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记载与实地考察互证的 花溪面目
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郑文丰文/图
薛春波先生在《花溪文史漫笔》一书中有个说法：徐霞客是花溪的第一位“游客”。初看此说，似为一种“文学修辞”。花溪作为黔地高原明珠，镶嵌于贵阳城南几千年，于徐霞客之前踏足此境者何止万千？而细思此说，实有“史学依据”。《徐霞客游记》中的《黔游日记》，在贵阳城三日的日记仅有二十七字。自出贵阳城后，徐霞客的日记多起来了。可以说，《黔游日记》中的“贵阳游线”，以花溪为重。据薛春波先生统计，在花溪道上不足百里的行程中，徐霞客用峡、溪、梁、山、峰、崖、麓、坡、屏、阜、冈、岭、坞、隘、脊、壑、穴、洼、涧、水、泉、树、箐、城、屯、堡、场、寨、铺、肆、桥、路、坝、田、家（农家）等数十个字词，形容和描述自己所见所闻，真实记录了当时花溪的自然山川、社会人事。从文献历史的角度，徐霞客首次整体揭开了花溪的“历史面纱”。旅游者，不可不知徐霞客；游花溪者，不可不读《徐霞客游记》。基于此，徐霞客可称为花溪第一位“游客”。
徐霞客是在崇祯十一年（1638年）入黔的，此时离贵州永乐十一年（1413年）建省，已过去了225年。贵州素称“山国”，不沿海、不沿边、不沿江，且无平原支撑，故而在以土地为贵的农耕文明、以流通为尊的工业文明两大文明周期里，均位置不显。继而建省也晚、关山道隔，成为传统乡土社会的“三野之地”：一“野”乃“朝野”之“野”，黔地远离国家政治中心；二“野”乃“文野”之“野”，黔地远离华夏文化中心；三“野”乃“荒野”之“野”，黔地远离国家经济中心。在明代建省之前的千余年间，和贵州有关的历史文献不过寥寥数万言，以至于历史文献中的“贵州”大幅留白且面目模糊。贵州对外的“历史形象”大抵是“夜郎自大”“黔驴技穷”两个成语，以及“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文银”一个俗语。“贵州”要成为“多彩贵州”“贵州史”乃至“贵州学”，无疑需进行历史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构建黔地的历史文化谱系。
明代建省以来，因从政、贬谪来黔的士人，以及移民、经商而居黔的民众日多，亲临其地，方得以摒弃成见旧说，还原贵州的多彩。正如民国贵州乡贤柴晓莲先生在《贵州名胜考略》中所说：“文献足征，溪山亦为之生色。”而省会贵阳，自是各方关注重点。
翻检存世文献，历史上对贵阳的大规模书写，大体上有两个历史阶段——
一是明清时期。明万历年间，贵州巡抚郭子章著《黔记》，其中《山水志》专章，关涉贵阳的有“贵州省城内山岩”“贵阳府诸山”“贵阳府诸水泉”“贵阳府诸水”诸条。作者访胜探幽、作诗赞咏之余，另胪列掌故来历、历代诗文；其后，明曹学佺著《贵州名胜志》四卷，对贵阳的山、水、洞、泉作了记载。清康熙年间田雯著《黔书》，列举贵州境内人文名胜和自然景观二十多处，其中对贵阳有如是概述：“贵阳，都会之区，风景自别，左栖霞，右相宝，夹岸连壤，负险相望。龙井涌于北，富水汇其南。杜若洲边、漏趵泉上，偶一登临，为之彷徨追赏。”著述之外，诸如王阳明、徐霞客等游黔士人，以及周渔璜等本地黔籍文士，也不乏品评诗文。其中亦有涉及花溪的文献，但不多。
二是民国时期。蔚为大观的品题专著有三部：其一、贵州文献征集馆编印的《贵州名胜古迹概说》，分县介绍了各地的名胜古迹，录有贵阳城区的山、寺、洞、楼、泉、园等计23条；其二、柴晓莲先生撰写的《贵州名胜考略》。虽题为“贵州名胜”，实则仅涉及贵阳市，未及省内其他地方。限于篇幅，作者撷黔中名迹尤著者，每一处均附相关的文、记、诗等，可堪为游者导师；其三、文通书局1948年1月出版的民国《贵州通志·古迹志》。这些著述，也难以看到对花溪的整体描绘。反而是在这一时期，由于抗战军兴，文化西迁，作为大后方的贵阳“握五省交通之枢纽”，大批机关、学校、工厂迁入，流寓贵阳以及借道贵阳前往他省的文化人颇多；又因为“贵阳是抗战的大后方，花溪是陪都的后花园”，不乏文化名人前来游历，对花溪多有状写，“过贵阳不上花溪，如入宝山而空手归来。”花溪借由文化人的笔墨，首次大规模地进入文化视野。用顾久老师在《花溪文史漫笔》序中的话说：“抗战期间，各地烽燧，地隐后方，随着军事、文教等人事渐次迁入，一批文化名人过往流寓，此处绝似世外桃源……花溪才声名鹊起，遂成名区。”
