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谈｜她是在历史暴力夹缝中幸存的韩国女性，也是移民和母亲
【编者按】：
格蕾丝·赵（GraceM.Cho）现为纽约市立大学史坦顿岛学院社会学及人类学副教授，著作《韩国大离散中萦绕不去的幽灵：耻辱、秘密及被遗忘的战争》曾获美国社会协会2010年度图书奖。虽然主题与前著联系密切，但《她是幸存者》不是一部严格意义的学术作品，而是她为猝然早逝的母亲君子举办的“文学葬礼”，也是她为自己举行的“驱魔仪式”。
君子出生在1941年，当时朝鲜半岛正处在日本殖民之下。格蕾丝·赵出生在1971年，5岁时，她和母亲、哥哥一道前往父亲的家乡美国华盛顿州奇黑利斯市生活。格蕾丝·赵童年记忆中的母亲是一位魅力超群、积极融入社区的派对女主人，然而在她15岁时，母亲精神崩溃，开始出现幻听。23岁那年，格蕾丝·赵从一名亲戚那里得知，在来到美国之前，母亲曾在为驻韩美军提供性服务的系统工作过。君子这样的女性的存在，在政治层面被认为有损于韩国和美国为自身及对方构建的叙事，在美国韩裔家庭中则被视为“可耻的家庭秘密”，因此被一次一次地抹除。曾对纳粹大屠杀幸存者的成年子女进行研究的匈牙利精神分析学家亚伯拉罕和托洛克发现，一代人无法言说的创伤会变成幽灵留存在下一代的潜意识中，为了驱除这个幽灵，格蕾丝·赵决定通过探索和写作，剥开包裹家族历史的层层幻想，纪念母亲的真实人生。她在中文版序言中写道，“这本书是我将痛苦理论化的毕生结晶，这里的痛苦，不只是个体经历，也是深陷其中的个体与世代、地缘政治暴力与系统性压迫的历史残留。”
本文整理自海马星球主播与《她是幸存者》作者的英文对谈，由《她是幸存者》责编刘艳君整理并翻译为中文，澎湃新闻·思想栏目经授权刊发文字稿，略有删节。
1、孤独和恐惧
《她是幸存者》，[美]格蕾丝·赵著，陈磊译，后浪·九州出版社
海马星球：今天我们将谈论你的书《她是幸存者》。这本书的中文版最近在中国出版。阅读这本书，对我来说是一段情感充沛的旅程。我通宵读完，根本没睡，中间哭了好几次，不仅是因为它所包含的情感力量。它也让我了解了20世纪韩国女性历史的一个重要部分，了解到那些留在她们的祖国和去往美国的女性。她们与一些中国女性有着相似的经历，两个国家有一段非常相似的历史，有些主题尚未被深入挖掘和充分叙述。我相信很多读者在读了你的书之后，都会感受到这种强烈的情感，更加了解这段历史。你提到过，你表达如此真实而强烈情感的能力，源于使用帕特里夏·克拉夫的方法——民族志自传。民族志作者将自己定位为观察的主体和客体，从生活内部来探索经验。
一些学者提出了质疑，斥责你研究中的个性化和情绪化，但你拒绝符合所谓社会科学的客观，拒绝审查你自己的情绪。我个人很同意这一点，涉及所谓的客观性时，父权制和殖民体制下的学术传统有明显的局限性，因为我们的情感也是一项需要呈现、记录和思考的重要因素。你的书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你写道：“我的好奇心受愤怒、悲伤和被背叛感驱动，我将情感上的不适视作我的智性向导。”我非常欣赏这一点。我想借用你的方法，来引导我们今天的谈话，让我们通过探讨这些情感的起源，来开启每一个话题。
我想从“孤独与恐惧”谈起，孤独和恐惧是女性在父权制社会几乎每天都会体验到的感受。你母亲君子（Koonja），生于1941年的日本大阪，当时朝鲜还处于日本的殖民统治之下。二战结束时，她跟父母回到韩国，那时韩国已经被美军接管。因为贫穷，她无法接受教育，长大后，不得不在美军的军事基地里谋生，或许还从事了性服务。她的这段经历也被你的一些家人否认，这是一个很大的争议。但无法否认的是，确实有很多韩国女性当年曾在美国军事基地作为被剥削的性工作者服务过；而且许多韩国家庭因为朝鲜战争而陷入了贫穷，生命受到威胁。战争和贫穷带来了生存的恐惧，而与家庭里的男性成员相比，给美军做性服务的韩国女性，她们会面临更多的恐惧和孤独。
能否请你讲讲，当时的哪些政治和社会文化因素，造就了这些韩国女性的恐惧和孤独？
