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访录|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潘家华：气候投融资资金缺口是一个伪命题
财联社7月21日讯（记者侯润芳、张玉虹）2020年9月，中国明确提出“双碳”目标。当下，中国经济正在加快绿色转型。在这一背景下，财联社推出《碳访录》栏目，对话官员、企业家、学者等多个领域人士，为中国“双碳”之路建言献策。
7月16日，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正式运行满一周年。适逢碳市场运行一周年之际，针对气候变化与碳达峰碳中和的关联、气候投融资困境、碳中和城市等热点话题，财联社专访了曾参与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三次至第六次评估工作的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潘家华。
在潘家华看来，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举措和愿景，碳中和之路是生产资料的再分配生产关系的变革，蕴藏着巨大的发展机遇。“低碳甚至零碳转型过程中，资金并不存在缺口，先进的观念和远见才是亟待树立的”。
“在气候变化经济学领域，很多西方学者没有考虑社会的公正以及社会弱势群体的需求”
财联社：最近你主编的《气候变化经济学》教材出版后引发业界关注。出版这套教材的背景是什么？
潘家华：出版这套教材主要是四个方面的背景：第一，气候变化问题从上个世纪的90年代登上政治舞台，从一个简单的科学话题发展到现在已经是一个覆盖战略政治、经济多维的复杂且综合的问题，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第二，这也是我对气候变化几十年积累的经验信息进行系统的学术性的梳理，是学术性体系建设以及教学需要。这两年很多高校师生对气候变化经济学的问题非常感兴趣，但我们现在没有这方面教材，也没有这方面学理性的梳理，更没有系统的归纳和整理，可以说编写教材也是现实的需求。第三，国际社会上应对气候变化的势头凶猛，国内的政策决策界从某种角度上来讲也希望做气候变化方面的工作，比如我们从2011年就开始搞低碳城市试点，但是由于缺乏操作性或方法性，政府部门很多时候不知道该怎么做。对此，我们希望通过这些理论研究能给政策实践界一些指导和参考。第四，这些年的研究工作包括参加IPCC工作的过程中，我们感受到西方学者的气候变化知识一些体系或者理论并不完善，中国学者需要发声构建中国特色的体系。
财联社：目前，在气候经济学领域，西方学者与中国学者主要的分歧是什么？
潘家华：在气候经济学领域，很多西方学者是基于效益最大化、收益最大化的功利主义的考虑，没有考虑社会的公正以及社会弱势群体的需求。
比如，201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诺德豪斯是气候变化经济学领域的一位美国学者，他非常明确地讲温室气体减排应该讲求社会收益的最大化。如何实现社会收益的最大化，他得出两个结论：一是发展中国家能源效率低，减排成本是最低的；二是应该是征收全球统一的碳税。
针对第一个结论：发展中国家减排成本低，这的确是事实。因为发展中国家技术落后，能效很低，通过一些技术的进步就可以实现大量减排。但是问题在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人均碳排放是对比悬殊的，比如2005年二氧化碳的排放量，美国人均25吨，欧盟人均15吨，那个时候中国人均3吨，印度1吨，埃塞俄比亚只有0.28吨。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就用西方福利经济学理论进行反驳。
对发展中国家来讲，这些碳排放属于生存排放，生存排放的边际福利是无穷大，相应的减少生存排放的边际福利损失无穷大；而美国人均25吨，通过提高能效减少浪费，减1吨后仍有收益，所以边际福利损失为负，也就是说有边际福利收益。那么显然不应该是发展中国家减排，而应该是发达国家减排。即使发展中国家减排，也应该由发达国家提供资金。
针对第二个结论：征收全球碳税，我们则不认可。首先，全球碳税的征收需要有全球治理结构，没有全球性的政府，谁来征收谁来分配，所以这是一个国际政治经济学的难题，在目前的国际合作中是无解的。其次，如果征收碳税，发达国家收入高，有足够的支付能力可以排放，而发展中国家的穷人交不起碳税那么就不能排放。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讲，涉及到发展中国家穷人的生存问题，这又牵扯到公平收益和公正减排的问题。
