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F报告建议逆周期政策保持总量宽松,可提前发行特别国债
21世纪经济报道见习记者周頔北京报道
9月21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季度论坛(2024年第三季度)上,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CMF主要成员于泽发布了以“稳步推进新旧动能转换下的中国宏观经济”为主题的CMF中国宏观经济分析与预测报告(下称“《报告》”)。
《报告》指出,2024年前三季度中国宏观经济持续保持恢复态势,恢复的主要动力来自于外需、基建与制造业投资。但是,国内有效需求总体不足,尤其是市场化的内生性需求恢复较慢。一方面,房地产持续深度调整;另一方面,商品消费不振持续拖累总消费,导致下游制造业修复乏力,企业利润增长更多依赖于“降本增效”。
于泽表示,前三季度经济增速逐季放缓有极端天气扰动等季节性、超预期因素影响,也有居民、企业和地方政府的资产负债表修复较为缓慢,导致信心不足的问题。但是,实际GDP和名义GDP增速之间剪刀差长期持续、房地产市场持续处在严重低位、一线城市消费增速领跌等问题证明当前不是简单的信心问题和周期性问题,需要更为综合地研判。
新旧动能调整速度错位导致经济分化
《报告》分析认为,前三季度宏观经济运行背后有三股力量:第一方面是疫情后社会秩序恢复带动生产和消费正常化;第二方面是市场内生的总需求不足;第三方面是新发展格局加速落地推动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由于内需主要是秩序恢复推动,但内生动力不足,导致动力逐季下降。同时,已经显现的新动能还难以对冲撬动庞大的存量经济,导致了经济总体呈现弱复苏。
“当前经济状况主要是由于新旧动能转换中,新动能与旧动能之间调整速度错位等因素导致的。”于泽称,这种错位导致复苏中的经济分化明显,他特别指出,未来经济复苏路径、政策定位和政策工具选择都要从我国新旧动能转换的特殊性出发,不能简单类比日本、复制欧美,采用超级量化宽松政策。
《报告》指出,本轮新旧动能转换是中国经济的第二次大转型。第一次从1978年开始,我国逐步从计划经济进入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了经济体制和初步工业化的转型。在本轮转型期,我国正在由低成本时期的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成本后的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发展方式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
于泽特别指出,结构转型要特别关注存量和增量的联动问题,统筹考虑存量和增量市场。目前宏观经济治理体系更多关注增量市场,对存量市场问题解决不足,市场化需要迈进构建高水平市场经济的新阶段。其中,与高质量发展激励相容的地方政府运行机制尤其需要着力完善。通过政府机构改革,中央部委和地方政府的权责进一步清晰化。
逆周期政策保持总量宽松
“四季度经济工作要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的总基调,在系统协调的政策基础上,进一步精准发力,加快推动经济运行模式转轨和地方政府激励机制重塑。”于泽介绍道,《报告》为四季度政策着力点提出了四点建议:
第一,突出重点深化改革。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以推动发展新动能为核心,推进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在复杂的结构性因素加速转变期,需要加强改革的顶层设计和统筹安排。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针对性地突出重点。
一是进一步以法治化、国际化推动市场化的深入,发挥好市场功能,特别是进一步做好要素市场化配置工作,构建与动能转换,特别是发展新动能相适应的高质量宏观治理体系;二是进一步明确民营经济的理论(逻辑)基础,系统性明确民营经济在本轮转型中和转型后的位置,从体制机制维度提升民营企业信心;三是加快推进财政收入体制、财政支出体制、预算管理体制和财政管理体制等改革。
第二,逆周期政策保持总量宽松。一是坚持就业优先;二是通过提前发行特别国债等方式加大积极财政政策力度,财政支出更加向新型城镇化中居民公共服务倾斜;三是货币政策以降低金融机构融资成本为核心方向,进一步全面降准置换中期借贷便利(MLF),稳定流动性的同时降低金融机构负债成本;四是以稳定和扩大一二线城市消费为核心着力扩大内需;五是加强政策协调,扩大政策空间。
第三,结构性政策以“降成本”为导向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一是以人工智能为突破点,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特别是从供给端降成本到构建敏捷供需联动机制;二是稳定能源成本,前瞻性布局电力供应建设。
第四,短期加大力度稳地产,中长期妥善引导房地产行业转型。一是进一步打开需求端限制性政策,因地制宜放开二套住宅购买,推动与首套相同的首付比例和贷款利率;二是从“保项目”到“救主体”,稳住市场有生力量;三是坚持以市场化为主导构建多层次房地产供给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