格蕾丝·赵：我想先谈一下日本帝国主义。美军有组织的性工作制度实际上源于日本军国主义的性奴役制度，即所谓的慰安所。这些慰安所遍布整个日本控制区域，因此，还流传着这样一种神话叙事——“美国从日本手中解放了朝鲜”。但事实上，1945年占领国政府抵达朝鲜半岛南部时，他们依靠的是日本此前建立的基础设施和人力，包括转移一些军事妓院。因此，现在我们甚至可以看到，过去几年发现的对美军侵略的研究档案中，他们依然在使用“慰安妇”一词来指称被征召去为美军提供性和情感需求服务的女性。
所以，所谓“美国解放了朝鲜”的叙事，在很多方面实际上只是在继续日本人创造的这些残酷和剥削，朝鲜半岛的分裂本不应是永久性的，这也是引发朝鲜战争的主要因素之一。在美国有这样一种说法，战争的唯一目的是打击国际共产主义。但归根结底，这一开始是一场内战，双方争议的是半岛统一问题及实现统一所需要的条件。这场战争对平民来说绝对是毁灭性的，整个半岛10%的平民被杀害，在北朝鲜，这个数字是20%。连美国军方官员都在记录中说，他们把所有城镇都炸成废墟，以毁掉这个半岛。在这场毁灭性战争结束后，肯定会有幸存者。大多是像我的母亲和外祖母这样的人，失去了家里男人的女人，突然被迫在战后的灾难中谋生。
年轻时的君子
我是最近才从一位当年在韩国认识我母亲的亲戚那里，了解到我的家人在战争刚结束后的一些生活轨迹的细节。《她是幸存者》在韩国出版后，他恰好看到了，我又和他联系上了。他主动跟我说了一些他自己的回忆和故事。我这才将这些新的细节纳入我此前对家族的了解中。他告诉我，我母亲从乡下小镇搬到釜山时是13岁。她先是在一家工厂工作，在城市里到处打零工。几年后，她开始在美军基地附近的夜总会工作，因为那里工资更高。他只比我妈妈小几岁，所以他记得很多。他差不多是根据自己的年龄来回忆。他们搬到釜山的时候，他上四年级。她开始在夜总会工作的时候，他才开始上高中。这样推算，那时她大概18岁。几年后，我妈妈不仅在釜山的夜总会工作，还得辗转到其他夜总会工作，以满足美国士兵的需求。
这个我在写完《她是幸存者》之后知道的细节，让我对她的恐惧和孤独有了更深刻的感受，可能比其他任何细节都更深刻。因为这项工作不仅危险、有辱人格，她还不得不离开家，在自己还很小的时候，第一次离开家人生活。根据他告诉我的情况估计，她大概20岁。当我想到自己在那个年纪、我女儿在那个年纪，我们的生活是多么不同，多么优越。我们生活在安全、舒适的的大学环境，在接受教育；而我母亲则通过为美国士兵提供“安慰”来养家。
海马星球：是啊，我觉得这个词特别讽刺。
格蕾丝·赵：是呀，想到这个，令人很不舒服。说到战争的政治背景，我思考谁是战争的赢家和输家。平民永远是输家。而在平民中，仍有一个等级区分，像我妈妈这样的女人几乎是最底层的，因为她们受到韩国政府的不公对待，那些人从她们的劳动中获利，却视她们和她们的孩子为弃儿。如果我们再考虑一下，不管朝鲜战争有没有赢家，美国确实是赢家，虽然不是军事上的胜利，但朝鲜战争是美国未来大规模军事投资的合理化借口，这造就了美国这个军事帝国，而且现在他们在韩国永久驻扎。从美国的角度来讲，它永远没有正式结束战争的动力。因为对它来说，韩国的战略位置如此重要。
你问到了为什么我母亲的孤独和恐惧一直延续到她在美国的生活中。她被当地人视为外国人；在她遇到的为数不多的韩国人中，他们都觉得她是妓女。因为，如果你作为一个韩国女人，和美国男人或者混血孩子在一起，那时候人们就会这样假设。专门有一个词来称呼这些人。
海马星球：有一个贬义韩语词，“洋公主”。
格蕾丝·赵：“洋公主”，字面意思是西方公主，但这是个贬义词。你还必须考虑移民经历。如果你搬到一个文化、语言、食物完全不同的环境，那是相当孤立的经历。她又会体会到孤独和恐惧，但是，我也想记住她不仅仅是孤独和恐惧的那一面，能够像她那样活下来，她也很勇敢。
海马星球：这种孤独与恐惧，在某种程度上也被你有意或无意地继承了。在你的书里，你将自己的童年描述成了二代移民，虽然你是个混血儿。你写到，“奇黑利斯——我称之为家乡的地方——是个保守排外的白人小镇。”但你哥哥对此有异议，他对那段历史的记忆不是这样的。为什么会这样？你的记忆和你哥哥的记忆，在这一点上为何会如此不同？
