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变革场域中的女性心灵成长史
转自：河北日报
聚焦河北创拍电影《青年邓颖超》
时代变革场域中的女性心灵成长史
□刘亮清
今年是邓颖超同志诞辰120周年。由河北创拍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青年邓颖超》5月30日正式全国公映，真实再现了青年时代的邓颖超同志接受进步思想、投身爱国运动、走上革命道路的人生经历。影片在传统革命叙事中增加了“她”与“他”平等对话、命运与共的女性视域。通过寓时代变革于个人成长的叙事技法，融史诗气象与写实质感于一体，将女性心灵成长史嵌入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精神主要内容中，为女性群体注入“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灵魂”，赋予女性融入社会主流、参与历史变革的底气与力量，为任重道远的革命实践增添了一抹至善至美的温暖光亮。
作为新女性的邓文淑（邓颖超原名），接受着民主、科学、自由等新思想的沐浴，却目睹了同学小秋反抗包办婚姻失去生命、许嫂面对丈夫欺压只能逆来顺受的惨烈事实。她希望通过大众教育运动带领女性同胞走出封建纲常伦理，摆脱父权社会的他者凝视，将局限于知识分子阶层的新思想火种，播撒到困于旧家庭、被社会主流忽视的广大妇女群众中。
因此，影片在还原人性、淡化“小我”凸显“大我”、促进革命叙事范式转型等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走在时代前列的知识分子女性，与困于传统秩序的家庭女性的同盟关系，并不是天然形成的，而是在新旧交替的时代变革场域中经过复杂深刻的阶段性转变，由身处两个不同世界的“陌生人”，发展为冲出桎梏的战友，进一步升华为具有集体精神认同、肝胆相照命运与共的进步女性同盟。
走在时代前列的革命者不仅需要开拓意义的“开天辟地”，更需要救赎意义的“炼石补天”。正是在男性“开天辟地”与女性“炼石补天”的互补互济中，“家”不再是传统意义上保全身家性命、仅能容纳一己之私的庇护所，而是我为人人、挽救国家危亡的家国命运共同体。
“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影片中少女邓文淑的形象之所以刻画得细腻感人，除却家国情怀的内在超越外，更有亲情、友情、爱情等情感脉络的延伸。以场景与人物的互动为叙事板块，营造出生机勃勃的景语与情语，在渲染昂扬向上的革命情怀之余，充满了温馨治愈的人间烟火。
亲情是温润和煦的春光。以行医教书为生的母亲杨振德通过自立自强、乐于助人的行动，支持女儿走出闺阁，走向更为广阔的世界。她坚韧不拔、仁者爱人的精神和宽广胸怀，润物无声地影响着女儿。
友情是热烈的夏日骄阳。张若名、刘清扬、李毅韬等同窗好友，作为第一批走出私塾步入女子师范的学生，在成立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进行爱国演讲、话剧演出，创办女星第一补习学校的实践中，完成了价值理念的重塑和崭新人格的成长，将悲悯善良、求索奋进的新女性形象，刻进革命历史话语的传承脉络。
爱情是明媚的秋日暖阳。电影以“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的方式隐于不言，细腻地刻画出周恩来、邓颖超的感情发展脉络。一封封饱含理想与期望的书信，以跨越欧亚大陆的客观空间之辽远，衬托主观心灵之贴近，在“革心与革新”的爱国运动、“自觉与自决”的思想觉悟、跨越山海的鸿雁传书中，生长出患难与共的爱情之花。
在润物无声的情感世界中，同窗之情、伉俪之情和知己之情的“烛光”与救亡图存、唤醒民众、谋国家进步的“逐光”相连，把一腔深情升华为对祖国的赤诚之爱，谱写了中国传统民胞物与理想与国际共产主义理想完美融合的时代强音。
“望吾同胞从此上下一心，振奋精神，谋国家之进步！”影片立足于“她”本位，但并没有以“她”为尊，而是在打破性别界限结成思想同盟、参与爱国运动、积极团结农工群众的共同实践中，丰富了女性世界的经验认识，将传统意义上单向聚焦男性的社会解放、民族解放，化为女性精神追求的一部分，带动更多女性同胞“以女儿之躯，扛动社会之潮”。
“姐妹情谊”虽然是主体叙事的支撑点，却没有陷入模板套路，而是通过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思维，用绵密的叙事最大限度贴近历史真实，用烘云托月的人物塑造法高度还原百年前的进步女性群体风貌。影片中，话剧《玩偶之家》作为戏中戏，抛出了“娜拉走后究竟怎样”的问题，预示了戏外众人聚散离合的命运走向，使主要人物与次要人物互为烘托、互相成就。无论是与邓文淑共同走上街头慷慨陈词的刘清扬，抑或走在北方妇女运动前列、始终初心不改果毅力行的郭隆真，她们的成长经历互为镜像，有力地回答了“娜拉走后怎样”的疑问，即走出家庭融入社会的女性，也可以积极投身革命实践，以自尊、自立、自强、自信的姿态，实现角色成长与观众期待的“双向奔赴”。
电影《青年邓颖超》以女性视域关注时代变革，讲述了何以为家、何以为国的温暖故事，重新审视女性在宏大叙事中的历史价值。女子也应有“高尚之理想，圣神之使命，远大之事业，艰巨之责任”，成为坚定独立的自己而非他人之附庸，真正做到为时代画像、为时代立传、为时代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