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GS-NDI研究】“一带一路”系列：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理论和实践探索

（来源：中国银河宏观）

中非合作论坛助推“一带一路”更上新台阶：2024年中非合作论坛峰会的主要议题之一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非洲国家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支持者、参与者和受益者。此次峰会，中方提出了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未来如何高水平合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当下—共建“一带一路”的内在逻辑与宏观意义：当前，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一带一路”倡议与新发展格局高度契合。一方面，带路倡议有效畅通国际外循环。倡议有助于维护世界多极化格局，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加强区域经贸合作，促进各国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另一方面，带路倡议有力增强国内大循环。倡议有机对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助推中国区域协调发展，并从“引进来”和“走出去”两个维度共同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回溯—“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顺应国内外形势：第一，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增长放缓，全球化受阻，“一带一路”倡议应运而生为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第二，面对新兴经济体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崛起，带路倡议充分发挥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等优势，有效回应了沿线国家的发展诉求。第三，在中国的经济经历高速发展后进入转型阶段中，“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以开放促改革，应对内外部挑战、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

前行—“一带一路”倡议从愿景到实践：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10余年以来，中国加强沿线各国的合作，用具体的行动将愿景现实化。带路倡议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依托中国在制造与建造方面的出色能力促进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稳步增长，推动中国与全球尤其是带路国家的贸易、文化等合作稳步增加。

引领—“一带一路”政策理论持续丰富创新：当前，共建“一带一路”已迈入发展的新阶段，“一带一路”正展现新的内涵。在政策端，中国通过顶层设计的不断优化与创新，更加强调数字和绿色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阶段的重要作用。在理论端，通过与传统对外投资理论分析框架有机结合，带路倡议支持力度增强显著推动企业对外投资，助力中国企业从“产品出海”到“产能出海”以及“品牌出海”的升级。

应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风险和展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面临的主要挑战包括：对带路国家投资集中在亚洲地区，对外投资风险难以疏解，大型基建项目的经济和环保问题显现，以及国内区域发展不平衡对带路发展的制约等。为应对这些挑战，我们认为需在已有投资基础上拓展多元化投资区域，加强投资风险防控，推动“小而美”项目建设，借助“互联互通”助力区域协调发展与产业升级。

风险提示：1.全球经济复苏不及预期的风险；2.地缘政治事件相关的风险；3.对于政策理解不全面的风险；4.政策落地不及预期的风险。

一、中非合作论坛助推“一带一路”更上新台阶

2024年中非合作论坛峰会于9月4日-6日在京召开，本次峰会主题为“携手推进现代化，共筑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在本次峰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和非方领导人共同赋予新时代中非关系以新定位,中国同所有非洲建交国的双边关系提升到战略关系层面，中非关系整体定位提升至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非合作论坛成立于2000年，目前有中国、53个与中国建交的非洲国家和非盟委员会共55个成员，本次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是继2006年北京峰会、2015年约翰内斯堡峰会、2018年北京峰会之后，中非合作论坛历史上第四次峰会，也是中国近年来举办规模最大、外国领导人出席最多的主场外交。

本次峰会的主要议题之一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非洲国家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支持者、参与者和受益者。“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非洲52个国家和非洲联盟已与中国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谅解备忘录，形成了共建“一带一路”理念、原则、目标的高度共识。11年来，中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从理念转化为行动，成效巨大。迄今，中国已成为对非投资规模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非投资合作稳步增长。2023年，中非贸易额达到2821亿美元的历史峰值。截至2023年底，中国对非直接投资存量超过400亿美元，是非洲最主要的外资来源国之一。此外，中方已经帮助非洲新建和升级近10万公里公路、超1万公里铁路、近千座桥梁、近百个港口；向非洲几乎所有国家派遣了医疗队，诊治非洲民众约2.3亿人次；仅过去3年，中国企业就为非洲创造逾110万个就业岗位。中非共建“一带一路”不仅为非洲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动力、新活力，也为加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重要支撑。

如今，“一带一路”已迈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这对未来中非合作以及当下的国际环境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当前，全球局势进入动荡变革期，多边经贸合作承压，多极化格局面临挑战，区域经济合作重要性不断提升；同时，中国经济增速放缓，进入结构调整的关键期，三重红利效应减退，国内需求有待扩大。

面对“当下我们怎么办”这一时代之问，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植根古丝绸之路的历史沃土，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通过传承和弘扬丝路精神为世界各国合作共赢和新的全球治理模式提供了“中国方案”，同时也为助力中国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思路。在本篇报告中，我们将从“一带一路”倡议当下的内在逻辑和宏观意义出发，回溯当时提出的背景以及十一年来的发展历程，解读“一带一路”政策理论的丰富创新，并提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面临的挑战和未来的发展方向。

二、当下：共建“一带一路”的内在逻辑与宏观意义 

2000多年前，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开辟了一条贯通东西、连接欧亚的陆上丝绸之路。另一边，从秦汉时期开始，连接中国与欧亚各国的海上丝绸之路也逐渐兴盛起来。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共同构成了古代中国与欧亚国家之间的交通、贸易和文化交流的大动脉，促进了东西方文明的互动和人民的友好往来。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沿着这条“古丝绸之路”建设经济大走廊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旨在为包括中国在内的沿线国家和地区提供更多发展机遇，拓展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加速演进期。全球经济复苏乏力，金融市场波动加剧，系统性风险不断累积。世界贸易组织等多边合作机制在贸易谈判、政策监督等方面遭遇重大挑战，亟需改革以适应新的全球经济环境。同时，全球面临着资源短缺、粮食安全、气候变化和环境污染等非传统安全问题，这些风险对国际秩序和人类生存构成了严峻挑战。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经济进入到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以新发展格局为模式的大转型阶段，当前正处于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需要加速培育新动能、新优势。在此背景下，“一带一路”倡议通过推动全球治理变革，加强区域经贸合作，助推绿色数字转型升级，不仅为全球经济复苏和国际秩序重塑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也结合协调区域发展，助推产业结构升级等积极效应助力中国构建新发展格局，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一）带路倡议内在逻辑与新发展格局高度契合