值得一提的是，贵州乡贤陈恒安先生于1942年主笔的《贵阳市指南》一书中，配有十幅风景插图，其中三幅出自花溪，分别是《花溪远眺》《灞上桥》《观瀑亭》。并于“名胜”章节中特辟“花溪特写”一目，详细介绍花溪景致，且还点明优胜之处：“（花溪河）入则幽窅，出则平衍。田畴交错，村落毗连，各极优美之景色。贵阳附近风景，往往有山无水，此则山水匀合，故最易吸引游人也。”
薛春波先生的本业是历史学，为贵州历史文献研究会常务理事。其《花溪文史漫笔》一书中的历史文献来源不离上述两个时期。同时，他居住在花溪二十多年，多年间骑行或车行在溪南的山水间。行迹中的所见所闻，无论是道路、桥梁、村寨、民居、农田、溪流等乡村景观，还是与村民的一些简短交流或深入访谈，总能给他留下一些欣喜和感动。二十多年里，他领受到的“花溪印象”，一方面是从古至今不变的“真山真水到处是”的秀美，以及附着在这些乡村道路、村寨、民居乃至原住民身上历史的、文化的“印记”；一方面是“城市更新、乡村振兴”的变化：昔日徐霞客一路行经的大溪水，升级成了十里河滩国家湿地公园；吃午饭的“桥南铺肆”，改造成了“花溪十字街”；驻足观望的“南北分水岭”桐木岭，道路纵横交错，成为城市建设的重要节点……他想记录下花溪的变与不变。
《花溪文史漫笔》以花溪地方、人物、事件等历史文化风物为考察和书写对象，既观照历史，也记录当下。本书以花溪、青岩、黔陶、高坡四个乡镇为重点，兼顾孟关、马铃、久安、石板以及原花溪区属小碧诸乡，分别以花间疏影、青岩秋夜、黔陶水长、高坡云深、溪流淙淙五章概括之，共计五十八篇。各篇尽量以历史文献为依据，通过实地考察的方式，追寻数百年来花溪地方及其与贵州省的历史和现实关系，随作随录，形式不拘，力图做到篇幅短小而富有“理趣”。
其中，以村寨为题的，有陈亮堡、桐木岭、青岩、杨眉、蒙贡、歪脚、黔陶、谷洒、河西、高坡、格棒、甲定、扰绕、板正、马铃、关山、大土等十余个。同花溪有关的贵州历史人物，有平刚、任可澄、姚华、周渔璜、吴中蕃、刘清、周际华、刘剑魂，以及郑珍、莫友芝、徐霞客、吴鼎昌等十余人。涉及贵州历史“大事件”的，有花溪红军线路、东苗之战、溪南屯堡、溪南四司、徐霞客游花溪、大夏大学、抗战时期的贵阳清华中学，以及贵阳孔学堂、大兴国寺等。可列为贵州历史文化风物和文化遗存的，有高坡红军标语、花溪公园、清晖楼、青岩狮子山、青岩民居、中曹长官司半坡旧址、二屯岩摩崖、高寨“招民复业碑”、黔陶的桥、贵阳南道、白云山道、赵司贡茶，以及碗场、孟关场、甲定场、孟关上板迎客松、高坡跳洞、花溪修禊、涟江源等。
作者学习借鉴古人“考之邑乘，参之他书，采诸遗闻，证诸目见”之方法，通过搜求历史文献资料和实地踏勘，或以事写物，或以人写事，或因人因事而写其地，志其地述其事，以期能够“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
他通过对数百年来花溪地方历史文化风物及其时间和空间变化的考察，以空间来表达时间，把花溪“小地方”写进贵州“大历史”，或者把贵州“大历史”写进花溪“小地方”。
至于书名中的“漫笔”二字，首先是一种文体形式。费孝通先生曾经在《港行漫笔》一文中说：“有点想法，随笔写下，不讲起承转合，不求全貌完形，只是片断鳞爪而已。故称之为‘漫笔’。”以此观照，这部书是当得起“漫笔”二字的；其次还是一种游历心态。在书中，我们能感受到作者游历花溪时的好奇与惊喜、忧思与惆怅。文史专家王尧礼在该书的序言中说，“这是他骑着单车，行走在蜿蜒曲折、高低跌宕的路上，一丝一缕牵扯出来的，用一个‘漫’字，才体现出那个踏访的过程与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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