人，为儒者吐气耳。此书只是文钞，未知全集可有剞劂完本否？一覩为快，而恐未易得也。曾公卒于壬申，而岳降在于何年，其寿几何，幸示之如何。（朴珪寿《与吴清卿大澂》，此文承王鑫磊师兄惠赐）

由此说明，在北京时，吴大澂曾将一部《文钞》赠予了朴珪寿。朝鲜使团在北京一直逗留到十一月初，吴大澂催汪鸣銮寄《文钞》，或有将之赠与朴使之意，不过根据汪十八日回信，应当晚于使团离京。因此，大致可以推测吴大澂将汪鸣銮托人递来，原本留给自己的那部《曾文正公文钞》送给了朴珪寿。由苏郡而都中，再到海东，这段《文钞》的流转故事也因本书汪鸣銮信而补足了全程。

本书所载其他几种分别是吴大澂致高崇基、吴大澂致顾肇熙（铜井主人）以及沈树镛致吴大澂之函。其中高崇基，字紫峰，天津人，在山西为官时为张之洞赏识，曾短暂入幕，张总督两广后奏调，写信时任广东布政使，而吴大澂此时正好在广东巡抚任上。吴大澂致顾肇熙函则作于其帮办吉林时期，顾肇熙，号铜井主人，既是吴大澂的同乡，又在吉共事。此二种已有人撰文简介，虽仍有较大讨论空间，亦不在此赘述。沈树镛为吴大澂妹夫，又同有金石字画收藏雅好，其书信更似家书与同好交流。

“放珠回椟”的工作其实是建立一座桥梁，一方面综合了文物书法价值与文献史料价值，另一方面沟通了人物生活时代与现下的认识定位。文物工作者希望将文物的实体收罗无遗，以丰富所藏所得，历史工作者也希望将文物所反映的信息收罗无遗，以增进对于过去的认识。两者若能通力合作，自然双剑合璧，威力倍增，而我相信这将是方兴未艾但前途光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