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少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中国股市体系
作者：董少鹏
来源：鹏友来开会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造。既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必然会产生各种形态的资本。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和社会主义社会的资本固然有很多不同，但资本都是要追逐利润的。‘合天下之众者财，理天下之财者法。’我们要探索如何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同时有效控制资本的消极作用。”（注：2022年《求是》杂志第10期）中国股市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市场基础、制度体系、保障机制等方面都有一些新特点，但这不是说中国股市与其他国家股市在市场机制上有根本性不同，而是说中国股市是一种制度升级了的股市。当然，这一有诸多创新内容的股市，还需要不断完善。
中国股市是世界金融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中国股市，要以更加开放包容的胸怀，积极借鉴其他市场的好办法、好措施；中国特色股市制度应当优于其他股市制度，而不应当相反。中国股市和各国股市发展的历史都说明，资本有积极作用，但也有消极作用。创新制度模式，应当扬长避短，坚持问题导向，促进市场公平正义。
中国特色股市要充分体现公有制为基础、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所有制要求，要构建国有股有序流通和合理估值的创新机制，上市公司等市场主体的行为应当与国家重大战略、经济发展规划相关联，并形成正反馈机制。以此为基础，各类市场主体依法竞争、依法行权和维权，或发展壮大，或被淘汰。中国股市是开放的股市、创新的股市、更加公平、更有效率的股市，按照这个思维推进股市改革，市场化之路就会越走越宽。
中国股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社会主义国家体系和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人们一谈到股市，往往只把它当作一个“市场”来看待，就像菜市场、服装市场一样。这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对的，但是，股市与一般意义上的商品市场、物资集散市场相比，还有一些特殊性，即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社会政治制度、文化传统、社会治理、信用环境等内容。这是因为，股市与产权制度、产权结构、社会分配是紧密关联的。
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股市制度体系必然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两者相互融合统一，则股市发展顺畅；两者出现背离和冲突，则股市发展受阻。
首先，股市须在宪法框架下发展，落实宪法规定和要求。
宪法有关条款包括，“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国有经济，即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经济，是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力量。国家保障国有经济的巩固和发展”；“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如果股市秩序不能反映宪法规定的这个基本框架，那就会拧巴，就会不顺畅，就会面临监管纠结。
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是我国现有所有制情况和未来发展的最好概括，也是指导各项改革的基本原则。“两个毫不动摇”，即“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必须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
我国所有制形成的路径与西方国家的不同之处就在于，西方国家是在私有制充分发展的基础上，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产生了非私有经济甚至国有经济。而新中国成立以后，则是完全消灭了私有制。在经过近30年普遍实行公有制的历史阶段后，实行改革开放，一方面对公有制经济，即“存量部分”进行改造、改组、改革；另一方面，催生了非公有制经济，可以看作“增量部分”，同时发展了混合所有制经济。这是新中国所有制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和目前的所有制格局，必然对股市发展产生实质性影响，对此，我们要有基本的认识。
改革开放的实践证明，公有制特别是国有经济可以搞好，市场经济与公有制可以结合。因此，公有制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历史的选择和必然，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就是尊重历史的表现。不顾生产力发展水平，搞纯而又纯的公有制和不顾历史及现实状况走私有化的道路，都是不可取的。
股市是资本自由博弈的场所，但并非没有一些约束性规则。西方国家的股市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基础，但也强调公平、公正、公开，强调制度约束。我国股市以坚持“两个不动摇”为基础，同样要强调公平、公正、公开，加强制度约束。
股市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相融合，还必然有一些自己的特点。比如在一些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中，国有股的地位不能弱化；再比如四大商业银行的国有控股地位，也不能轻言削弱。即使市场中介机构如证券公司，有的也需要国有资本控股。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市场化。市场化的含义不是私有化，而是不同主体之间可以按照自己的价值取向进行博弈、达成交易。对于国有资本的受托代理人来说，它是否要进入某一家企业，在其中持有多大比重的股份，应由其董事会依据国家资本的战略决定。当然，国有资本如何运作，都应当按照法律规定和市场规则来办。