 “一带一路”倡议的理念与新发展格局的内在逻辑高度契合。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部分，强调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同时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这一格局要求重视内需市场的开发和国际经济合作，以提高整体经济竞争力。“一带一路”倡议加强了国际经贸合作、基础设施互联互通以及人文交流，为中国经济开拓了广阔的国际市场和多元化的合作伙伴。特别是在新发展格局下，“一带一路”作为外循环的重要平台，通过推动国际市场的拓展与资源配置的优化，增强了中国经济的韧性和竞争力，助力中国更好地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实现高质量发展。

新时代共建“一带一路”和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中国主动谋篇布局做出的重大决策，其共性是统筹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二者相互促进、相辅相成，共同推动中国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和新优势，以实现高水平开放和高质量发展。

（二）百年大变局下畅通国际外循环

 “一带一路”倡议以合作与发展为核心，通过发挥中国的大市场和制造业优势，推动相关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促进贸易和投资便利化，推动了共建国家的经济多元化和可持续发展，为全球经济注入新动力的同时，也有助于从改善全球治理体系，加强区域合作以及推动转型升级等角度畅通国际外循环。

1.维护世界多极化格局，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

共建“一带一路”涉及国家范围之广，规模之大，逐渐成为维护全球多极化格局的重要力量之一。G7集团虽然只占全球较少的人口比例，却掌握着约半数的全球GDP，主导着全球经贸、投资和治理体系，这对许多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造成不利影响。“一带一路”倡议涉及经济体市场庞大，包括亚太、欧亚、中东、非洲等地区，逐渐形成了一个广泛覆盖的发展网络。截至2022年，“一带一路”沿线65个国家的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61%，GDP占35%，工业增加值占46%，贸易占21%，外资净流入占16%。

从治理角度来看，“一带一路”倡议通过打破传统的“中心—外围”格局，为发展中国家带来新的机遇。在传统的国际分工体系下，世界经济被分成了两个部分：一部分是“主要的工业中心”，另一部分则是“为工业中心提供粮食和原材料”的“外围”地区。“一带一路”倡议有助于构建更公正合理的国际合作模式，帮助沿线发展中国家提升技术水平并参与国际市场，打破过去高端技术垄断和中低端技术受制的局面。同时，倡议推动的经贸合作网络能够为沿线国家带来新的贸易机会，促进生产专业化分工，实现产业和贸易升级，助力缓解发展中国家在传统格局中的低端化和依赖性问题。

2.加强区域经贸合作，为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抓手

近年来，以WTO为核心的全球多边贸易体制面临诸多困境，区域性合作机制重要性不断提升。作为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路径，中国正推动高质量实施RCEP，积极推进加入CPTPP，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RCEP涵盖15个成员国，包含商品贸易自由化、服务贸易正负面清单相结合形式、投资便利化、自然人流动便利和数字贸易五块内容，更加强调遵循以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规则，侧重发展中国家的利益。CPTPP协定是一个全方位严格的贸易协定，包含11个成员国，涉及在劳工标准、环保、知识产权保护、互联网规则和数字经济等方面的高标准。“一带一路”倡议并非固定的成员国协议，参与国家广泛，涵盖亚洲、欧洲、非洲及部分拉美国家，参与国根据具体合作项目和意愿加入。合作领域侧重基础设施建设、能源、金融投资等，通过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等方式促进全球范围内的经济合作和发展。因此，作为国际循环的重要发力点，RCEP和CPTPP都是区域性自由贸易协定，前者范围更广但标准较低，后者标准高但成员国较少。“一带一路”倡议是一项跨区域的战略倡议，重点在于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和经贸合作，增强参与国之间的互联互通和经济发展，而非单纯的贸易自由化协议。

此外，“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与加强共建国家的合作还有助于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自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企业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和经济合作，带动了贸易投资的增长。随着中国与共建国家的经贸联系日益紧密，人民币结算也将逐渐成为双方交易的主要方式之一。这不仅降低了使用第三方货币带来的汇率波动风险，还通过签署本外币双边货币互换协议，进一步提升贸易便利性，促进生产要素的跨境流动，从而加速人民币在国际市场的接受度与使用范围。因此，从提升产业链稳定性以及人民币国际化角度来看，共建“一带一路”是中国参与区域经贸合作、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驱动力。

3.促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助力全球高质量发展

数字丝绸之路的理念有助于弥合全球数字鸿沟，共享数字经济发展成果。在全球数字化转型加速的背景下，数字经济已成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然而，数字基础设施的不平衡和数字鸿沟的扩大，阻碍了许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发达国家在信息技术、数字平台和数据管理方面占据主导地位，而许多发展中国家却面临着技术落后、网络基础设施薄弱等挑战。在此背景下，“一带一路”倡议通过建设数字丝绸之路，有利于推动共建国家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促进数字经济的普及和发展，不仅为共建国家提供融入全球数字经济的机会，也助力推动全球数字经济的共同繁荣。

绿色丝绸之路的理念有助于促进了绿色技术的推广，为共建国家提供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的路径，从而推动全球绿色经济的协同发展。在全球面临气候变化、环境污染等严峻挑战的背景下，绿色发展已成为各国共同追求的目标。然而，实现绿色转型对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并非易事，资金短缺、技术不足和产业结构转型的压力使得这些国家在应对气候变化时处于不利地位。中国在共建“一带一路”过程中，广泛使用和推广新能源有助于帮助共建国家实现绿色发展目标，为全球环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方案。

（三）中国经济转型期增强国内大循环

当前，中国国内经济进入结构调整期，三大红利的边际效应逐渐减退，叠加以技术创新和人力资本支撑的新增长格局尚未完全形成，需要有效的经济合作机制激活“外循环”，促进“内循环”。“一带一路”倡议有助于发挥中国的规模经济优势，进一步夯实国内经济循环。