格蕾丝·赵：我认为这部分跟性别有关。我想我哥哥拥有一些他能享受到的特权，而我作为一个女孩，不一定享有。我认为这是部分原因。
另一部分原因是，我不能说自己真的了解我哥哥的心理，他比我大，他在韩国有不同的经历，比如他在那里上过学，还记得作为一个跨种族孩子的经历。他当时可能真的很想相信美国，以一种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方式。他想相信这个“拯救叙事”，这个国家会给他们机会，而韩国没有做到这一点。
对我来说，其中有些因素是对的。但我非常清楚自己在那个小镇的他者感受和疏离感。我小时候和我母亲很亲近，总是跟在她身边。我观察到，她受到的待遇，与我和父亲在一起时看到的不同。我吸收了很多她的孤独感。我哥哥不一定会这样做。
1971年，1岁的格蕾丝·赵与母亲君子在韩国釜山
海马星球：我能理解，性别和成长背景很能说明问题。这是亚裔或其他种族在美国感受到的孤独。在过去的十年里（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种倒退，或者说，美国其实一直是这样），我们见证了保守主义和恐惧症的急速蔓延，尤其是在特朗普上台期间和之后，它甚至甚至占据了美国的政治舞台的中心。我想很多读者和我一样，是在看了你的书之后，才了解了2021年亚特兰大按摩中心枪击案的历史背景。在这场悲剧中，一位白人男子杀死了9个与他素不相识的人，其中大部分是韩裔和华裔女性按摩师。
你觉得今日亚裔美国移民的境遇，与君子在1970年代的美国相比，是否没有任何改善？
格蕾丝·赵：我认为情况很复杂。自1970年代以来，情况既有所改善，也没有改善。肯定取得了一些进步，比如我们看到了在种族代表上的一些重大变化。例如，你在娱乐业看到了更多的亚裔，或者更多的亚裔作家和学者的作品出版了。所以更普遍地说，某种程度上，公众对亚裔美国人的经历是有所了解的。我们被更多地看见了，尤其是在过去的十年里。我认为这部分是上一代移民的孩子们都纷纷成年所带来的成果。同时，它也是美国更广泛的多元化公平和包容运动所带来的成果。就种族公平来说，我们与其他运动密切关联，并受惠于它们。一直有很多人致力于让人们认识到白人特权是如何运作的，尤其是在结构层面。
但我觉得这也是其复杂之处，有改善，就会有反弹。我们也看到了美国保守派的强烈反弹。所以，一方面，我们看到人们关于种族的对话开始以一种有意义的方式改变现实，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有几个州颁布了法律，禁止具有批判性的种族研究作品的出版，有些法律甚至直接禁止了特定的书籍和作者。（我们这个社会）还是存在审查制度，这个审查是合法的，这有点不寻常。
LGBTQ的情况也开始改变，但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反对跨性别者的法律，以及针对跨性别者和酷儿的暴力行为的激增。就目前亚裔美国人的处境而言，我们在历史上一直是隐形的。我认为部分源于“模范少数种族”神话。他们塑造了这样的神话：看看亚裔美国人在学校成绩多好，看看他们有多成功。这个神话只是让我们和其他本应是盟友的团体对抗。它也掩盖了亚裔美国人所经历的暴力和歧视。这也让普通人持续否认我们的经历。
你提到了亚特兰大按摩中心枪击案，负责该案件的警官说罪犯的杀人动机与种族歧视无关，而和性幻想有关。这件事告诉我的是，在白人权力阶层看来，亚洲女性所遭遇的性别暴力，甚至都不被认为是种族暴力。但任何以一个亚裔美国女人的身体行走世上的人都知道，我们所属的种族让我们更加容易遭遇性暴力和性骚扰。在这里，我们可以把我们如今的经历，与我母亲那一代女人的经历连接起来——她们被期待为军队中的美国男人提供服务。这是对亚洲女人是妓女的刻板印象的结构要素之一。但这种刻板印象是由美国在亚洲缔造的军事帝国所创造的。
2、羞辱与身体自主