毋庸置疑，国有资本控股或者国有资本持股比例较大的公司，其必然形成相对特殊的市场地位。对公众来说，一是可以据此观察国家对于某一具体行业的战略价值判断；二是可以据此评估某一具体企业的效率约束，因为国有控股很有可能导致效率相对低一点。
一种常见的说法是，国有控股企业一般效率都太低。笔者不赞同这种说法，而主张使用“效率相对低”的提法。纵观全世界，国有资本效率相对低一点，是很正常的。即使完全由私人资本控制的大型跨国公司，运行效率也是不高的，即也有大企业病。我们不能因为国有企业或其他大型企业效率相对低一点，而否定其存在和运作的必要性，因为，世界上不是什么东西都一定要“彻底交易”的。国有体制的目的，就是要以牺牲一点效率为代价，达到稳定社会、稳定经济的目的。
第二，股市治理须解决好市场和政府的关系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义制度还有一个特点，是政府在经济运行中的管理协调作用十分突出。相对美西方的市场经济，中国市场经济是与“大政府”运作方式相互适应和统一的。
我国传统的“大政府”运作模式有明显弊端，应当按照“有限政府”“有为政府”相结合的思路继续深化改革。但同时，我们也不能简单效仿其他一些国家过度缩小政府职能的路子。而应当在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之间找到平衡，在公共管理和市场博弈之间找到平衡。还要兼顾到文化传统、社会环境、民族性格等因素，形成适合自身实际的政府与市场关系模式。
通过比较中外经济治理模式，我们可以发现，政府在市场经济当中发挥宏观调控、审慎管理、行政监管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按照自由市场经济理论，试图把政府的作用无限缩小，也遇到了诸多困扰。比如2008年美国爆发金融危机时，金融监管部门由于缺乏法律授权，无法对一些金融衍生品实施监管，导致市场失灵时负责宏观管理的政府无能为力，贻误拯救市场危局的时机。
美国2011年爆发“占领华尔街运动”，运动组织者称反对美国政治的权钱交易、两党政争以及社会不公正。其社会根源是，美国金融运作脱离实体经济，形成严重的钱生钱模式，中下层人士对社会治理严重不满，渴望找到出路。
美国政界和金融监管部门对如何监管金融衍生品市场、如何防控风险存在分歧和冲突。这体现在具体措施上：为了防控风险，2010年7月出台《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与金融消费者保护法》。根据该法案，设立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FSOC），职责是实施宏观审慎监管和监管协调，防范系统性风险；设立消费者金融保护局（CFPB），职责是投资者保护。法案要求改革衍生品市场，实施场外衍生品场内集中清算等。
但美国当局的思维是，更重视市场效率和功能发挥，其实也是满足资本的需要。于是，后续监管政策都留出了弹性，部分较严苛的政策在“临门一脚”时被取消。如2011年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取消了2010年《联邦能源合约投机性限仓规定征求意见稿》中最为严厉的遏制投机的“挤出”条款：即完全区分套保账户和投机账户，以套保账户享受限仓豁免的参与者将不允许再持有任何投机性头寸。2015年CFTC颁布了关于非集中清算场外衍生品的保证金和抵押品规则，对避险的生产商等实体企业进行一些豁免，且允许银行与其非银行关联方之间的交易对冲不缴纳初始保证金。
这是市场力量（资本）和政府监管（维护宏观稳健）博弈的现实版。可见，政府引导和监管在市场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实际上是一个找平衡点的问题，而不是政府作用越小越好的问题。
第三，股市须落实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增福祉的理念。
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阐释，一个核心思想就是“以人民为中心”。中国股市应当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为老百姓服务，为社会成员共同利益服务。这是一个重大的道义和法律约束力量。
我国的个人投资者达到了2亿多人。随着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人民收入水平提高，个人投资者规模还会扩大。有人认为，中国的散户投资者会越来越少。我认为，这有很大的不可测性，因为文化传统不可能一夜之间改变，居民自己直接投资仍是一个重要选择，其次是委托理财渠道。从市场建设和监管来讲，关键还是加快建立为人民服务的股市体系，建立为个人投资者提供更理性、更方便、更普惠服务的专业机构队伍。不可轻言、妄言“把散户赶出市场”。
当今世界，股市的价值中枢、运行秩序是否稳定，股市是否具有吸引力，已不单单是一个市场问题，而且是一国政治经济社会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支撑点。美国之所以在全球经济体系中保持优越地位，与其股市对全球资本、技术的吸引不无关系。美国股市作为美国信誉的名片，可谓当之无愧。
股市具有引领国家经济发展、服务国家资产估值的重要职能，在一国发展战略中占有重要地位。毫无疑问，如果本国股市不能担当为本国资产估值的职能，就只能由其他的股市来代替。
国家主权在经济领域有多种表现形式，最主要的是标准制定权、价格制定权、规则制定权。股市是兼具这“三权”的经济领域，自然是国家利益的组成部分，不应该成为一个“无政府主义的市场”。
国家间的利益博弈必然在股市当中有所表现，对此，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在这样的逻辑下，股市中的大型利益主体必须与国家战略利益相一致，而不能有根本性冲突。我们应当拥有一批与国家利益一致的投资银行，一批与国家利益一致的会计师机构，一支与国家利益一致的评级机构。
（本文节选自董少鹏著《中国股市新观察》，该书已由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本文略有删节。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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