此外，碳税有很多技术问题尚待解决。现在能源多种多样，比如煤、石油、天然气等化学能源、生物质能、水能、风能、光能等，那么以什么作为税基？如果以碳作为税基，现在碳的统计是根本不明确，比如森林火灾的碳排放量、水稻种植产生的甲烷排放量如何测量统计，方法论没解决，统计不精准。化石能源也存在很多统计计算上的一些困难，这是一个技术难题。
“我们要的不是碳权，而是发展权”
财联社：从气候变化到碳中和的概念是怎样一个发展脉络？
潘家华：从国际社会上讲，1992年联合国通过《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并没有碳中和或者低碳的概念，当时只提出将大气温室气体的浓度控制在对自然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经济系统不造成危险的水平上，但直到1997年《京都议定书》才明确界定了六种温室气体。
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会议上，提出2020年全球温度比工业革命前上升不超过2℃的目标，首次把关于碳排放的目标转为气候温度的目标。2015年《巴黎协定》几乎全盘继承了哥本哈根气候会议的成果，要人为地限制碳排放，将排放的碳进行人为地清除，达到一种平衡，这才抽出了碳中和的概念。
财联社：经历了十几年的发展形成了碳中和的概念，那么碳中和经济学又是什么样的经济学？
潘家华：2003年，英国第一次提出低碳经济这个概念。2010年中国官方表述中尚未认可并使用低碳经济，使用的是低碳发展，随后低碳经济概念才逐渐得以普及和使用。这两个词背后包含深意，是根源性的不同，其中低碳发展是development是讲发展和扩张，低碳经济是economy是讲经济形态经济结构。
到了2015年的时候，我们发现低碳发展、应对气候变化是高质量发展的需要，是经济转型的抓手，是自身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中央领导也说过，应对气候变化，实现“双碳”目标，不是别人让我们做，而是我们自己必须要做。
碳中和经济学不属于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学，现在很多人把它理解成为一种约束条件下的收益最大化。这是基于西方经济学的功利主义理论，把碳排放作为一种约束条件，认为碳排放对自然生态系统是有破坏的，对人类社会经济系统是有不利影响的，所以它是有成本的。
1998年以前，我参加IPCC第三次评估报告减缓卷的撰写工作，当时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要争取权益，因为我们讲碳公平，发展需要低成本的发展的支付得起的发展，而有碳的成本更低，所以主张，发展中国家有权要与发达国家排的一样多，但是后来我们发现碳好像没多大意义，我们要的不是碳而是发展，也就是要的不是碳权，而是发展权。
所以，2005年以后我就不再强调碳公平，而是转换思路要求公平获取可持续发展，同时我们发现零碳是发展的机遇，是高质量发展公平发展可持续发展的巨大机遇。
举个例子，2005年煤电0.15元/度，光伏发电4元/度，但是2010年光伏发电成本降到了1.91元/度，又过了5年成本降到了0.91元/度，10年内成本降低了77%，比煤电成本更低，所以到了2018年国家取消光伏发电补贴实现了平价上网。2018年中国的公司在沙特阿拉伯的报价是0.1元/度，竞争力非常强。
财联社：低碳发展是不是可以说是政策造就的机遇？
潘家华：这个不完全属于政策造就的机遇。政府的政策推进对加速是有帮助的，但是从另外一方面看，中国对煤炭行业、石油行业等化石能源“国家队”也有大量补贴，这么对比对风能光能产业的补贴其实微乎其微九牛一毛。
为什么光伏发电能产生这么巨大的成果，归根到底，因为光伏本身是更先进的技术，所以得到补贴之后才可以降到这么低的成本。即使没有补贴，技术进步也仍然会发生，无非就是走的慢一点。
可以说这是技术进步造就的机遇，现在光伏发电成本最低可以达到0.7分/度，风电成本也很低，海上风电0.34元/度，标杆电价0.45元/度，也赚钱。
“气候投融资资金缺口是一个伪命题”
财联社：在碳交易市场建立一周年节点，你如何评价？
潘家华：它的积极性还是不可以否认的，碳交易的存在告诉大家碳是有价的，促进零碳能源的市场竞争力，提升零碳能源发展的速度和规模。
财联社：目前我们是否已经找到碳排放的成本与收益的平衡路径？
潘家华：其实所谓的碳排放平衡收益，就是我们所说的碳中和。一般认为，可以通过增加碳成本来限制排放，但是在一条产业链中，碳往往是上游产品，比如钢铁的上游产品消耗能源，上游产品企业不能承担成本的增加，就会转嫁给下游。
因此，我们强调，碳成本有助于增加零碳能源的比较优势，推进零碳能源的市场化进程。碳中和的路径其实很简单，就是退出化石能源，去煤减油降气。我们国家现在化石能源占比85%，制定的目标是2060年的非化石能源占比80%以上。
财联社：目前，中国去化石能源的现状如何？
