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三目睹了凶杀案，但为啥他的证词不可信
你重生了，变成了张三。这次，你亲眼目睹了一场凶杀案。
随后你作为目击证人接受询问。即使你斩钉截铁地指着嫌疑人说：“那天我看得一清二楚，就是他干的！”别人能信任你吗？
TheInnocenceProject（无辜者计划）是美国的一个非营利性组织，曾帮助两百多名被冤枉的嫌疑人翻案，证明清白。根据其网站显示的数据，该组织处理过的案子中，有63%的无辜者都是因为目击证人的错认含冤入狱[1]。
作为目击者，为什么证词会如此不可靠？这其实也不怪你。
试想当一场凶案发生时，你不巧位于现场且手无寸铁，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上前肉搏肯定不是个好选择。
现实中的犯罪事件都事发突然，需要你在有限的时间感知环境、认清事态，并做出反应。在这种千钧一发的关头，人往往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高度紧张的状态也让你对周围事物的感知力下降。
恐惧的情绪还会让你的身体本能地做出反应，切换至防卫模式，如闭上眼睛、掩住耳朵，将感觉封闭起来，以此抵御来自外部的可怕刺激[2]。
因此，别说盯住穷凶极恶的歹徒，连直视犯罪场面都需要你拥有莫大的勇气。
我们经常相信“眼见为实”，但眼睛犯错也是常有的事。
在具体的案发场景，你的视野与环境的限制息息相关，光线、天气、目击距离等客观因素，决定着你能够观察到的信息[2]。例如，一个大雨磅礴的夜晚定不如光线充足的白天带来的视野好。
而当歹徒突然掏出一把刀时，你的视线实际会更频繁地聚焦于武器之上，导致忽略歹徒的面容。这种“武器聚焦”现象在醉酒的人中更甚[3]。
在记忆研究领域，大量实验已证明，诸如武器、暴力此类新奇的、带有大量信息的事物更能引人注意。越血腥残暴的场面，越是聚焦眼球，但之后能被人回想起的细节却越少[4]。
有研究者让其被试分别观看一段录像。录像的内容是，一个人在房间行走，手里拿着一把血淋淋的切肉刀，或者一本杂志。目睹切肉刀的被试明显不如后者记住的细节丰富[5]。
有时，你还可能陷入主观预期的误区，也就是看到某种景象后，会自行“脑补”。
例如美国曾有一个案例，五名男子去打猎，中途他们的车陷在了雪里。其中两人前往附近的农场求助，三人留下守车。突然，一男子看见前方的山丘上有东西在移动，他以为是鹿，把这个发现告诉同伴。在取得同伴认同后，他朝那头“鹿”开了一枪，不料他射杀的竟是一位去求助的同伴[4]。
来到数媒时代，我们对犯罪事件的经验来源于新闻、电视、电影、游戏等媒介途径[6]，这些经验如同个体的认知模版，辅佐着我们的理解和判断[7]。
因此，案发时你看到的信息就容易出错或不准确。即使你胆识过人，心思缜密，在后来的辨认程序中，也很难确保你的记忆不出差错。
电影《盗梦空间》中，筑梦师能通过梦境从人的大脑盗取信息，植入逼真的记忆，改变他们清醒后的决策。同样地，现实中的许多研究已经证明，我们所笃信的记忆是流动、易变的，甚至与真实事件相去甚远。
伊丽莎白·洛夫斯特是一名美国著名的记忆研究专家。在她看来，人们重构而非重演记忆，我们对过去的复述呈现着一个鲜活变化着的现实[8]。
在保存记忆的过程中，首要对抗的是记忆的遗忘。
事发后的1小时，你能记得目睹的大部分信息，但24小时后，你遗忘的细节会增加，能提供的证词的准确性也在下降[5][9]。
此后，你遇到的各种新鲜事物，例如走在路上与人交谈了一会儿，又或是经过一块播放着新闻的电视屏，过程中各种信息都会悄悄潜入了脑海，唤起新的脑补，篡改记忆。
即便完好地保存了记忆，你还需应对质询程序中错误信息对记忆的侵扰。
记忆研究领域，有一项著名的“撞车实验”：研究者让被试观看一段车祸的录像，然后使用不同的措辞对他们提问，让他们估测肇事车辆的车速。
在英文里，“撞毁”（smashed）比“碰撞（hit）”表示的程度更高。相应的实验结果显示，接触问题中含有“撞毁”一词的被试组，比接触问题中含有“碰撞”一词的被试组，估测的车速快了6.8英里/小时[5]。
在另一项实验中，研究者分别向被试提问——“你看到一个撞碎的车前灯吗”，或“你看到那个撞碎的车前灯吗”。结果，听到后一种提问的被试，更倾向于把“撞碎的车前灯”这一信息加入他们的记忆[10]。这些带有错误假定前提的提问，通常以一种无形的方式污染着目击者的记忆。