海马星球：说到这个，关于羞耻这种重要的情感。自父权制统治社会以来，羞耻是加诸女性身上最重的一种情感。你在前言中说，贝尔·胡克斯的《作为解放实践的理论》这门课使你认识到，“耻辱本身就是一种用于迫使受压迫者闭嘴的政治工具”。你写道，为美军提供性服务的约100万女性，她们虽然用自己的身体和劳动供养了韩国亲人，甚至还把韩国亲人带到美国生活，但她们却被韩裔家庭称为“可耻的家庭秘密”。我觉得很多来自不同民族的女性都能对此产生共鸣。甚至连嫁给美国男人并移居美国的10万韩国女性，也被这种羞耻感困扰。
我从很小的时候起就观察到，用羞辱来约束和压迫女性，是世界各地父权社会的通用工具，有无数女性都在遭遇同样荒谬的羞辱。你的书是对这种羞辱压迫的公开反抗，并且让你付出了惨重代价。在书中，你写了你妈妈赞同让你把她的故事写出来，但这激怒了你的亲人，他们还和你断绝了关系。我相信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我非常想知道，你是如何应对自己的反抗所付出的代价的？
格蕾丝·赵：大概在我23岁生日的一周前，一位家人，也就是现在否认我母亲是性工作者的家人之一，告诉了我这个家庭秘密，我妈妈以前是性工作者。这个消息带给我极大的冲击。这种强烈的情感是羞耻。我必须真正去探索这种情感从何而来。我们通常会理所当然地认为，性工作是可耻的。所以当它离我如此之近的时候，真的成为我起源故事的一部分的时候，这成了我开始研究它的契机。
我面对这件事的最主要情感是羞耻，但另一种非常强大的情感是困惑。这种困惑变成了好奇，我需要知道和理解我的家族史，它最终战胜了耻辱。某些时候，我甚至觉得在这件事上我别无选择，我必须继续研究这个。在《她是幸存者》中，我把它描述为“打开了一个开关”。一旦开关打开，秘密暴露出来，没有回头路了，因为你现在看见了一些之前被隐藏的东西。
在我的第一本书中，我写到了自己做过的一个非常生动的梦。我后来意识到，这是关于我的家人因为我所做工作而起的冲突。在这个梦中，我在一片空旷的空间走着，正朝我童年的家走去。一个坐在车里的韩国人走过来，用一种很恶毒的方式说：“不要回到你出生的地方。”但我还是回去了，我回到了我和家人共同的家。我在找我妈妈，打开一扇门；当我打开它时，我感到极大的恐惧，但我无法让自己停下来，因为我必须知道另一边发生了什么。我意识到，在那个梦里，那个告诉我不要回去的人，就是让我不要做这项工作的家人。
但那个梦也让我意识到，我的好奇比我的恐惧更强大，所以我要继续自己的工作。我知道，我的写作会让我和其他家人疏远。但其实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我们早已经渐行渐远了。随着年纪渐长，我对世界的看法就越深刻，与他们的非常不同。理想情况下，我想调和这些分歧，但我们没能做到，这让我很难过。
可是我必须考虑自己的优先事项，以及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我要非常诚实地说，我的工作开始于自私的动机，是关于理解我自己的创伤，不是为了更大的事情。但随着我的工作推进，我越来越意识到，有很多其他人认同或支持它，其中最重要的是我母亲。如果她跟我说，她不想让我发表我的作品，我会尊重这个愿望。我之所以会为她这么做，而不是其他家人，是因为我和我妈妈关系非常亲密，我珍视这段关系。但是如果这个要求来自一个我感觉不到任何爱的家人，一个从来没有试图去从我的视角看问题的人，一个从未尝试过就我的担忧进行真正对话的人，我只会感觉到，他们在逼我闭嘴，原因只是他们对我写的东西感到不舒服。那不是我渴望成为的人，我不想成为一个屈服于这类东西的人。事实上，我妈妈不仅同意出版我的第一本书，她看到印刷出来也很激动。这一点让我觉得，我在这个过程中失去的一切都是值得的。而且在我站出来讲述自己的家族史之后，有很多陌生人来找我，告诉我他们对我的作品有共鸣，或者感觉自己就是书中所代表的那些人。我就是这样应对这件事的。这是对冲突的一种解决方式，虽然这种和解不是发生在我和其他家人之间，但它是我能找到的一种中性的和解。
海马星球：或许我们还可以聊聊另一个看起来吊诡的问题，这也是一个在当下西方很敏感的话题。我住在德国，这里也讨论这个话题很多年了。性产业合法化和去污名化是否是解放女性的真正出路？