潘家华：比如电力行业，2021年中国风光发电在全部电力消费中占比11.7%，2020年德国仅风电占比就达27%，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比达到46%，预计2030年可再生能源电力占比达电力消费80%。美国总统拜登也说在2035年实现100%零碳电力。中国要去化石能源，面临比如像国家电网这样大型国企的惯性或惰性，改革就需要成本，需要做事情。其实技术方面已经不存在障碍，比如北京冬奥就建了抽水蓄能电站。
财联社：这些改革需要大量资金，最近国家也开启气候投融资试点，在你看来，气候投融资资金缺口如何解决？
潘家华：我认为气候投融资的资金缺口就是一个伪命题，我们一点儿都不差钱。为什么不差钱呢？一是化石能源投资的闸口不断关闭，化石能源的投资体量极大可高达数亿甚至上百亿，一旦闸口关闭以后这些钱往哪儿去呢，自然流向可再生能源。
根据十三五的国家统计年鉴数据，每年有3.5万亿投资用于煤矿勘探、石油勘探电网等能源基础设施建设，这些钱就拿来投资可再生能源。还有汽车行业，欧盟已经制定法案于2035年境内停止销售包括混合动力汽车在内的燃油车，那么原本用于燃油汽车的投资自然就会变轨。刚刚也说过，我国一年买石油的2万亿，以及我们国家级的煤炭研究院、石油研究院、化工研究院这些领域的研发经费都可以转向新能源。
财联社：在你看来没必要考虑气候投融资的资金缺口？
潘家华：我觉得真是没必要考虑，只是需要换赛道变轨。现在需要的一是人们的认知转变，二是政策导向。
财联社：在推进低碳的过程中，你担心的风险是什么？
潘家华：我现在真正担心的有两方面风险：一是资本沉淀。第一季度咱们有4200万kw的煤电，现在风光水电一度电0.2、0.3元，而煤电一度0.5、0.6元，但是还有人搞煤制油搞现代煤化工。纯电动车100km12度电，买石油的需求都没有了何况买煤制油。一旦高碳锁定，碳中和就是一句空话，这是巨大的市场风险以及资本沉淀风险。二是税收结构变革。我们现在油价这么高，有一半是税，如果千家万户自家去装光伏实现用电量自给自足，政府财政税收会受到巨大的影响。如何应对这种税基、税源的根本性改变，是需要审慎考虑的问题。
碳中和城市建设重点：观念革新、区域协同
财联社：城市作为大型人类集合体，如何实现低碳甚至零碳发展一直是备受瞩目的话题，低碳城市试点已经运行了十几年，你怎么评价这些年积累的经验？
潘家华：过去我们讲低碳城市，现在讲碳中和城市。城市是能源的消费主体，也是技术创新的主体，低碳现在是一个国际潮流，现在有两个难点：一个是，从碳本身属性来说，来源于何处，归属于谁，如何核算测定，这些都是技术难题。另外一个是，在能源结构转型不到位的条件下，没有化石能源，城市经济怎样能够稳定的运行。
财联社：在推进低碳试点城市中，应该避免发生哪些错误？
潘家华：从现在开始就要谋划化石能源基础设施的有序退出，以北京为例，供热系统是中心城区搞个大的集中供热设备，热电联供，通过消耗天然气供热供电，这不仅会产生大量的碳排放，而且成本也高。
我上世纪80年代在剑桥读书的时候，学生规模排名前几的剑桥大学丘吉尔学院采用峰谷电价制度以夜间低价廉价电力储热供能，而不是采用集中供暖或直接采用化石能源供热。现在地源热泵技术效率更高成本更低，把地热作为能源去供电供热，哪用烧什么天然气呀？所以观念和远见很重要，观念不改还是老一套。
财联社：在你看来，城市的碳中和之路该如何开启？
潘家华：碳中和城市需要做到两点：一是化石能源的有序、完全退出；二是终端能源消费的全面零碳能源的替代。
例如北京、上海这样体量的城市由于空间有限很难实现自身的碳中和，需要区域协同。比如北京1.64万平方公里2190万人口，北京市内不可能存在零碳能源的天然空间。北京对口支持的内蒙古乌兰察布4.6万平方公里才200万人口，北京投资在乌兰察布搞风电搞光电，实现北京零碳电力的同时又能增加乌兰察布就业有就业。
现在碳中和城市的工作都是区域性的，一个单独的城市是不可能自身碳中和的，但是整个区域协同起来就能合作共赢实现碳中和。
受访嘉宾简介：
潘家华，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市政府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城市经济学会会长、中国生态经济学会副会长，曾任中国社科院生态文明所所长、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北京）能源与发展顾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减缓工作组（荷兰）高级经济学家、国家外交政策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973项目首席科学家。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可持续发展经济学、世界经济、能源与气候政策、生态文明范式新经济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