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鱼不能翻过来?这么讲究的纪国咋就亡了
纪国是东夷部族在商代建立的一个古国,西周时封为侯爵,春秋早期(公元前690年)被齐国所灭。纪国故城位于今寿光市纪台镇,故城北侧有高台,俗称“纪台”“纪侯台”。纪国灭亡后约200年,纪国故地已是齐国剧邑。有一天,齐景公与晏婴来到纪国故城游玩,得到一只金壶,里面写着“食鱼无反,勿乘驽马”,两人由此展开讨论,这就是“金壶丹书”的故事。这个故事被后世作为经典的劝谏案例与治国典故载入史册,今天我们就来说说“金壶丹书”背后鲜为人知的真相。
□张书功
“食鱼无反”到底啥意思
“金壶丹书”出自《晏子春秋·内篇杂上》,原文是这样的:
景公游于纪,得金壶,乃发视之,中有丹书,曰:“食鱼无反,勿乘驽马。”公曰:“善哉,如若言!食鱼无反,则恶其鳋也；勿乘驽马,恶其取道不远也。”晏子对曰:“不然。食鱼无反,毋尽民力乎!勿乘驽马,则无置不肖于侧乎!”公曰:“纪有书,何以亡也?”晏子对曰:“有以亡也。婴闻之,君子有道,悬于闾；纪有此言,注之壶,何鄙也,不亡何待乎?
故事大意是说:齐景公(前547—前490年在位)到纪国故城游玩,得到一只壶,打开发现里面用朱砂写着“食鱼无反,勿乘驽马。”齐景公说:“这话有意思啊,吃鱼只吃一面,不翻过来吃另一面,是因为讨厌它的腥味；不乘坐劣马,是因为它走不远。”晏子接话道:“不是这样的。吃鱼只吃一面,是说不要耗尽百姓的人力和物力；不乘劣马出行,是说不要把卑劣的小人留在身边。”齐景公问:“纪国既然有这样的良策,为什么还会亡国呢?”晏子回答说:“君子有治国之道,一定会把它悬挂在大街小巷让人人都知道。纪国却把它藏在壶里,不为人知,怎能不亡国呢?”
这只金壶是怎么得到的,是从地下挖出来的?还是百姓或贵族进献的?文章没有说明。它长什么样子?我们也无从知道。不过,1974年冬,莱阳县中荆公社前河前村平整土地时,发现了一批纪国铜器,其中就有一只“己侯壶”,为西周中期纪国青铜器。圈足内刻有铭文3行,共13字:“己侯乍(作)铸壶,事(使)小臣台(以)汲,永宝用。”它与“金壶丹书”中的青铜壶是不是长一个样呢?我想也不一定,但可以作为参考。
千百年来,人们只关注此典故的教育意义,却很少去思考“食鱼无反,勿乘驽马”的真正含义。这句话的意思真如晏子所说吗?首先,两位当事人的看法就不一样。但是,齐景公的“恶鳋”之说,着实让人摸不着头脑。难道鱼一面腥,另一面就不腥了吗?然而,晏子说“食鱼无反”是爱惜民力,也是牵强附会。鱼都做好了,只吃一半,剩下一半不吃?这不是浪费吗?怎么就成了爱惜民力?
我想,一个地域的习俗,还要从这个地域的地理环境说起。纪国的核心区域大致与今天的山东寿光重叠,它的疆域:西到淄河,东到潍河,北临渤海莱州湾,南至安丘李家西郚村。包括今天的寿光、昌乐、临淄市临淄区淄河以东,以及昌邑、临朐、安丘的大部分地区。纪国不仅有着发达的农业,还兼有渔盐之利,仅寿光沿海一带就发现了大量商周时期的制盐遗址。寿光双王城盐业遗址是目前为止我国发现的商周时期最大的制盐遗址群。位于今昌邑境内的纪国城邑鄑城,是目前国内发现的唯一一座因管理盐业而设置的周汉古城。所以,纪国深受渔盐文化的影响。
在2000多年后的今天,潍坊、寿光的一些社会习俗、生活习惯仍然深受渔盐文化的影响,而且保留着“食鱼无反”这个习俗。就是在吃鱼时先吃一面,另一面不说“翻”(反)过来,而说“转”“顺”或者“划”过来,因为翻或反常与倾倒、造反联系起来,对于老百姓和统治者,特别是沿海一带的渔民来说很不吉利。“食鱼无反”并不是说吃鱼只吃一面,而是说吃鱼不要说“翻”(反),因为不吉利。“勿乘驽马”这个很好理解,劣马不仅走不远,还容易摔跟头。前几日新闻上不是说,一位游客在草原骑马,马突然倒地,骑马的人被摔伤,连着后面骑马的人也遭了殃。纪国的统治者是不是这个意思?这个解释聊做参考吧!