1.“一带一路”倡议有机对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党的二十大以来，区域经济重要性日益提升，区域经济政策迎来新一轮密集升级，区域发展模式也迎来新思路新举措，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大开放”将成为未来中长期把握的关键，“一带一路”倡议有机对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中国西部地区与13个国家接壤，具备开放的条件。例如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项目中欧班列，对优化跨区域资源流通提供了新的思路，有助于打破国际贸易长期依赖海洋通道的固有格局，扭转内陆地区国际物流禀赋劣势，促进内陆城市的“口岸化”，从而有利于国内经济的良性循环。

在“一带一路”的推动下，“六大走廊”推进建设，中西部地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物流成本进一步降低，不仅搭建起了连接中亚、西亚、南亚、东南亚等区域的交通运输网络，还以合作区、产业园为载体不断深化和拓展国际合作，开放水平显著提升。总体而言，“一带一路”倡议有助于弥合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发展差距。1978年，东部地区人均GDP是西部的1.76倍，此后进一步扩大到2005年的2.54倍，此后二者之间的差距不断缩小，至2023年东部地区人均GDP与西部之比缩小到1.63。随着未来西部陆海新通道的不断建设，中西部地区将进一步得到开发开放。

2.“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产业结构的升级

“一带一路”倡议有助于引进外商直接投资和先进机器设备，带动中国生产技术水平的提升。“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合作有助于生产分工的进一步细化，从而实现更大规模的经济效益。中国作为人口大国、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其广阔的市场和强大的制造业能力为“一带一路”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中国庞大的工业体系能够通过能源、工业金属、新能源金属等原材料进口，与轻工、重化工业、装备制造等成熟产能合作方式实现与带路国家的优势互补。同时，这种规模经济在合作过程中还能够为提升效率、增加安全提供保障。这种优势在数字经济时代将进一步凸显，具有较低边际成本的数字产品和服务通过上下游产业链的联系和集群效应，推动整体经济的发展和效率的提升。

“一带一路”倡议通过进一步深化“走出去”战略,助力中国突破产业升级困境。“一带一路”不仅覆盖了众多发展中经济体，同时也延伸至科技水平较高的经济体，因此该倡议下的对外直接投资能够通过研发创新机制推动产业升级。借助“一带一路”，中国可以在“顺梯度”投资模式下，将国内部分成熟产业转移到发展中经济体，利用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获得交换价值，以缓解产业研发的资金压力，进而促进研发创新，推动产业升级。在“逆梯度”投资模式下，中国企业可以与发达国家的技术领先企业进行战略合作，共享研发资源、建立技术联盟并培养研发人才，通过“逆向转移”机制提升国内产业的研发创新能力，从而推动产业升级。

三、回溯：“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顺应当时国内外形势 

在理清当下“一带一路”倡议的内在逻辑和宏观意义后，我们有必要回顾其十年前提出的背景和初衷，通过回望历史，我们能够更加深刻理解“一带一路”倡议的内在逻辑，也能从共建“一带一路”的发展脉络中获得更多启示。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出访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期间，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自此，“一带一路”倡议正式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是基于国际和地区形势的深刻变化，以及国内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和任务，以致力于维护全球自由贸易和开放型经济体系，促进全球各国加强合作、共克时艰、共谋发展。

（一）全球经贸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

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增长势头减弱，逆全球化思潮日益增强，多边合作体系面临重重挑战。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全球商品贸易总额占GDP比重自1960年到2008年的变化呈现出四个经济发展阶段：1960-1975年以3%的年均增速快速增长；1976-1989年以0.5%的增速缓慢增长；1990-2007年恢复到年均2.7%的增速爆发式增长；2008年后增长停滞，年均增速为-0.7%。与此同时，美欧等发达国家一方面推动“制造业回流”，另一方面大力加强区域合作，试图建立符合其政治经济利益的庞大自由贸易区网络。时任美国总统的奥巴马推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的谈判，旨在构建以美国为核心的经贸规则“朋友圈”，以此巩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

面临此国际形势，“一带一路”倡议旨在用创新性的全球治理理念、灵活的合作路径、强劲的区域协作动力、包容的文化交流方式以及可持续发展的新生态，为推动全球可持续发展提供中国方案。

1.全球治理新理念

《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指出，共建“一带一路”的途径是以目标协调、政策沟通为主，不刻意追求决策的一致性，可保持高度灵活性，强调合作进程是多元开放的。“一带一路”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即合作各方共同协商制定规则与方案，倾听各种不同关切；尊重各国多元的发展道路和人类文明多样性的客观现实；打造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合理分担全球经济治理的成本和风险，为合作付出“共同但有区别”的努力。这体现了对传统单边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挑战，倡导合作共赢、包容互利的国际关系新模式。这种反对保护主义，推动贸易自由化和便利化的治理理念，有助于促进全球资源和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提升各国经济发展的潜力。

2.全球发展新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在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指出，“一带一路”建设不是另起炉灶、推倒重来，而是实现战略对接、优势互补。“一带一路”倡议注重在联合国和其他多边机制中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对话，促进各方发展规划与互联互通倡议的对接，实现各国发展战略互补。中国政府在2017年发布的《共建“一带一路”：理念、实践与中国的贡献》中指出，中国主动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家战略、发展愿景、总体规划等有效对接，寻求共建“一带一路”的合适切入点。

3.区域协作新动力

在此前全球化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先发国家对于投资金额巨大、回报周期过长的基础设施合作项目往往兴趣寥寥，后发国家则苦于资金匮乏，有心却无力。这也是导致过往发展不平衡的重要原因。在“一带一路”合作中，中国坚持“要想富，先修路”，聚焦基建先行的发展模式，改善共建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2014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互联互通伙伴关系”东道主伙伴对话会上宣布，中国将出资400亿美元成立丝路基金，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基础设施建设、资源开发、产业合作和金融合作等与互联互通有关的项目提供投融资支持。同年12月，丝路基金在北京注册成立并正式运行。因此，“一带一路”旨在推动共建国家的经济增长，为区域经济提供新的增长点。

