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大提琴家王健漫游音乐街区,听他讲过去的故事
王健回家了。
在国际舞台驰骋多年后,大提琴家王健多了一重全新身份——上海音乐学院管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阳春三月,55岁的王健回到母校上海音乐学院执教,这里也是他的梦开始的地方。
天清气朗的一天,我们一路跟随王健,从他位于襄阳南路的家,走到位于汾阳路的上海音乐学院,途经王健幼年时住过的两个家,还走进了他曾经求学的上海音乐学院附小、附中,听他讲了很多过去的故事。
王健如今每天步行上课,不到20分钟的路上,遍布让他慨叹的美丽风景。
“这几条路真是好看。那天晚上上完课,我一个人走回来,挺幸福的。”王健住过五六个城市,纽约、伦敦、巴黎、里斯本,而在上海从小就住的梧桐树下的音乐街区,最让他情有独钟,“这一片是最棒的,特别是晚上,雾蒙蒙的,很有意境。”
走路上课时,王健喜欢戴着耳机听音乐,仿佛置身一部流动的电影里。这是他在纽约就有的习惯。在纽约生活10年,他闲了就去中央公园,边散步边听音乐边观察人,想象他们的色彩生活、他们的丰沛心事。
王健为“梧桐区”浓厚的生活气息着迷。
襄阳南路、建国西路、太原路、永嘉路、东平路、汾阳路、复兴中路……和记者同行的路上,王健遇见了好几家咖啡馆,看见o.p.s.café门口大排长队,他兴奋地问,“这也是网红吗?”记者顺便向他普及了上海的咖啡文化以及由此而来的外号“咖啡市”,他点头,“上海应该是这样的,没有小资的话,生活有什么意义?”
在黑石公寓,坐在户外喝咖啡的王健,被乐迷一眼认了出来。乐迷热情地打招呼,还把一处被阳光笼罩的好位子,主动让给了偶像。
不只是耕耘讲台,阔别三年,王健也将重新回到舞台,重归乐迷的视线。
4月28日,在上海东方艺术中心,王健将举办归国后的首场独奏音乐会,带来他潜心研究的贝多芬、德彪西、肖邦的大提琴奏鸣曲。开票两小时,门票火速告罄。
4月17日,王健还将和老友余隆、上海交响乐团,与乐迷一起“健”面,一连两首协奏曲是他最真诚的见面礼。上海交响乐团的大提琴声部也将以自己的方式,迎接王健回家。
“想到妈妈要走了,我哭了一晚上”
“我爸是我们家的大英雄。”王健和大提琴的缘分,和父亲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父亲出生于贫穷家庭,常常在凌晨四点就被抓起来,在冰天雪地里干活。有一天,喇叭里在放贝多芬《第五交响曲》,他好像听到另一个世界,从此迷上了音乐。以白丁身份考上西安音乐学院后,他开始学大提琴。
毕业后,因为学业优秀,他被安排进了上海京剧院的样板团工作。样板团当时是全国最重要的文化机构,最优秀的演奏家、歌唱家、作曲家都集中在这里。
4岁那年,幼年王健被父亲带来了上海,“因为上海的生活比西安好很多。”王健在永嘉路上幼儿园,父亲时常要去外地演出,有一次被调到北京拍样板戏电影《龙江颂》,一去大半年,王健寄宿在幼儿园,周末就被老师们轮流带回家里去。
“带小孩不容易,得想办法让他玩,父亲就借了一个同事的中提琴,我模仿他拉琴,稀里糊涂开始学大提琴了。”团里给父亲分了一间宿舍,7平米,只能放一张床、一个桌子,因为太小,王健每天只能站在宿舍外面的院子里练琴。
9岁,王健以专业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上音附小,从此每天背着琴,从东平路上的家走去学校,这条上学路也成了他童年最深刻的记忆。“那时候条件很差,连琴盒都没有。我发现琴设计得很有意思,它的腰和你的腰卡在一起,走起来很舒服。当然,下雨就麻烦了,小孩不懂,也不是名琴,赤裸裸地把琴扛到学校去。”