我们知道，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有一个斯堪的纳维亚模式，他们不会将出售性视为犯罪，或者说定为刑事犯罪，但会把购买性定为刑事犯罪，因为这显然违反了人道主义原则。而德国没有采用斯堪的纳维亚模式，公众对此有很多争论。那些愿意向买家出售性服务的人会争辩说，这是自由。
正如你所说，当某些白人女性在争取出售性的“自由”时，很多少数族裔女性还在争取不被卖身的自由。你对性产业非罪化带来的结果有什么看法？
格蕾丝·赵：我其实想指出，我母亲所工作的系统实际上是完全合法的。合法化实际上就是允许政府监管，（我母亲工作的系统）就受到韩国政府的高度管制，美国军方官员在监控方面也有很大的影响力。就我母亲的情况而言，正是性工作合法性让官员能够控制女性的身体。我不是性工作合法化的倡导者，虽然我认为性工作的非刑罪化是重要的一步，我也认为，性工作的去污名化是女性解放的一个要素。我不认为这是唯一的一条路，但我们说过，羞耻是一种用来对付女人的武器，我认为，消除性工作的污名化——更广泛地说，对女性这个性别的污名化——可以帮助我们获得对身体及我们选择用身体来做什么的自主权和自由。不过，这样做只是女性解放的一个要素。我想思考的是，性工作之外的身体自主问题，包括其他类型的劳动力。比如，不得不受制于工厂、在不人道或不安全的条件下工作的女人，或是那些拿着最低工资、不得不做繁重工作、只为让我们有食物可吃的农业工人，又或者是那个放弃自己的渴望，而去做看不见的家务劳动，最终让她的丈夫事业蒸蒸日上的妻子。
海马星球：这些工作与性工作之间是有区别的：性工作主要由妇女提供，也充满羞耻感。这种羞耻感最终可能会……如果我在在工厂工作，改行时我不会感到羞耻，但如果我一名性工作者，那么我可能会被社会排除在任何其他工作之外。
格蕾丝·赵：对，确实如此。所以我认为性工作远远不只是被污名化的劳动形式，但我知道，有些支持性工作自由的倡导者会说，我们需要在女性劳动的连续体中思考问题，因为如果我们把性工作区分开，将之视为一个例外工种，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会助长其污名化。
我想这就是我认为这很复杂的原因。是的，所以我们能兼顾两件事吗？一方面，我们能否在连续体中看待这个问题，在更大的范畴下，即非人工作条件下，如何看待女性自由和身体自主问题？另一方面，我们能否消除工作中与性别有关的污名化？
我想再说一件事，你指出了我在书中提到的观点。我在书中引用了已故的阿杜尔·德莱昂的观点，她曾是菲律宾的性工作活动家，也是艾滋病活动家。她提到了西方女性主义者关于选择当妓女权利的争论，并指出，能对这个事情进行讨论本身就是一种特权，因为只有在生存没有危险的时候，一个人选择是否成为性工作者的权利才有意义。因此，在某些情况下，这样的争论并不总是有意义的。例如，在朝鲜战后，当你只有最低限度的生存条件时，你不得不走向性工作。
3、质疑和愤怒
海马星球：我们刚刚谈到了打破羞耻的枷锁所需要的勇气。我相信，这种勇气往往始于质疑现状，并感到愤怒，但这种质疑和愤怒也是有代价的。
你说到自己有三位母亲，这都源于这种质疑和愤怒。第一位母亲积极而充满魅力，热爱家庭，卖力工作，具有企业家精神，努力想融入美国白人社会。但尽管她才智过人，并且加倍努力，她慢慢意识到了自己作为移民没有被真正接纳。与此同时，作为“洋公主”，她被韩国社会瞧不起，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被排斥的，没有一个欢迎她的祖国可以返回。
渐渐地，第一位母亲崩塌了，第二位母亲出现了，她开始质疑这个世界，不再信任它。我们不知道她患病的原因，但结果就是，她患上了精神分裂症。你后来有一个重要发现，精神分裂症有它的社会成因，但当时人们却认为它只是基因缺陷。能否请你讲讲，什么样的社会条件会造就精神分裂症？为什么在美国，精神分裂症在美国多发于少数族裔？