晏子为什么将这句话引申为治国理政之道呢?这是有原因的。齐景公年幼登基,在位58年,早年的景公非常勤政,善于纳谏,关心臣民。以晏婴为齐相,齐国的国势渐渐恢复。但齐景公当政后期,开始变得贪图享乐,不顾百姓死活,致使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史记·齐太公世家》有“是时景公好治宫室,聚狗马,奢侈,厚赋重刑。”的记载。《论语·季氏篇》也称:“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由此看来,当时晏子只是借题发挥,以此劝谏齐景公。诸如此类晏子劝谏的场景还有很多,在此不赘述。
纪国灭亡的内因
两人还谈到了纪国的灭亡,这也是晏子劝谏的反面教材。齐景公问:“纪有书,何以亡也?”纪国被齐国所灭,事情过去了不到200年,齐景公作为齐国的国君,竟然不知道这段历史?还是他对晏子的解释并不认同,故有此问?晏子的解释我们可以理解为,好的政策没有得到贯彻落实。类似于后来所说的“空谈误国”。言外之意,也透露出纪国统治者的昏庸。
晏子所说是有道理的,纪国的灭亡肯定有自身的内因。从“金壶丹书”这则材料看,纪国内部确已腐朽,好的政策无法落实到基层和百姓,但是具体什么政策、出了什么问题我们就不清楚了。又据《管子轻重乙》:“桓公曰:‘强本节用,可以为存乎?’管子对曰:‘可以为益愈,而未足以为存也。昔者纪氏之国强本节用者,其五谷丰满而不能理也,四流而归于天下。若是,则纪氏其强本节用,适足以使其民谷尽而不能理,为天下虏。是以其国亡而身无所处。故可以益愈而不足以为存,故善为国者,天下下,我高；天下轻,我重；天下多,我寡。然后可以朝天下。’”这句话的大意是说:齐桓公问加强农业,节约开支,就可以不亡国吗?管仲回答说:可以使粮食充足,民众偷安,却不能保证不亡国。从前,纪国就是加强农业,节约开支,虽然粮食丰收却不懂得经营管理,导致粮食大量外流,成为天下的俘虏,以致身死国破。所以,善于治理国家的,总是在各国物价降低时,我则使它提高；各国轻视某种商品时,我则重视；各国市场供过于求时,我则通过囤积使它供不应求,这样就可以主宰天下了。
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当时纪国的国策确实出了问题,粮食丰收,纪国却没有采取必要的手段进行调控和储备,导致粮价下降,大量外流,出现粮荒。我们可以进一步推测,粮荒影响到了军队,百姓出现了饥荒,从而导致了纪国的快速灭亡。《盐铁论·力耕第二》:“纪氏以强本亡。(作者按:强本即重视农业生产)”说的也是这个意思。《管子轻重乙》是可信的,经济战确实是齐国的强项。后来齐桓公灭鲁、梁二国以及攻打楚国、制服衡山国,都是使用的这招。
《春秋经》:鲁庄公四年(前690年),“纪侯大去其国。”《左传》对这件事的解释很简单:“纪侯不能下齐,以与纪季。夏,纪侯大去其国,违齐难也。”意思是说:纪侯不能屈从齐国,把国家政权交给了纪季。夏,纪侯永远离开了他的国家,以躲避齐国的迫害。《谷梁传》的解释是:“大去者,不遗一人之辞也,言民之从者四年而后毕也。纪侯贤而齐灭之,不言灭而曰大去其国者,不使小人加乎君子。”从《谷梁传》的记载看,不仅纪侯逃跑了,百姓也迁徙了,而且是没有留下一人。