如同人群会交叉感染，记忆也会交叉污染。当你跟其他几个目击证人交流案情时，你们彼此提供的信息会无意地融合、编码在一起。即便交流前经过提醒，这种交叉污染依旧难以避免[11]。
记忆的流动和脆弱，让刑侦人员必须谨慎对待目击者的证词。“双盲”辨认和顺序辨认，是目前公认的比较靠谱的呈现程序，可以降低对目击者辨认过程的干扰，提高证词的准确性[12]。
其中，“双盲”辨认要求主持证人辨认工作的组织者，不能是警察或法医等侦查工作的参与者，他们不知道辨认对象中是否有嫌疑人，也不可以在提问时使用暗示性的语言，表情或动作。顺序辨认则是按顺序逐个展现具有嫌疑人特征的辨认对象，让目击者进行辨别和判断。
此外，刑侦人员还会利用DNA检测，例如将现场收集到的指纹、毛发等，与嫌疑人的DNA进行比对，来辨认凶手，准确率也比单独听取目击者的证词大大提升[13]。
所以，作为张三的你，下次再遇到凶杀案，不用试图记住所有案发细节，还是先保护好自己，剩下的交给警察叔叔。
[1]InnocenceProject.(2024).ExploretheNumbers:InnocenceProject'sImpact.
[2]何恬.(1997).对目击人辨认的心理分析.江苏公安专科学校学报(05),71-76.
[3]Harvey,A.J.,&Sekulla,A.(2021).Evidenceofalcoholinducedweaponfocusineyewitnessmemory.AppliedCognitivePsychology,35(5),1263-1272.
[4]Loftus,E.F.(1996).Eyewitnesstestimony.HarvardUniversityPress.
[5]谢利·泰勒，利蒂希亚·安妮·佩普卢，戴维·西尔斯.（2010）.社会心理学（第12版）.上海人民出版社
[6]Kim,K.,Park,K.K.,&Lee,J.H.(2014).Theinfluenceofarousalandexpectationoneyewitnessmemoryinavirtualenvironment.Cyberpsychology,Behavior,andSocialNetworking,17(11),709-713.
[7]García-Bajos,E.,&Migueles,M.(2003).Falsememoriesforscriptactionsinamuggingaccount.EuropeanJournalofCognitivePsychology,15(2),195-208.
[8]Aviv,R.(2021,March29).HowElizabethLoftusChangedtheMeaningofMemory.TheNewYorker.
[9]Wells,G.L.(2002).Eyewitnessidentifications:Scientificstatus.ModernScientificEvidence:TheLawandScienceofExpertTestimony,1,451-79.
[10]罗杰·霍克.（2018）.白学军译.《改变心理学的40项研究》.人民邮电出版社
[11]Paterson,H.M.,Kemp,R.I.,&Ng,J.R.(2011).CombatingCo‐witnesscontamination:Attemptingtodecreasethenegativeeffectsofdiscussiononeyewitnessmemory.AppliedCognitivePsychology,25(1),43-52.
[12]刘广三&李洪杰.(2016).论刑事诉讼中辨认的真实性.法学杂志(07),109-115.doi:10.16092/j.cnki.1001-618x.2016.07.012.
[13]Patel,P.,Zuhour,L.,&McDermott,A.(2021).IntroductiontoDNAintheCriminalJusticeSystem.VoicesofForensicScience,1(1),29-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