等了9年,母亲才来上海,和王健父子团聚。王健一直以为,和母亲分离不会有什么影响,后来才发现是自己低估了。
去美国留学后,因为机票太贵,王健有8年不曾回国。24岁那年,王健去香港演出,主办方很贴心,花了大力气把他的父母请来香港,“刚见到他们,我很平静,我觉得自己很冷酷,挺失望的。第六天,躺在床上,突然想到妈妈要走了,我哭了一晚上,崩溃了。”
直到现在,王健也不太能听“妈妈要走了”几个字,因为小时候听多了,“那时候没反应,压抑下去了,其实在心里割了一刀,只不过愈合了,埋在里面,碰一下还是很疼。”
这段经历有没有影响自己和女儿的关系?王健也在思考这个问题。
“我们的关系还是挺平静的,孩子都是往前看的,不太会注意父母在关注他。你欠父母的债,是要在自己的孩子身上还的。”王健不希望,女儿心上也被割一刀,“但话说回来,割一刀又怎么样?人人身上都被割过,没有人可以幸免,每个人心里都有伤痕,这就是人生。”
王健的母亲也是西安音乐学院的高材生,学长笛,“我身上有父亲的理解能力、逻辑能力、宏观能力,这是他教给我的,但是对情感的直觉是母亲给我的。”
“他一直在喊Bravo,一直在鼓掌”
王健在拉琴上开窍很早。7岁那年,父亲带他去上海音乐学院听了一场毕业音乐会,回来后,他在本子上列出了一堆需要改进的地方,“其实我那时候懂什么呢?但我会挑毛病,说明我是有主见的人,会想如果是我,我会怎么做。”
王健喜欢绿茵场,从附小到附中,每天踢足球,满头大汗。“平常不大能见到他,但是打乒乓球他一定在,我们笑他是‘铁公鸡’,因为他老把别人打成6:0。”上海音乐学院附中校长丁缨是王健的学妹,至今还记得他在乒乓球台上挥洒的情景。
从附小开始,王健就常常被学校抓去接待外宾,不仅有音乐团体、艺术团体,还有国家领导人。从美国总统卡特到西努哈克亲王,最忙时,他一星期要接待三次外宾。
1979年,澳大利亚悉尼音乐学院副院长、指挥家佩因特来访上音,演出结束后,他激动地一把抱起王健,想把他放进箱子里带回去。
也是1979年,美国小提琴家斯特恩来华,行经上海时,点名要听王健的演奏。
“我对他完全没概念,因为从小听的音乐文献都是俄罗斯过来的。”王健还记得,他穿了一件橘红色衣服,脸色晒得通红,眼镜架在头顶,国内当时没人这样打扮。王健独奏起了埃格尔斯《奏鸣曲》,拉了几个音,斯特恩便叫摄制组赶快拍,“他们冲上来,打开了闪光灯。他一直在喊Bravo,一直在鼓掌。”
斯特恩的中国之行后来被制作成了《从毛泽东到莫扎特》,获得了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也让全世界认识了这位戴着红领巾、紧蹙着眉头、偶尔也喜欢闭着眼睛拉大提琴的“音乐神童”。
“确实从小就‘苦大仇深’,这样的表情,我也不喜欢。后来我想,这是一种努力,演奏时一定要把心打开,把平时的面具全部扔掉,体会心里最让你刻骨铭心的情感。这时候,你不可能面带微笑。”
王健感慨,时代变了,以前是用耳朵听音乐,现在是用眼睛听音乐,这也给了当下的年轻演奏家压力,必须面带笑容演奏,去迎合一些不太懂音乐的人的品位,“如果你面带微笑,很帅气,很漂亮,又能进入精神世界,我双手赞成。如果无法进入,那是失败的,我不认可。音乐是情感为主的,别的都是假的。”
王健第一次和乐团合作是1981年的六一儿童节,指挥家黄贻钧选了三个上音琴童和上海交响乐团合演协奏曲。“破天荒的事情。”王健本来想拉海顿的协奏曲,没有乐谱,只有圣桑的协奏曲,匆匆忙忙两个星期把曲子学了下来。
“乐团里的老爷爷问我几岁了,我说12岁。他们说,不对吧,你肯定有女朋友了,怎么拉出来这种味道?不像小孩,情感上完全是大人,而且是受过苦难的大人。”少年王健认为,那样拉才有味道,父亲从小也和他强调,不管拉什么都要好听,都要有意思。
什么时候意识到,就吃音乐这碗饭了?“13岁。”那一年,父亲和王健谈了一次心,问他是否要将音乐当成专业,如果没打算,要赶快学文化课了,“我心想已经来不及了,只会拉琴,骑虎难下,只能往前走。他还是想给我选择的机会,担心没有真正尊重我的意见。”