《谷梁传》说“不遗一人”是不现实的,纪侯逃跑时连妻子伯姬都没来得及安葬,叔姬也没带走,怎会有时间组织百姓逃亡?一些百姓,特别是贵族惧怕齐国的统治,对齐国将来的政策没有把握,跟随逃亡或者后来陆续迁走,是有可能的；但是多数百姓安土重迁,生生所资都在纪国本土,怎会轻易迁走?这里显然把“义”强加给了百姓,用百姓追随逃亡,显示纪侯的得民心。
现在我们结合《管子轻重乙》所载,就明白了。纪国“大去其国”“民之从者四年而后毕”,并不是因为纪侯贤不贤的问题,很有可能是纪国出现粮荒,百姓才流亡到了别的国家。
纪侯与齐襄公
既然晏子以纪国为例来劝谏齐景公,纪国与纪侯成了反面教材,我们不妨说一说齐灭纪时的两位当事人,纪侯与齐襄公。
我们上面说到《谷梁传》,《谷梁传》是鲁国人写的,鲁国与纪国交好,是一条船上的,所以在记述这段历史时站在纪国一边,把纪侯说成是君子,齐灭纪不说“灭”,而用“去”,是给纪侯留面子。《公羊传》则与《谷梁传》完全相反,把齐灭纪谱写为一段正义凛然的“复仇”故事:“大去者何?灭也。孰灭之?齐灭之。曷为不言齐灭之?为襄公讳也。春秋为贤讳。何贤乎襄公?复雠也。何雠尔?远祖也。哀公亨乎周,纪侯谮之……远祖者几世乎?九世矣。九世犹可以复雠乎?虽百世可也。”
《谷梁传》是为纪侯讳,《公羊传》则为齐襄公讳,因为《公羊传》的作者是齐国人,与纪国是敌人,他把齐灭纪说成是复“九世之仇”的正义之举,把齐襄公说成是贤君,这就是睁着眼说瞎话了。《谷梁传》说纪侯贤,没有人反驳,因为历史没有记载；但齐襄公却是个不折不扣的小人。在此,我们说两件事。
鲁桓公的夫人文姜是齐襄公的异母妹,鲁桓公十八年(前694),鲁桓公携夫人文姜出使齐国,齐襄公趁机与文姜乱伦,鲁桓公发现后怒斥夫人,文姜把事情告诉了襄公。齐襄公设宴招待鲁桓公,把他灌醉,又派力士彭生抱着鲁桓公上车,彭生故意拉折他的肋骨,致使鲁桓公死于车上。事后迫于鲁国压力,齐襄公杀死了彭生。所以,鲁桓公的死其实是齐襄公妄图掩盖其乱伦丑事而杀人灭口。这件事就连齐国大臣也看不下去,作诗《南山》讽刺齐襄公与文姜。《毛诗序》云:“《南山》,刺襄公也。鸟兽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恶,作诗而去之。”
同年秋,他又以类似伎俩杀害了郑国国君郑子亹和郑国大臣高渠弥。鲁桓公十八年(前694年)七月,齐襄公在卫国的首止召开诸侯盟会,郑子亹与大臣高渠弥来到首止,与齐襄公会面。郑子亹年少时曾经和齐襄公发生争斗,因此双方结下怨仇。此次会面,郑子亹未就从前的事道歉。齐襄公发怒,就埋伏带甲武士杀死郑子亹,将高渠弥五马分尸。一年连杀两位国君,还是用如此下三滥的手段,这在中国历史上恐怕也是罕见的。司马迁《史记》曾数落其罪行曰:“襄公之醉杀鲁桓公,通其夫人,杀诛数不当,淫於妇人,数欺大臣。”意思是说,襄公灌醉并杀死鲁桓公,与鲁桓公的夫人私通,多次杀害不该杀的人,沉湎女色,多次欺骗大臣。
如此看来,晏子更应以齐襄公为例,好好教育教育齐景公了。从《谷梁传》和《公羊传》对纪国灭亡一事的不同解释,我们也可以看出,史料有时候并不是在“说真话,记实事”,而是在表达一个人或者一个阶级心中对时事的评判,我们应该加以辨析,从中得到有用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