4.文化交流新桥梁

“一带一路”倡议在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也展现出了强大的包容性。中国不干涉别国的意识形态，不输出自己的发展模式，着眼于互利共赢，共同做大“蛋糕”、共同分享。“一带一路”倡议不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划线，不搞地缘政治，始终以包容的态度对待各个国家不同的发展模式，支持每个国家根据发展条件和自身基础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与合作模式。“一带一路”倡议尊崇“和而不同”的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平等对待、互学互鉴，强调在维护文化多元性的基础上共谋发展、共享繁荣、共享和平。

5.可持续发展新生态

《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提出，“在投资贸易中突出生态文明理念，加强生态环境、生物多样性和应对气候变化合作，共建绿色丝绸之路”。因此，“一带一路”倡议本身就强调了生态文明理念，旨在将环保和可持续发展融入合作项目中，推动绿色基础设施、绿色能源和绿色金融的发展，在推动双边以及全球发展的同时助力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挑战。

（二）沿线国家间供需平衡的必然选择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以及实现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是基于中国与共建国家客观存在的经济结构上的供需匹配条件。具体而言，“一带一路”倡议通过将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力、技术以及外汇储备，与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需求精准对接，实现了供需两端的高度契合，既顺应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也回应了沿线国家的发展诉求。

1.中西亚及其他亚洲国家的需求侧分析

基础设施需求旺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尤其是中亚、东南亚和南亚国家，正处于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阶段，对基础设施的需求极为迫切。基础设施投资需求涵盖了交通运输、能源供给、水利工程等多个领域，这些国家需要完善的基础设施来支撑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但普遍面临资金不足、技术欠缺的问题，这为外部资本和技术的引入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基础设施投资的外溢效应。这些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不仅能够直接推动经济发展，还会带来广泛的外溢效应，如提升就业、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等。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参与这些基础设施项目，不仅满足了这些国家的迫切需求，还能够获得经济和战略利益的双重回报，强化与这些国家的长期合作关系。

资金缺口与合作潜力。尽管这些国家对基础设施的需求巨大，但由于经济基础薄弱，财政资源有限，这一供需缺口为中国的资本和技术输出提供了巨大的市场机会。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中国能够在帮助这些国家解决资金短缺问题的同时，扩大自身的国际市场份额，促进国内产业的全球布局。

2.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供给侧分析

结构调整与市场拓展。随着中国经济进入结构调整期，传统的投资和消费驱动模式逐渐减弱，国内市场日益饱和。为了释放经济增长潜力，中国迫切需要开拓新的国际市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市场为中国提供了机会，通过输出产能和技术，优化资源配置，在满足外部市场需求的同时，实现供给侧的优化升级。

制造业升级与技术输出。中国制造业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特别是中高端制造业面临新的技术和市场需求。然而，国内市场对中高端制造业产品的吸纳能力有限，供给端急需找到更广阔的市场空间。“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制造业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出口，通过输出与基础设施建设相关的先进制造技术和产品，满足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升级的需求。

外汇储备的有效利用。中国拥有全球最大的外汇储备之一，这不仅为国内经济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也为国际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充足的资金支持。在国内投资需求放缓的背景下，“一带一路”倡议为这些外汇储备找到了新的出路。通过对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和跨国合作，中国能够将这些资金投入到长期收益稳定的项目中，降低外汇储备的贬值风险，同时为国内企业提供更多的海外市场和投资机会。

“一带一路”倡议秉持睦邻友好、安邻富邻的外交理念，中国希望通过建立包容性合作平台，破解长期制约沿线国家发展的基础设施瓶颈，推动沿线国家的开放，为其注入新的发展动力。

（三）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内在需求

在经历了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后，中国的经济和社会改革进入了一个关键的转型阶段，即随着环境和资源约束日益紧迫，劳动力成本上升，依靠廉价要素参与国际竞争的粗放型发展模式难以为继。为此，以开放促改革，通过加快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尤其是向西开放，成为应对这些挑战的重要策略。通过“一带一路”倡议的“海陆统筹、东西互济”方式，缓解依赖沿海的发展格局，释放新的经济增长潜力。

此外，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需求不仅源自经济内部的结构性矛盾，还在于国际地位的进一步提升。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通过承接加工组装环节积极参与全球价值链生产，“中国制造”成为中国的标识。而参与更广泛的国际市场，打破低端制造的困局，推动中国从“世界工厂”向更高层次的经济体转型，有助于确保中国经济在未来持续健康发展。同时，加强与国际市场的接轨，也有助于提升国内公司治理、政府治理的效率和透明度，推动治理体系的现代化。因此，“一带一路”倡议作为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战略举措，正是中国以开放促改革，应对内外部挑战、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四、前行：“一带一路”倡议从愿景到实践 

从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至今已有十余年，中国扎实推进加强沿线各国的合作，推动共同发展，用具体的行动将愿景现实化。经过10年来的扎实推进，截至2023年10月，中国已与152个国家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加入“一带一路”的国家数量占全球国家数量的77%。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也陆续被纳入二十国集团论坛、亚太经合组织、上海合作组织等重要国际机制成果文件，不仅成为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重要平台，更成为推动全球和平发展的重要理念。

（一）“五通”建设促进共建国家合作共赢

 2015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合作重点，即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简称“五通”），“五通”建设有效促进了共建国家合作共赢。

1.政策沟通——战略对接与政策协调

政策沟通是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保障。在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与五大洲的150多个国家、30多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0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并且，共建“一带一路”与俄罗斯欧亚经济联盟建设、与哈萨克斯坦“光明之路”新经济政策、土库曼斯坦“复兴丝绸之路”战略、蒙古“草原之路”倡议、印度尼西亚“全球海洋支点”构想、菲律宾“多建好建”规划、南非“经济重建和复苏计划”、沙特“2030愿景”、越南“两廊一圈”、埃及苏伊士运河走廊开发计划等多国战略实现对接，支持区域一体化进程和全球发展事业。“一带一路”与不同合作机制协同发展，不但有利于相关国家和地区的产业发展与资源利用、相互取长补短，而且对于构建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合作新秩序具有深远的意义。

