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心时代的中国法政智慧《寻道——先秦政法理论刍议》读后
孔子像。 视觉中国
“人生有何意义，应该如何活着”是先秦诸子学说更基本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政法理论也是一种人生哲学
□陈新宇卢晓航
哲学家雅斯贝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提出了“轴心时代”的重要概念，其指的是世界历史在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间，在中国、希腊和印度三个地区，不约而同地发生了最深刻的历史转折，取得文化上的关键突破。彼时，哲学的星空中群星闪耀，提出了影响至今的根本性问题。
与雅斯贝斯界定的轴心时代相对应，中国正好处于先秦时期，张伟仁教授的《寻道——先秦政法理论刍议》（以下简称《寻道》）就是从法学专业的视角，探讨当时儒家、墨家、道家、法家诸子的法政智慧，在某种程度上正好回应与深化雅斯贝斯的学术命题。
■《寻道——先秦政法理论刍议》
作者：张伟仁
出版社：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弥补西学缺失的见解
张伟仁于1935年出生在江苏吴县，幼年受私塾教育，后迁至台湾，入中学、大学，获得台湾大学法学学士和政治学硕士学位。后赴美留学，先后获得南卫理公会大学比较法学硕士、耶鲁大学法学硕士、哈佛大学法学博士学位。
这种融合中西文化学统的成长与学术背景是本书问题意识的重要来源。如作者所说：“我幼年受长辈们教导一举一动的规矩，在私塾时聆听老师讲述经史里的道理，进大学后诵读了宪法、民法、刑法、行政法、诉讼法等的条文，出国进修又学习了若干英美和欧陆的法律，五花八门，活剥生吞，将头脑变成了一个杂乱的大仓库。有时静下来想想，不禁会问为什么要学这么多种类的规范，尤其是法律？”
阅历促成其对规范的来源与特质、理想社会秩序甚至人生价值意义等法理基本问题的持续思考，作者进而探索中国法政先贤在这方面的理论贡献。他在本书的序言中写道：“我读这些课程（法理学）的教科书和上课听讲之时，发现只有西方人对这些问题的意见被提出来讨论，难道中国人都不思考这些问题吗？……中国前人，特别是先秦诸子，对寻求此道做了极大的努力，其见解的精到之处颇能弥补西学之缺失。我有感于此，决定将一些想法写出来。”
四十余年的智慧结晶
作者完成在美学业后，经许倬云先生推荐到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史语所作为一个学术重镇，当年负责人傅斯年先生曾要求刚入所的年轻人潜心读书，立有“三年之内不许发文章”的不成文规矩。
学风代际传递，在张伟仁刚入史语所时，“所长李济先生和历史组主任陈盘先生都教我多读书、多思考，不要急急乎写作、发表。我当时已很清楚自己的浅薄，知道要花很多时间去扎根，听了他们的话，便如服了一颗定心丸，就放心地去各个图书馆寻找有关中国传统法制的书刊来看……”
应该说，这是一种就像林毓生先生倡导的“比慢”精神，强调十年磨剑、重质量不重产量的学术氛围，令人向往不已。
《寻道》即孕育于这种学术氛围。尽管作者1968年即返回台北，但因为觉得准备不充分，所以婉拒了戴炎辉教授发出的到台湾大学兼课的邀请。一直到1980年，他才正式开课，教材内容便是本书的雏形——先秦政法理论。
回望张伟仁教授的执教轨迹，他从台大法律系出发，足迹遍及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纽约大学、哈佛大学、康奈尔大学，法国的法兰西学院，祖国大陆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政法大学等校，语言由中文到英文，又由英文返中文。
岁月流淌，在各地莘莘学子的课堂问道中，在古今中西的论辩里，教材内容益加丰富，作者的思想体系也更为缜密，于是便有了《寻道》这本书。因此，本书的写作是一位有着深厚中西学养、具有中国传统文化自觉和自信的学者四十余年孜孜以求、教学相长的智慧结晶。
通过“八典”解读“八哲”
本书选择了“八哲八典”为研究对象，即孔子《论语》、老子《老子》、墨子《墨子》、庄子《庄子》、孟子《孟子》、荀子《荀子》、商君《商君书》、韩非《韩非子》。内容分引言、主体和结语三个部分。引言部分介绍八哲所处的时代背景，指出春秋战国这个中国历史上大转型时期礼崩乐坏、大争之世的残酷社会现实，归纳各国执政者的不同解决方案，从而为主体部分提供一个历史语境。
主体部分主要以哲人的时间为顺序依次展开。每位哲人各享一章，作者通过八典对八哲的思想分别进行体系化解读，梳理他们身处乱世之中，对于自然、人性、规范等重要概念的观点，对世乱之因和治世之道的反思与探索。值得特别留意之处是每章的最后一节皆为“贡献与问题”。这是张伟仁教授对八哲思想的深度总结，既有对优点的肯定，也有对不足的批评，从中也可以看出作者的一些价值倾向。
结语部分是对主体部分中八哲各自面临的问题与不同对策的进一步归纳与引申。相比于之前的以诸子时间先后顺序为主，本部分主要是以类型即儒、墨、道、法诸家为序展开讨论，这样各家和诸子的主要观点与差异性、相似性可以得到更为全面深刻的披露。例如，孟子、荀子对于孔子思想的选择性继承，儒道与墨法关于个人与团体价值的不同态度，韩非与老子思想的同与异，等等。
八哲之中对于中华文化和国人思想影响最为深远的是孔子，也是本书作者最为欣赏的一人。孔子主张“述而不作”，因此《寻道》对其法政理念的分析与探索，依托的是由门人记录其言行的《论语》，张伟仁教授将其称为“散珠”。他通过孔子对“德”“礼”“政刑”等内在与外在规范的观念、规范的施行与学习、理想社会等核心命题，将这些散珠予以串联，再现了孔子对于“人如何改善生活”“社会如何增进其功能”的回答。
《寻道》对于《论语》的使用可谓极尽其功，如果能更多地结合孔子编订的其他经典进行补充或修正，或许能对章末所提出的几个非常重要但尚未完全解答的问题进行回应。显然本书已经有这样的尝试，例如在回溯孔子对于理想社会的观念时，作者结合了《礼记·礼运》对于“大道之行”的论述，正可为《论语》的“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等语录提供重要支撑。当然，这方面工作将不免涉及更多甚至无止境的文献考证。
本书的文字特点，借用《论语·卫灵公》所言，可谓“辞达而已矣”。作者在熟读经典的基础上，举重若轻，用平实的语言来解释深奥的古代概念，既没有套用炫酷的现代理论，也不故意堆砌华丽辞藻，而是“以仁心说，以学心听，以公心辨”。从这个角度看，本书具备通识经典读物的特点。这种文风在瞿同祖、萧公权、费孝通等学者身上可以看到，在当代却似乎越来越少。
作者将本书献给父母和“彷徨于歧途的人们”，体现了其寻找传统中国法政智慧的现实关怀——“为今日世界寻找出比较妥当的治平之道”，这也折射出中国传统士人家国天下的情怀。在成书之后，作者曾特地撰文指出，“人生有何意义，应该如何活着”是先秦诸子学说更基本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政法理论也是一种人生哲学。
（作者分别为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清华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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