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会丨《凯列班与女巫》为何成为性别研究经典必读书目
7月15日，南京拱廊计划文化俱乐部举办了一场关于《凯列班与女巫：妇女、身体与原始积累》新书对谈活动。本次对谈邀请到了香港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和该书的译者龚瑨，以及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蓝江和副教授杨乔喻作为嘉宾参与。他们共同解读了《凯列班与女巫：妇女、身体与原始积累》这本书中的重要发现和思想，为读者深入理解提供了有益的解读。
《凯列班与女巫：妇女、身体与原始积累》是意大利裔美籍学者西尔维娅·费代里奇的代表作。西尔维娅·费代里奇于1941年出生在意大利，她的成长经历受到了战争、反动、天主教和厌女氛围的影响。上世纪60年代，她前往美国留学并积极参与当时美国的反越战运动、黑人民权运动和学生运动。
1970年正值第二波女权主义运动达到高潮时期，费代里奇在纽约建立了各种女性独立小组。受到意大利的自治运动和国际宣传运动的影响，她还创办了有偿家务劳动委员会。然而，随着英美新自由主义思潮在1976年后的回潮，有偿家务劳动委员会被解散。
费代里奇在之后的研究生涯中专注于家务劳动问题的根源。1986年，她前往尼日利亚从事教育工作。在第三世界的经历使得费代里奇对性别、全球化、新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产生了新的思考。
2004年，《凯列班与女巫：妇女、身体与原始积累》正式出版并于2014年修订，不久后法语翻译版本面世。这本书将16世纪猎巫事件置于同时代资本主义过渡的语境中，以揭示父权制和资本主义过渡之间的内在联系。此外，书中还描述了20世纪末期在第三世界重新出现的猎巫运动、新圈地运动和奴隶贸易等原始积累现象。
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女性如何被固定为再生产劳动的角色
龚瑨专注于马克思主义女权和酷儿马克思主义研究，并结合了自己在性别研究领域的经历，对本书的理论体系进行了梳理。《凯列班与女巫》为当时正在攻读研究生学位的龚瑨打开了女性主义的新视角。
他指出，当时流行的女性主义理论往往忽视了阶级问题，而后现代女性主义和酷儿理论主要关注白人中产阶级女性的经验，忽略了不同地域、不同阶级妇女之间的差异。与此同时，福柯成为最受欢迎的社会理论家，他的思想体系，如规训、治理术、主体化理论等，在解释许多问题方面具有强大的影响力，但缺乏阶级视角。费代里奇的这本书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弥合了福柯理论和女性主义理论在当时的断裂，通过交叉的视角探讨了历史事件——猎巫。
接下来，龚瑨概括了全书的主要内容。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学者意识到马克思主义在分析性别劳动方面存在盲点：过于关注生产问题，而忽视了再生产问题。而再生产问题则成为女性主义研究的重点。资本主义的性别劳动分工使男性主要从事生产劳动，而女性主要从事再生产劳动（如生育、养育等），形成了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模式。资本主义制度将这种分工制度神圣化、自然化，使人们相信它是与生俱来的。
然而，事实上，我们视作理所当然的这种分工是在16-18世纪的近300年间通过残酷的流血、牺牲和镇压而强制女性服从再生产劳动来实现的。费代里奇运用历史回溯的方式清晰地论证了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
资产阶级在进行资本积累时需要大量劳动力。然而，在14世纪，黑死病席卷欧洲导致人口锐减，资产阶级为获取劳动力采取了一种策略，即要求女性不参与生产活动，而是专注于再生产活动来增加劳动力人口。这导致整个猎巫时期，“女性负责再生产”的观点成为主流，而女性反抗者则被视为破坏再生产的“女巫”，遭受暴力压制。猎巫运动带有性别歧视和暴力色彩，它是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资产阶级共同推动的，旨在破坏无产阶级内部的团结，使男性主动控制女性的身体、劳动力和孩子的孕育。
猎巫运动中，国家和资本共同创造了性别对立，破坏了无产阶级之间的团结，让男性承担起控制妇女的任务，并鼓励他们对妇女怀有敌意，认为可以免费享有妇女的身体、劳动力和孩子。这是一种新型的社会契约。在资本原始积累之前，男性女性的一切都属于奴隶主。然而，在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女性逐渐被固定在为男性和资本家提供无偿再生产劳动的角色中（而男性则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自由）。
然而，费代里奇注意到，女性并不仅仅是被压迫和等待拯救的形象。她发现了大量女性反抗的例子，这些妇女试图挑战主流性别规范，建立更加平等的性别关系。然而，恰恰是这些具有反抗精神的妇女被贴上了“女巫”的标签，并遭受当地社群乃至整个社会的集体人身攻击、暴力和屠杀。审判女巫成为一项集体公开仪式，在猎巫运动不断升级的过程中，资本主义下的性别分工逐渐成为全社会的共识。
“凯列班与女巫”背后，没有看到男女对立
凯列班是莎士比亚1611年封笔之作《暴风雨》中的人物，费代里奇借用了莎士比亚的戏剧《暴风雨》的两个形象“凯列班与女巫”：凯列班是荒岛上的原住民野人，被外来者普洛斯彼罗驯服，通过用他从主人那里学来的语言下诅咒来反抗他的主人；女巫是凯列班那会魔法的母亲西考拉克斯，她支配着本来由月亮操纵的潮汐。在费代里奇看来，凯列班的出现受殖民主义的影响，代表着被殖民者和劳动力，而女巫代表着女性，这二者之间合二为一，所以，在书中，费代里奇没有展现男女对立的历史，而是“大部分人”被“小部分”阶级压迫的过程，只是“大部分人”中也包含着性别的意向。