格蕾丝·赵：我一直觉得这不仅仅是遗传病，即使在我还是15岁头一次观察到我妈妈身上的变化的时候，我就知道这不可能只是因为遗传，因为她经历了很多创伤，但我不知道具体是什么。
2016年，一本名为《我们最令人不安的疯狂：跨文化精神分裂症案例研究》的书出版了，书中谈到精神分裂症的六个社会性因素。该书研究的是人们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就一直在研究的问题。他们一再发现同样的事情，研究人员现在可以非常肯定地说，这些就是精神分裂症的社会性成因，精神分裂症不仅仅是遗传因素造成的，我们的基因和社会因素之间是相互作用的。
我看着这份清单，意识到六个风险因素中有五个都适用于我妈妈。你知道，其中有些我凭直觉知道，比如童年时期的贫困、性创伤、其他类型的童年逆境。但还有两个因素，我第一次读这本书时，很惊讶。它们会出乎我的意料，只是因为我以前没有在文献中读到过，但从直觉上来说，我知道这是有道理的。
其中之一就是移民。有过移民经历的人更有可能患上西方精神病学所说的精神分裂症。另一个是，作为白人社区中的有色人种，这与种族密度有关。社区的白人越多，或者你的同类越少，患精神分裂症的风险就越高。这些研究并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会这样，它们只是告诉我们事实如此。这也是为何我们需要对这一领域进行更多的探索。
我的感觉是，一部分是由于，如果你每天要面对种族主义的压力，经过几十年，你的韧性和应对日常生活的能力会逐渐磨损。但我觉得，另一个原因是，心理健康护理系统（它被越来越多地输出到世界各地）是基于这样一种医学模式：它仍然认为精神分裂症、精神疾病，与其他疾病一样是生物性疾病，与文化无关。它将治疗简化为两件事，一是药物治疗，好像没有什么可研究的了，特别是在美国，我们有一个精神卫生保健系统，它实际上并不照顾人们，而是把他们关起来或隔离起来。在这些地方，特别是如果你是穷人或患有精神疾病的有色人种，你就更有可能遇到警察，而不是遇到治疗师。目前美国最大的所谓心理健康服务提供者，前三名的机构都是监狱。在这种情况下，唯一的“精神健康治疗”办法就是药物处方。这已经取代了任何实际的护理。这里面又有很多不同的因素，这个问题很复杂，在这个领域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
海马星球：是的，我绝对相信这是个研究不足的课题。我会说，在每一个国家，在每一个原子社会都一样，我在中国也观察到了类似的情况。在看到你母亲第二阶段的人生时，我仿佛看到了我母亲的相似经历。我母亲也是个极聪慧勤奋的女性，也有很高的自尊和自我期许。她虽然没有遭遇种族歧视，但她曾因为家庭出身在当时属于一个糟糕的阶级，在60到70年代，遭遇了很多暴力和歧视。因此，她高中成绩优异，却被排斥在大学之外。后来，在中国社会进入另一个阶段时，她还是通过努力获得了大学学位，在婚姻和工作中，也都遭遇了赤裸裸的性别歧视。她也有很多质疑，努力反击，也表达了强烈的愤怒。到后来，她身边的很多人都背后说她“精神有问题”。在她人生的后半段，她也的确越来越焦躁，经常沉浸在痛苦的回忆中，无法控制地一直在讲述自己人生中的痛苦往事，以及她所遭遇的不公。但我知道，她没有病，她经历了创伤，她完全有理由去讲述。有问题或者说有病的是这个社会。
不同的是，我不能做很多研究，因为我不是社会学者。而你给我树立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你记录了第二位母亲所经历的幻听和幻觉，并追究了它们的具体起因。比如，为什么树会对她说话？我觉得这一部分很迷人。它们代表的是谁的声音？你是家中唯一如此深入地去理解她的质疑和愤怒的人，是因为你的理解和靠近她的努力，第三位母亲才得以出现。