2.资金融通——长期可持续的投融资体系

资金融通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支撑。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先后出资设立丝路基金，并与相关国家一道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还与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签署合作备忘录，这都有效撬动了市场资金参与共建。另外，国家开发银行、进出口银行还设立了“一带一路”专项贷款，持续加大融资支持。通过持续拓展投融资平台，“一带一路”倡议有效丰富了共建国家的投融资渠道。截至2023年6月底，亚投行已有106个成员，成为仅次于世界银行的全球第二大国际多边开发机构。并且，亚投行批准227个投资项目，共投资436亿美元，项目涉及交通、能源、公共卫生等领域。

3. 设施联通——多层次“硬基建”网络

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领域。十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推动下，“六廊六路多国多港”的互联互通架构基本形成，基本形成“陆海天网”四位一体的互联互通格局，为促进经贸和产能合作、加强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奠定了坚实基础。目前，共建“一带一路”已经完成包括铁路、港口、桥梁、电网在内的3000多个建设项目，带动了约1万亿美元的投资。

4. 贸易畅通——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

“贸易畅通”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关键内容和核心环节,也是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繁荣与区域合作的重要手段。“一带一路”倡议包含了“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是区域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逐渐凸显的新型经济地理形态。经济带理论认为,位于经济带上的国家通过商品交换,能够促进沿线国家间的相互贸易。新时代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旨在带动周边国家经济共同发展,支持沿线国家的开放发展。“一带一路”倡议一直着力解决贸易投资便利化问题,消除投资和贸易壁垒。

5.民心相通——多元互动的人文交流格局 

“民心相通”搭建了各国政府和社会组织多层次、多元化的合作机制和交流平台。“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促进了各方的务实合作；各类人文交流活动如丝绸之路国际文化论坛、电影节等，推动了文化互动与民心相通；“一带一路”品牌项目如“丝路一家亲”行动，通过广泛的合作伙伴关系，推动了大量民生项目的实施；此外，还建立了高校等多种合作机制，进一步深化了国际合作与交流。

（二）多元市场推动对外投资合作增长

1.中国对带路国家直接投资保持领先

中国对带路国家的投资规模处于领先地位，且在过去十年内与对非带路国家的投资规模差距逐年拉大。从流量角度来看，2013年至2022年，中国对带路国家的直接投资流量总体呈上升趋势，由2013年的191.58亿美元上升至2022年的476.53亿美元；对非带路国家的直接投资流量呈总体平稳小幅波动趋势，2013年为124.41亿美元，与2022年的170.66亿美元差距不大。与此同时，中国对带路国家和非带路国家的直接投资流量差额随着时间不断增加，2013年，中国对带路国家的直接投资流量比对非带路国家的直接投资流量高67.17亿美元，到了2022年，这一差额扩大至305.87亿美元。

从存量角度来看，2013年至2022年，中国对带路国家的直接投资存量由2013年的1164.68亿美元上升至2022年的3101.16亿美元，与对非带路国家直接投资存量的差额由2013年的335.66亿美元增加到2022年的882.33亿美元，意味着中国不断增加对带路国家投资持续增长，且远超对非带路国家的投资。2022年，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的主要目的国为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泰国、越南、巴基斯坦、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柬埔寨、塞尔维亚和孟加拉国等国家（报告分析均剔除港澳台地区和实行特别税收优惠的国家和地区：百慕大、爱尔兰、荷兰、英属维尔京群岛、开曼群岛）。

2.对外直接投资集中分布亚洲

分大洲来看，总体上，2022年中国对亚洲直接投资存量最多，对南美洲、非洲、大洋洲直接投资存量较少，对欧洲、北美洲投资存量适中。其中，带路国家中，中国对亚洲带路国家的直接投资存量最高，为2172.18亿美元；非带路国家中，中国对北美洲非带路国家直接投资存量最高，2022年存量为959.57亿美元。另外，中国对非洲的带路国家投资存量比非带路国家高，对大洋洲的带路国家投资存量比非带路国家低，对欧洲、南美洲的带路国家与非带路国家的投资存量差距较小。

进一步深入不同大洲内部结构来看，亚洲国家中，中国对新加坡的投资额一骑绝尘。2022年，中国对亚洲国家中直接投资存量较高的是新加坡、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阿联酋、越南、泰国等，其中对新加坡的直接投资存量达到734.50亿美元，大幅领先第二名印度尼西亚（247.33亿美元）。对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亚洲的原因，可能在于第一，近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亚洲地区劳动力廉价，市场潜力大，对中国具有巨大的吸引力；第二，亚洲国家与其他区域国家相比，与中国联系更加方便、紧密，投资环境宽松、投资成本低，成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首选之地。

欧洲国家中，中国对卢森堡的投资额遥遥领先。2022年，中国对欧洲国家的直接投资存量前3名依次是卢森堡、俄罗斯和意大利，其中对卢森堡的直接投资存量（205.55亿美元）大幅领先第二名俄罗斯（99.02亿美元）。2022年中国对欧洲直接投资降至79亿欧元，较前一年下降22%，为2013年以来新低。造成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可能在于欧盟在美国压力下出台一系列政策法规，限制了中国企业在人工智能、半导体等高科技领域的投资。即便如此，中国产业链依旧在新能源等领域凭借实力受到欧洲国家欢迎，在带动当地产能和推动能源转型的过程中成为重要参与者。

南美洲国家中，中国对秘鲁和阿根廷的投资额较为领先。2022年，中国对南美洲国家中直接投资存量较高的是秘鲁、其中对秘鲁（23.10亿美元）和阿根廷（21.34亿美元）的直接投资存量大幅领先第三名智利（13.38亿美元）。总体来看，中国对南美洲的直接投资体现出三个特点：中国在南美洲直接投资占比显著、投资日益多元化、国有部门的影响力逐步增加。

中国对大洋洲国家的投资以采矿业为主，对新西兰的投资额最多。2022年，中国对大洋洲国家中直接投资存量较高的是新西兰、巴布亚新几内亚、萨摩亚、斐济、基里巴斯和瓦努阿图，其中对新西兰（26.90亿美元）的直接投资存量大幅领先第二名巴布亚新几内亚（16.77亿美元）。中国对大洋洲直接投资额在中国对外投资总量中所占比重较小，且投资区域较为集中，其中对新西兰和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投资流量和存量占对大洋洲投资的九成左右。