杨乔喻补充认为，猎巫运动的历史之所以能够得到重新发现，得益于法国年鉴学派的研究方法。法国年鉴学派注重对一个社会、地区的习俗史和生活史进行深入研究，正是这种方法使得猎巫运动得以重新关注。
然而，尽管猎巫运动经过重新发现，却没有被进一步深入研究。这主要有三个原因：首先，猎巫运动的史料资料不够充分，导致相关研究受到限制；其次，猎巫运动长期以来未被史学家重视，缺乏足够的研究关注；第三，猎巫运动中被迫害的大部分女性地位较低或受教育水平有限，因此她们无法亲自书写自己的历史。留下来的记录往往是参与猎巫的男性视角，而非当时遭受迫害的女性视角。
实际上，参与猎巫运动的女性无法书写和传承自己的故事，因为她们的亲人可能也会受到牵连。直到20世纪70年代，女权运动的兴起才揭示了女巫身份背后隐藏的性别要素，并使得人们开始重视这段历史。
杨乔喻总结：“凯列班代表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当中的劳动者和殖民者，而女巫代表的就是女性。‘凯列班与女巫’把女巫加入原本由劳动与殖民构成的资本主义原始积累视屏之中，但我们并没有看到一部男女对立的历史。事实上，读者读到的是大部分人被少部分人压迫的历史。而男性和女性受到压迫的形式不同。男性可能沦为流浪汉，被关在监狱里受到规训，强制劳动最终让他成为一个合格的劳动力。而女性则因为猎巫运动，对性的管制等一系列的操作，被变成了专门进行劳动力再生产的角色。”
一本经典的性别教科书
南京大学哲学系副教授杨乔喻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女性主义等领域。在她开设的《女性主义导读》课程中，选用《凯列班与女巫：妇女、身体与原始积累》作为阅读书目进行讲授。杨乔喻表示：“该课程主要涉及五本重要的女性主义著作，分别是《第二性》、《女性的奥秘》、《女人的交换：性的政治经济学》、《凯列班与女巫》和《性别麻烦》。这些书籍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时间脉络，而《凯列班与女巫》则处于其中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
《第二性》是西蒙娜·波伏娃将女性问题正式提出并讨论的著作，旨在探究女性所面临的困境源于何处。《女性的奥秘》在美国第二波女权运动兴起中起到了主导性作用。当时美国第二波女权运动与民权运动相互结合，女性主义也呈现出多样化的趋势，包括对种族、阶级和多元性别等问题的关注。同时，对家务劳动有偿化的讨论也日益激烈，并出现了社会主义女权思潮。
在第二波女权运动期间，出现了两股突出的理论潮流，即社会主义女权理论和后现代激进女权理论。社会主义女权理论更加强调历史唯物主义，并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来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历史分析。与此相反，后现代激进女权理论则更关注超越阶级的文化构成和身份构成等方面的讨论。
在社会主义女权理论中，一项重要议题是"再生产"问题，该理论认为劳动同样需要被视作一种生产，例如家庭私领域的照料工作和女性的生育。因此，社会主义女权理论提出将生产和再生产相结合的观点。费代里奇在她的著作《凯列班与女巫》中延续了社会主义女权理论的思考，探究了"再生产领域中的压迫从何而来"的问题。她认为，如果我们不将女性视作一个具有社会意义和象征属性的阶层，从而无法真正理解社会中存在的压迫现象。因此，费代里奇笔下的《寻找社会主义女权的起源说》旨在提倡社会主义女权观念，并对后现代女权理论中超越历史的部分提出反对。
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蓝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当代左翼思想等领域。他认为《凯列班与女巫：妇女、身体与原始积累》不仅仅是一本关于女性身体规训的书籍，还深入探讨了现代性和现代人生成的议题。
蓝江指出：“通常我们学习历史时会认为资产阶级社会通过圈地运动导致大量农民成为工业文明下机器旁的生产工人。然而，这个过程比我们所想象的更为复杂。费代里奇在书中详细描述了农民如何逐步解除对土地的依附关系，并成为能够自由出卖劳动力的工人，以及他们如何被现代化生产关系所规训。”
蓝江进一步探讨了现代生产关系中身体的生产方式。他回顾了过去刑罚对人身体的规训，指出现代的规训方式或许更加“温和”。资产阶级不再通过刑罚来控制身体，而是塑造了“劳动力”这一概念。在资本主义中，所有的生产环节都需要劳动力，而劳动力则来自于人。人们将身体的一部分带到市场上出售，用“劳动力”换取生计所需的金钱。然而，这样的情况也会导致一个危机：当一个人的身体不再具有劳动力的价值时，就会失去对资产阶级的吸引力，成为“无用的身体”。
当人们不服从资本主义的期待时，凯列班一部分代表着现代工业资本主义所不能包容的懒惰、享乐；另一部分代表着捣乱破坏、歇斯底里，更具体地说是对社会再生产的反抗，即“女巫”。蓝江指出前现代女性拥有控制自己生育权的能力，然而现代工业资本主义制度剥夺了女性对自己身体的掌控权。“女性承担社会再生产的责任并非天生的，而是受到社会规训的影响。”
正如书中所说：“女权主义者们很快就认识到，如果不是因为对权力结构提出挑战，成千上万的妇女就不会被屠杀和遭受最残酷的折磨。”三位学者从不同角度梳理了《凯列班与女巫》的脉络，展现了费代里奇独到、透彻的分析，让读者对猎巫运动所代表的女性污名化以及资本原始积累过程有了更深入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