我想到，六七年前反性骚扰运动刚兴起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女性都在表达愤怒，但都是在私底下做。尽管她们中大多数人没有被确诊为患精神分裂症，但人们会觉得她们精神上有问题。我不知道反性骚扰运动是否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这种情况，让这个社会更多地关注女性的愤怒，而不将她们视为精神有问题。你怎么看待这项运动发展到现在所留下遗产？
格蕾丝·赵：我觉得你说的这一点很有意思：如果个体女性表达愤怒，她通常会被认为疯了。但如果是集体表达愤怒，情况就有所不同；当集体愤怒引发了一场运动，至少有一部分人会认为这是合理的。
至于反性骚扰运动的遗产，我只能回答，作为一名生活在美国纽约、在一所大学任教的女性，我在我生活的这个地方看到了一些具体的变化，颁布了一些法律和政策，旨在减少针对妇女的暴力行为，例如，大学改变了对性侵的定义及相应的政策。现在，法律认定的核心在于是否有“积极同意”（enthusiasticconsent），在性接触过程中，必须有积极的“可以/同意”，而不是没有拒绝就行，定义是否有性同意是根据这个标准。在纽约市，从反性骚扰运动开始之后，陆续通过了一些法律，让性侵害及基于性别而发生的暴力的幸存者，对施暴者提出指控的程序更加容易。我不知道长远的结果会是什么，但我认为，这些具体事例表明，由于女性的争取，一些认知视角的变化已经发生了。我认为，我们仍然处于挑战父权制的初期阶段，但总的来说，运动中的愤怒是有成效的，它让我们看到了集体愤怒的可能性，与之相对的是那种可以被孤立、否定，或者让它变得隐形的个体愤怒。
4、食物、爱与希望
海马星球：我想我们可能要谈到我们这次聊天的最后一点，也是我最喜欢的部分，“爱和希望”。我说我读这本书的时候哭了很多，大多是在读这个部分的时候，我强烈感受到了爱和希望。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虽然我也来自东亚，但我对韩国的文化了解很少，我注意到中韩的文化差异有多大。君子和她姐姐互相向对方表达如此强烈的爱意。很直接地表达，她们紧紧抱着彼此，请求对方不要离开。这种情感表达是如此动人。还有你回忆起在你小时候，你妈妈每天早上温柔地抱你起床，给你准备好早饭。后来，你又向她表达你的爱意，你给她做饭。
做饭是亚洲文化很重要的一部分，也许在全世界都很重要。你给她做她爱吃的韩餐，这一方面让她恢复了享用韩国食物的合法性——她刚来到白人世界的时候，是羞于表达自己对泡菜的渴望的。另一方面，你通过为她做饭，向她表明，你不会走上她走上的那条路，她努力不让你走上那条服务别人的职业道路。
你在书里写到了食物中的政治和社会等级压迫，但写得更多的是食物带来的爱和希望。能不能请您给我们讲讲，您是怎么想到用食物来作为贯穿这本书最主要的线索的？
格蕾丝·赵：这本书的起源之一是，我母亲突然去世后，所有关于她的记忆都回到了我脑海中，它们都来自我儿时的“第一位母亲”。我注意到，在每段记忆中，场景里都有食物。她在做饭，她在喂别人，她在觅食……我意识到，我们的生活有很多都是围绕着食物展开的。当她变成了我们所说的精神分裂症患者之后，我差点就忘了这些。过了一段时间，我就忘了那位母亲。也是通过我对这段黑暗历史的研究，我想把她找回来。
我意识到要做到这一点，方法就是表现她与食物的关系，她是如何通过食物来维系家庭的。但同时，食物对她来说，不仅仅是为了生存或养育，这对她来说是一种货币形式，我能从这些记忆中看到这一点。在这个她没有很多资源的世界里，食物是非常重要的资源，尤其是她在食物方面的技能，让她在这个社区里交到了朋友——在这个社区里，大部分人都把她看作外人。
但我也意识到，这也是衡量她心理健康的一个标准，因为一旦她对食物的兴趣下降，她的心理健康也开始恶化。她教我做韩国菜的时候、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有些东西开始治愈。这不仅是对她的治愈，也是对我的治愈。因为这是她第一次能够以一种不会让她陷入过去创伤的方式谈论过去，而是在一个“爱的空间”谈论过去。她用这种方式教我做的韩国菜，不是普通的韩国菜，而是我外祖母以前为她做的菜。在我妈妈教我以前，我自己也从来没有吃到过这些菜。她给我展示了我的家族历史，如同赠给我一份礼物，而这是我成年后一直在追寻的。