“拒绝家长制教育,我鼓励学生没大没小”
不管换过多少住址,王健生活的区域始终没离开过“梧桐区”。2005年给父母买房,父亲也坚持住在这一片。“他说,说不定哪天你会去上音做老师呢?那时候,我根本没想到会有这一天。”母亲也嫌王健每天飞来飞去不靠谱,直到做了老师,才觉得儿子有出息了,真正放心了。
2023年3月23日,王健开始了他在上海音乐学院的第一节线下专业课,一对一教进行的课程持续了近5小时。
“胳膊应该是液体的”“焦距对准”“像滑冰一样”“大象”“小鹿”“拖把”“毛笔”“切西瓜”……上课期间,王健用各种天马行空的比喻进行教学点评,当获得积极反馈时,他便说,“看来你对这个比喻有反应。记住它,就是这种感觉。”
王健的首批学生共8人,涵盖从附中到研究生各个阶段,年龄最小的仅14岁。每周,他都要和8个学生见面,因材施教。
“他们很尊重老师,小心翼翼的,我希望他们和我像朋友一样说话。”王健拒绝家长制教育,鼓励学生没大没小,“家长制教育出来的孩子,不可能成为艺术家。艺术家是什么?艺术家就是要抒发自己的情感,敢于表达自己的意见,对任何事都可以做出自己的判断。如果不敢表达意见,怎么在音乐中有独立的思想?”学生如果做得不好,“我肯定会骂,但是平级的态度,而不是从上往下去骂。”
刚上课,王健就给学生指明了方向:先捋清楚想去哪,再去修这条路,“很多同学忙着练习,根本不知道想去哪。一定要脑子很清楚,再去努力,不能蒙着眼睛往前走。”
“孩子们整体的演奏水平确实更高了,但以前的演奏风格更有个性。”王健坦言,唱片时代,不同地方的演奏家更容易形成自己独特的个性,而在互联网时代,优秀的榜样唾手可得,“大家互相都在学,风格越来越接近,个性越来越少。就像衣服,以前必须自己设计、自己裁剪,现在的孩子外面买一件就可以了。”
王健还注意到,习惯了活在虚拟世界的年轻一代,对人性的复杂并没有足够深刻的了解。有一次和学生聊天,说起一个感人的故事,他眼泪都要流出来了,学生却没什么反应,“他觉得,善良多普通啊,应该的。那是他不了解人性多复杂,故事里的人压抑了不善良,选择表达善良,千金难买,非常珍贵。”
当了老师后,王健才知道,国内正流行的“卷”是何意。“在任何一个领域,你想成功,不卷是不可能的。”他笑说,要卷就和自己卷,因为只有自己才是真正的、恒定的标准,“一辈子都跟自己比,你才能有目标去踏踏实实提高自己,一步步往前走。”
“我确实非常幸运,一路走来没受到过太大打击,但我能体会被打击的感觉。如果要问我凭什么可以作为演奏家生存在这个世界,我唯一能说的是我超级敏感,只要愿意,我可以随时把自己放到别人的心里去。”
王健和学生强调,不要老看英雄人物的事迹,再普通的人,只要愿意进入他的内心,感受他的人生,每一个生命都可歌可泣,哪怕是蚂蚁,“你要能理解到这一点,你的艺术前程是无穷无尽的。”
“如果没当演奏家,我一定会做电影导演”
也是在这片音乐的乐土,王健结下了未来持续一生的友谊。
在王健和圈内朋友常聚的餐厅CasaMia ,至今挂着一幅照片:王健抱着大提琴,和指挥家余隆、小提琴家李伟纲肩并肩,笑嘻嘻地望着前方。
照片摄于2018年12月26日。那一天是王健50岁生日,余隆带领上海交响乐团,专门为老友办了一场庆生音乐会。排练间隙,三位发小留下了这张合影。
“余隆性格好,长得又帅,我小时候就很仰慕他了。”两人性格截然不同,王健喜欢躲在家练琴,是个宅男,余隆喜欢跟人在一起,而且喜欢跟有本事的人在一起,“这是很少见的,人都是有嫉妒心的嘛。身边有本事的人越多,他越开心,绝不怕被别人的光芒掩盖。”“他的组织能力很强,很早就在国内打造出音乐平台,给观众带来听音乐会的机会,也给音乐家创造了生存的空间。”
少年时代,王健就和李伟纲是乒乓球友了,在美国茱莉亚学院求学时,更是患难之交。