北美洲国家中，中国对巴拿马和牙买加的投资额较为领先。2022年，中国对北美洲国家中直接投资存量较高的是巴拿马、牙买加、古巴、巴巴多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等，其中对巴拿马（11.63亿美元）和牙买加（10.66亿美元）的直接投资存量大幅领先该洲其他国家。

非洲国家中，中国对“金砖国家”南非的投资额最多。2022年，中国对非洲国家中直接投资存量较高的是南非（57.32亿美元）、刚果（金）（41.30亿美元）、埃塞俄比亚（26.20亿美元）、尼日利亚（23.24亿美元）等。近年来，中非经济的互补性逐渐凸显，中非友好关系牢不可破，为中非进一步拓展经贸合作提供了坚实政治保障。当前，中非经贸合作的互补性进一步凸显，中国的机电产品、日用品和纺织品等依然契合非洲当前需求。同时，非洲的城市化进程加速也将吸引更多中国企业赴非投资。

（三）标志项目落地彰显带路合作成果

中国依托在制造与建造方面的出色能力，与共建国家共享改革和发展经验，充分挖掘共建国家的经济增长潜能，合作完成了一系列标志性项目工程，促进各国经济共同发展。

1.印尼雅万高铁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标志性项目

雅万高铁项目是中国高速铁路从技术标准、勘察设计、工程施工、装备制造，物资供应、运营管理和人才培训等全方位全要素整体走出去的“第一单”，是中国高铁首次全系统、全要素、全产业链在海外落地，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标志性项目。

2017年，雅万高铁总承包（EPC）与印尼雅加达达成协议，正式开启了雅万高铁的整体建设，投资预算高达51亿美元。2022年，由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牵头、中铁四局承建的印尼雅万高铁4号梁场大里程至德卡鲁尔车站桥面附属设备的安装已经圆满结束。2023年9月7日，雅万高铁正式开通运营。雅万高铁连接印尼首都雅加达、第三大城市万隆和西爪哇省，是东南亚首条高速铁路，沿线有约3000多万居民，正线长度142.3千米，共4座车站，全线设计速度为350千米/小时。

从交通运输来看，雅万高铁建成最直接的影响是提高印尼首都雅加达与第三大城市万隆间的交通效率。在没有修建雅万高铁之前，两座城市间仅有一条修建于100多年前的老旧既有铁路，时速仅50多公里，旅客旅行时间长、舒适度较差，且两地因交通拥堵造成的经济损失每年超过100万亿印尼盾。雅万高速铁路的开工，使得印尼的3个多小时的旅程变成了现在的40分钟。"半小时经济圈"的出现既大大减少两大城市之间的交通拥堵，使印尼居民享受更高效、更便捷的出行体验。

从经济发展来看，雅万高铁加快了印尼的经济发展步伐。在高铁建设期间，中方企业积极履行海外社会责任，75%以上的服务和采购来自印尼当地，对其供应链和经济发展拉动作用明显。特别地，项目大量招聘印尼员工参与建设，累计为当地带来5.1万人次的就业，培训印尼员工4.5万人次，帮助他们通过就业改善生活、提升工作技能。并且，雅万高铁有望带动沿线旅游、商贸、工业项目发展，从而改善当地民众的生产生活条件。研究发现，雅万高铁能够提升沿线企业的市场准入，提升雅加达、卡拉旺、万隆地区的总收入，并推动印尼实际GDP增长。从更长远的角度，雅万高铁将为印尼升级基础设施、提振经济发展，以及东南亚地区实现互联互通打开局面。

雅万高铁项目的完美落地，不仅体现了“一带一路”的理念，更是“一带一路”的典范，它不仅推动了中印尼之间的高铁技术、资源、管理的跨越，更开启了双边友好的大幕，它在技术、资源、管理上以及政治、社会、文化、军事上构筑起一个坚固的桥梁，将会极大地推动双边关系的发展。

2.巴基斯坦瓜达尔港切实推动中巴经济走廊

瓜达尔港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港口，它是由中巴双方合作伙伴一起打造的，是中巴经贸关系的一颗耀眼的明星。瓜达尔港是一个具有历史悠久的港口，它坐落在巴基斯坦俾路支省的西南部，是连接非洲、欧盟、红海、霍尔木兹通道、波斯湾与东亚、印度洋区域的重要枢纽。2016年11月，瓜达尔港迎来首批中国货轮的启程，标志着两国之间的贸易合作进入新的阶段。目前瓜德尔港二期工程正在实施，从2016年开始，至2029年结束。瓜达尔港不仅仅是一座港口，更是中国与带路国家间贸易发展、交流的桥梁，也是双方经济联系的核心。

瓜达尔港使得南亚和中亚交运更加便捷。瓜达尔港的建成使得沙特阿拉伯的原材料，如石油，在中国上海的30天的路程中，变成了12天，而新疆喀什的行程则被进一步减少，仅需要5天。此外，瓜达尔港还成为阿富汗、中亚等国家的重要港口，许多来自该国的商品，在瓜达尔港的流通中得到了极大的便利。瓜达尔港的开通大大缩短了中国货物的运输距离，同时也让巴基斯坦及其邻国从中获取到经济发展的红利。巴基斯坦的进出口贸易额在过去十几年中呈现了波动增长的趋势。出口贸易额从2014年的132.47亿美元增长到2023年的173亿美元；进口贸易额从2014年的27.56亿美元增长到2023年的34.6亿美元。中巴双边贸易额在过去几年中呈现了波动增长的趋势。2022年中巴双边贸易额为1714.9亿美元，同比增长4.9%，其中中方出口额619.7亿美元，进口额1095.2亿美元。中巴之间的经济贸易合作不断深化，投资合作日趋活跃。