我要说一下，这并不是一个有意识的决定。只是在我悲伤的时候，当我看到了我妈妈的幻象的时刻，（用这种方法来写作的）想法就自动出现了。
海马星球：我对（食物）这种治愈的力量和鼓舞人心的力量很有共鸣，鉴于我们都来自亚洲国家。最后，就像你引用的贝尔·胡克斯的《选择将边缘作为激进开放性的空间》，我发现有三个关键词，“激进”“开放”和“边缘”，尤其触动我。因为作为一名女性主义者，我有和她完全相同的经历。你引用的那本书中说：“我们的生活，取决于我们构想替代生活的能力，这类方案往往是临时构想出来的……边缘性也是激进可能性的发生之地，是一个抵抗的空间。”
我选择了从边缘去寻找女性未来的新的可能，有时也被人们视为一个激进的人，虽然我所做的尝试极为温和。我觉得，或许这是因为驱动“激进者”的爱往往是热烈的，而她们对未来所持的希望也更为坚定，这将我们与那些迟疑、不确定的探索者区别开来。您是什么时候找到自己抵抗的空间的？在什么年纪？您会如何描述您今天的使命呢？
格蕾丝·赵：我想第一次可能是在大学，当我有机会离开我长大的小镇，认识了一群朋友的时候，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格格不入者。但我当时并没有概念工具来理解“边缘地带作为激进空间”。
直到读研究生时，我才真正接触到贝尔·胡克斯的思想，还有她的指导。她是我在纽约生活的头三年的导师，她真的改变了我对自己在世界中位置的看法。我可以从可能性的角度来看待被边缘化的经历，充满激情地拒绝遵从具有排斥性或在心理上十分暴力的规范。我认为，规范性可以同时拥有这两种性质。我开始重新认识我的边缘地位，这不只是别人将我放置的位置，而是我主动选择生活和工作的地方。有趣的是，你选了三个词，但没有提到“选择”这个词，对我来说，“选择”这个词很重要。我是选择边缘位置的。
海马星球：我不知道……我没有“选择”，我觉得我是被挤到边缘的。
格蕾丝·赵：最初肯定是这样的，但后来我发现，边缘依然有希望，如果你能重新创造空间的话。至于我的使命，我的使命一直是，给那些我们不愿看见的东西照一束光。我们不愿看见，只是因为它们太丑陋或者要面对它们太痛苦，但这是一个社会必须做的事情，这样我们才不会继续复制痛苦和丑陋。这就是我写作和教学的动力。
如今，我作为一个母亲，我经常会思考我的孩子们所继承的这个世界，以及我希望他们如何在这个世界上立足，我不会像我的家人那样对我的孩子隐瞒事情，我希望他们明白，我们可以带着同情去看待那些丑陋的事情，即使我们需要从中吸取教训。但我们还必须培养一种发现美的能力，我们可以利用这些技能，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海马星球：是的，你这样说我很感动。我被你描述自己使命的方式触动。我相信这种始于勇气的力量。或者说，你必须有勇气去研究它，然后，还需要爱、发现美的眼睛、去理解的能力。你有没有你有什么榜样可以与我们的听众分享。
格蕾丝·赵：我们在访谈中谈到过的人，我的妈妈、我的老师贝尔·胡克斯和帕特里夏·克拉夫，她们都在某种程度上教会了我很多。我想就勇气这一点说一说，我从不认为自己有勇气。
海马星球：你很勇敢！
格蕾丝·赵：我知道很多人都会这么认为，但我觉得很多时候，我只是需要去做那些事。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到痛苦和丑陋，因为他们离得太近了。因为我是我母亲的女儿，我和她的经历隔了一代人，我所处的位置让我能够去审视那些事，而不至于离得太近。这些历史创伤和暴行几乎就是一个心理黑洞，如果你离它太近，你就会被吸进去。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认为在思考暴行如何浮出水面这个问题时，我们应该看到：真实的故事永远不会在事后马上浮出水面，也许需要一代人、两代人、三代人才能回过头去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