“曼哈顿住不起,我们就在皇后区合租了一套房。兔子(李伟纲)喜欢做菜,我洗碗,老虎(李宏刚)时不时大扫除。”房东是意大利人,收房租坚持要现款,有一次,李伟纲就被人盯上,被抢了。学校很远,上课要提前两小时起床,有一天洗完澡去坐地铁上课,王健发现,水结冰,头发被冻住了,“确实挺苦的,但是很欢乐,因为正青春,什么都充满了希望。”
相伴王健左右的,还有那把跟了他40年的“灵魂伴侣”。这个“老灵魂”已经401岁了,历经人世沧桑变幻,被无数人听到过动人琴音,“人不在了,琴还在。音乐也一样,人类的思想、灵魂、渴望,会在音乐当中永存,永远传播下去。”
即便已名扬国际,如今上台,王健还是会紧张,“只要对自己有要求、有期待,就会紧张。”有一次,一位小有建树的演奏家和他谈起了紧张问题,他建议,每次上台,都要甩掉包袱,从零开始,不去想过往的成就和赞美。而一场音乐会是否成功,他最在乎自己有没有被音乐触动,“有触动就是成功的。”
都说演奏家是作曲家的忠实仆人,如今,对二者之间的关系,王健也有了更多思考。
“演奏家很像电影导演,看乐谱就像看剧本,演绎音乐的过程就像拍电影,要研究镜头位置、光线布置、故事的进展速度……同一个故事,没有两个导演会拍出一样的电影,同理,同一部作品,不同的演奏家也会有不同的演绎,这取决于演奏家的审美观。”
从演奏技术、身体机能到艺术理解,王健自觉,现在的自己正在最好的时候。
“从技术上来说,弦乐演奏家从三十岁开始进入黄金阶段,但是对音乐的认识、对人生的观察,四五十岁以后才能达到比较好的境界。对人生越有感触,音乐才会越好,这是无止境的。但什么都有期限,我们必须接受未来不能上台的那一天,勇敢去面对。”
如果没有走音乐这条路,你会做什么?
“要看我有没有钱,如果我生在亿万富翁的家,我一定会做电影导演。电影很烧钱,没钱别想了。”王健笑说,拍电影比拉琴有意思多了,“如果要追求人类最纯最高的艺术,那就是电影了。”
彩蛋:王健和阿格里奇的故事
我见过很多非常优秀的演奏家,因为扛不住压力,最后没成为演奏家。
阿格里奇绝对是天才,一上来就触电的那种,但这样的天才,有时也会因为扛不住压力,临时取消音乐会。
有一年在日本的阿格里奇音乐节,我和她、一位日本小提琴家拉三重奏,排练已经出问题了,日本小提琴家吓得冷汗稀里哗啦往下掉,和大师合作,他紧张啊,不敢出声。我也紧张,我才20岁。
第二天晚上要演出了,日本经理都疯了,说你快跟大师沟通一下,她不肯上台。没有任何人敢跟她说话,所以求我去说。她说,我状态太差了,没准备好。我说,您这两天排练简直是上帝现身啊,太棒了!她说,我不是要你来恭维我的。搞得我尴尬得要命。
我说,我先带他们演五重奏,有一个小时,您先练会儿,下半场咱们再拉三重奏?她眼睛一亮,可以这样吗?我说,大师,这是您的音乐节,您爱干嘛干嘛,我们都会服从你的命令。一小时后下来发现,她在开开心心跟女儿聊天,一个音都没练,最后欢天喜地上台了。她那股紧张劲过去就行了,一紧张起来,她打死也不上台。
谁都搞不定阿格里奇,只有麦斯基(大提琴家)能,他会不停地跟人唠叨笑话。你知道他们怎么一起录音吗?阿格里奇是夜猫子,都是晚上八点开始录,录到早上两点。等阿格里奇下午两点醒了,麦斯基就跑到她家里开始唠叨,噼里啪啦说一大通,最后说咱们去玩点音乐吧?阿格里奇说,好呀好呀,就这么骗进去了!
相反,阿格里奇和克莱默(小提琴家)录音,就没这么顺利了。克莱默也是大腕,早上八点就去练琴,一直练到下午三点也没见到阿格里奇,生气回家了。阿格里奇晚上八点跑到录音室,克莱默已经睡了。第二天又是同样的故事。所以录音五天,他们没有一次碰到面,后来就没搞成。克莱默不会唠叨,也不会惯着她。麦斯基嘴皮子很厉害,耐心特别好。
(实习生周宇文、任慧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