五、 引领：“一带一路”政策理论持续丰富创新

“一带一路”政策理论的持续丰富创新有助于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内生动力。2018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五周年座谈会上指出，共建“一带一路”完成了总体布局，绘就了一幅“大写意”，今后要聚焦重点、精雕细琢，共同绘制好精谨细腻的“工笔画”，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向高质量发展转变。此后，2020年至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新冠疫情叠加共振，世界秩序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重要转折点。中国通过顶层设计的优化与创新，在助力“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解决发展瓶颈的同时，推动全球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一）政策丰富——数字化和绿色化为带路发展注入新内涵

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绿色和数字作为重要发展方向多次被提及，更是被列入未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关键方向中。比如，习近平总书记曾提到，将“一带一路”建成21世纪的数字丝绸之路，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加强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量子计算机等前沿领域合作，推动大数据、云计算、智慧城市建设。要坚持开放、绿色、廉洁理念，把绿色作为底色，推动绿色基础设施建设、绿色投资、绿色金融，保护好我们赖以生存的共同家园。

数字发展方面，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新兴技术是当前使用最广泛、最成熟的创新驱动技术，由此也产生了数字经济等一系列新兴经济形态。数字经济在激发消费、拉动投资、创造就业、增强创新与竞争力等方面都可发挥重要作用，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全新动能和可行路径。近年来，中国积极参与国际数字经济合作，通过推动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助力经济社会的发展，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数字经济进程。“数字丝绸之路”顺应了数字经济时代的潮流，不仅是中国对全球数字经济发展和治理的重大贡献，也是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共商共建共享的方式，中国与共建国家共同推动数字经济的发展，为全球经济注入新动能。目前，中国与埃及、老挝、沙特阿拉伯、塞尔维亚、泰国、土耳其、阿联酋等国家共同发起《“一带一路”数字经济国际合作倡议》，与超过16个国家签署加强数字丝绸之路建设合作文件。未来，伴随数字丝绸之路的加速发展，丝路电商将进一步快速提升。

绿色发展方面，目前应对气候变化、推进绿色发展已经成为全球共识，将“一带一路”打造成绿色发展之路是中国提出该倡议的初衷和始终践行的理念。作为“一带一路”的中心指导原则，绿色发展涉及绿色基建、绿色能源及绿色交通等领域。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八项行动中表示，中国将落实“一带一路”绿色投资原则，到2030年为伙伴国开展10万人次培训。如今，中国正在建立绿色低碳合作机制，加大对“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的支持。此外，中国还建设了生态环保大数据服务平台，并设立环境技术交流与转移中心，以此落实南南合作计划，共同应对气候变化。

“一带一路”绿色发展的顶层设计也愈加完善。按照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原则，带路倡议还在发展中提出了“小而美”的基础设施项目。例如，与中国合作的乌兹别克斯坦1000兆瓦光伏系统、沙特600兆瓦太阳能园区、南非和纳米比亚的绿色能源项目都在建设中。未来，更多中国民营企业将参与“小而美”项目，尽管它们无法承担超大型工程，但在中小型、惠及民生的项目上将展现出强大能力，如天合光能与TCL中环新能源科技已在中东签署合作协议。因此，推动绿色转型，发展“小而美”项目已成为“一带一路”倡议新的内涵。

（二）理论创新——对外投资函数视角解析带路经济学理论

“一带一路”为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提供了重要平台，通过推动企业“走出去”，帮助企业在更大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开放水平，进一步促进“产能出海”和“品牌出海”的实现，使企业在国际舞台上更好地融入全球经济。然而，传统的贸易投资理论尚未关注到这种国家倡议的影响作用，我们通过加入“一带一路”政策支持变量，将对外投资函数与“一带一路”倡议进行有机结合，解释“一带一路”背景下企业从“产品出海”转向“产能出海”以及“品牌出海”的内在逻辑，从而推动“一带一路”经济学的理论创新与发展。

国际贸易理论经过不断完善发展至新新国际贸易理论，即从更加微观的层面——企业的角度来分析企业的异质性与出口和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关系，关注企业国家化路径方式的选择问题。比如，Melitz（2003）根据企业的生产率不同设计了只有少数高生产率企业从事出口的模型。Helpman等(2004)拓展了Melitz模型，考虑了建立海外分公司的决策，发现企业选择出口还是对外直接投资是由企业根据其生产率预先决定的，该理论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企业的全球化战略以及对外直接投资成本的变化。

基于对这些异质性贸易理论模型的思考，我们将“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支持纳入分析框架，分析其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作用及机制。基于以下假设进行推导:(1)企业以国内生产为基础，以对外直接投资方式进行国际化经营（不考虑出口）;(2)国内存在市场失灵和资源配置的问题，同时政府对部分企业提供政策支持;(3)企业克服对外直接投资成本时，有1-q的概率能够通过内部融资解决，有q的概率须通过外部融资来解决。当通过外部市场来融资时，对外直接投资的成本将以乘数z的倍数增长(其中z>1)，z越大则表示企业面临的金融错配程度越严重，需要付出越多的融资成本。(4)国家支持“一带一路”倡议有助于拓展企业对外投资的机会和合作平台，从而降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成本，假设成本将以乘数s(s≥1)的比例降低，即“一带一路”倡议引起的各方面政策支持越多，s越大(施炳展等，2013)。

通过分析，我们发现企业满足对外直接投资的生产率阈值α与“一带一路”倡议的政策支持成反比，即当政策支持程度越高，企业满足对外直接投资所需要的生产率的阈值越低，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概率也就越高，即扩大对外直接投资。

六、风险：共建“一带一路”仍具挑战性

（一）投资集中分布于亚洲地区，风险难以疏解 

如前文所述，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对外投资取得了显著成效。从区域投资布局来看，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对拉丁美洲的投资大幅增加，且亚洲（尤其是东南亚地区）在中国对外投资中的占比一直较高；而非洲、大洋洲等地区的投资增长较为缓慢。一方面，这种集中于特定地区的投资会增加风险，尤其是在这些地区发生政治或经济不稳定时。另一方面，对外投资区位分布的不均衡，也可能会错失一些潜在的合作机会。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众多，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根据中国信保数据，2024年上半年，中国信保对这些国家的赔付金额达到9.5亿美元，增长5.9％，在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仍然面临沿线国家存在的潜在风险。

（二）大型基建项目的经济和环保问题显现

在“一带一路”倡议的初期阶段，中国倾向于支持宏大基础设施工程项目，这些项目虽然能够显著促进沿线国家的互联互通和经济发展，但也面临一系列问题和挑战。首先，宏大工程往往涉及巨额资金投入，对国家和企业的财务压力较大，且回收周期较长，容易引发债务问题。其次，大规模工程建设对当地生态环境和民众生活可能产生负面影响，如破坏自然景观、影响居民生活等，从而引发环保和社会争议。再者，由于项目规模庞大，管理复杂，容易出现腐败和审计不严的问题，损害项目的声誉和效果。此外，宏大工程还需要面对国际社会的复杂政治环境，包括地缘政治风险、大国博弈等，这些因素都可能对项目推进造成不利影响。

（三）国内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制约效应

国内区域发展不平衡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产生一定的制约作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惊人的速度和规模融入全球经济体系，这一历史性的变革深刻地改变了国家的面貌，推动了经济的飞速增长和社会的全面进步。然而，受自然条件、历史沿革、政策倾向等因素影响，我国对外开放在区域间的不平衡发展问题日益凸显，成为制约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中西部地区由于自然条件限制以及政策的时滞性，其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其经济基础、产业结构、创新能力等方面与东部地区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特别是西部地区，地理环境复杂多样，基础设施建设成本高、难度大，导致交通、通讯等关键领域的发展相对滞后。长期以来，西部地区的铁路、公路、航空等交通设施不完善，物流成本高，严重制约了区域经济的互联互通和资源的有效配置。沿边地区虽然与多个国家接壤，但由于边境地区多处于偏远山区或高原地带，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加之与邻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关系复杂多变，导致这些地区与邻近国家共建“一带一路”受限，合作潜力未能充分释放。

七、展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前景广阔

（一）拓展投资区域，控制防范投资风险

在继续保持对东南亚“一带一路”国家的投资力度的同时，积极探索非洲、中亚以及中东地区的投资机遇，这些区域具备丰富的资源禀赋和巨大的发展潜力，特别是在基础设施、能源和农业等领域。企业应在充分调研当地市场的基础上，灵活调整投资策略，抓住地区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的窗口期。

2024中非合作论坛体现了未来双方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的合作点，因此企业可以参考展开这些领域的投资。西非国家大多为农牧林业和资源型国家，可以在石油、天然气、矿产资源等领域开展合作，同时加强在尼日利亚、塞内加尔等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一带一路”倡议与苏伊士运河走廊开发战略对接，提升铁路、港口等关键通道的运输能力。此外，积极回应中亚国家在农业技术和农产品贸易上的需求，深化生产、加工、仓储等方面的合作，利用土地资源优势挖掘农产品生产潜力，开拓投资新渠道。

受政策、法律体系、文化等因素影响，“一带一路”国家投资管理各不相同，投资环境具有一定复杂性。为避免信息缺失带来的投资风险，企业可充分利用政府提供的信息支撑，如根据政府发布的《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等指导性文件，全面研究东道国的经济状况、市场变化、财务状况，从而选择最有效的投融资模式，因地制宜推动地区合作。同时，企业也应做好尽职调查和风险评估。深入开展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正确平衡战略性与非战略性投资、长期利益与短期利益。此外，在投资过程中科学运用金融工具，比如企业应利用投资保险、出口信用保险等金融工具转移政治和债权风险；基建企业可通过投标保函、履约保函等方式管理项目风险，实现全流程的风险保障，管控投资风险。

（二）聚焦“小而美”，从“大写意”到“工笔画”

未来在加强海外企业生产经营的同时，要聚焦农业、教育、卫生、健康、环保等领域，推动实施一系列惠民生的“小而美”社会责任项目，进而提升当地民众的幸福感与获得感，促进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民心相通。

一是明确“小而美”项目的定位和目标。这些项目通常规模较小，但能够切实满足当地民众的需求，提升他们的生活质量。因此，在选择项目时，应优先考虑那些能够直接惠及民生、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项目。在推进“小而美”项目的过程中，应确保项目的高质量实施，同时关注项目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通过精细化的项目管理，确保项目能够真正落地生根，为当地居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

二是要持续跟进和评估项目的效果。项目实施后，应定期进行效果评估，及时发现问题并采取相应措施加以改进。同时，也要注重项目的可持续发展性，确保项目能够在长期内持续发挥效益。此外，还需要注重与当地政府和民众的沟通与合作，在实施“小而美”项目时，应积极与当地政府和民众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了解他们的需求和期望，以确保项目的实施符合当地的实际情况和发展需求。

（三）加强设施联通建设，推动区域开放与产业升级

设施联通是共建“一带一路”的优先领域，基于“一带一路”框架，扎实推进六大经济走廊建设，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开放发展，充分发挥中欧班列的带动作用。

一是实现带路政策与国家产业政策的有效衔接。推动沿线各省份结合自身产业情况，强化出口与本地制造业的深度融合，发挥中西部比较优势，给予外向型产业过渡性扶持。此外，积极落实《关于促进制造业有序转移的指导意见》，促进东部地区将外向型产业、生产环节向内陆地区转移，构建起区域协同发展的外贸产业国内价值链。

二是加大边疆省份的建设力度。加速推进华北、东北地区集结中心示范工程的建设，形成汽车、能源、农产品等生产加工基地和贸易集散基地，将中欧班列集结中心打造成为集货运、仓储、加工生产、装配制造、批发零售于一体的综合性现代化国际经贸服务平台。在内陆与沿边省区之间建立完善货物运输协调机制，建立统一的货物运输管理机构，提高货源集结与班列运行效率，注重差异化、区别化、互补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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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中国银河证券2024年9月12日发布的研究报告《【CGS-NDI研究】“一带一路”系列：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理论和实践探索》

首席经济学家：章俊 S013052307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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