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人和脑死亡2
转自：沈阳晚报
薄世宁/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品
明日看点：我们想捐献
每天下午3点到4点，ICU有一个小时的探视时间，患者家属可以利用这个时间探望患者，帮着护士给患者擦洗，陪意识清醒的患者说说话，给患者打打气，医生也会利用这个时间和家属沟通患者的病情，回答家属的问题。
有一天下午，探视时间过后，那名患者的家属找到我。
他父亲对我说：“薄医生，我们能不能换个安静的地方，我们想和你说说接下来的事儿。”
“好，”我说，“到我办公室吧。”我带着他们从病房往我的办公室走，前后不到二三百米的距离，老两口紧跟着我，而他妻子远远地跟在后面。
到了办公室，他妻子最后进来，她关上门后背倚着门，没抬头看我们，只是低头不停地刷着手机。他父亲说：“三周多了，我们想做个脑死亡评定，有个判断我们也好做下面的决定。”
“决定什么？您想要决定什么？”没等老人说下去，患者的妻子大声地喊了起来。“我说过很多次了，他不是脑死亡，他还能醒，他身体那么好！”因为激动，她满脸通红，音调很高，声音还带着颤抖。“我说过了，以后你们不用管，他变成什么样我都要，我给他喂饭我给他擦身子我养他一辈子，时间还长呢他一定能醒！
“他不是脑死亡！你们搞错了！”
两位老人一声没吭，我猜他们早已经料到了儿媳妇会有这种强烈的反应。大家沉默许久之后，我说：“一直这么蒙着眼走路也不是长久之计。做一个吧，不论什么结果，大家心里也有个数。”她不置可否。
慎重起见，在世界范围内，脑死亡评定都有着非常严苛的流程和标准。第二天，评估团队来了。他们认真地听我汇报了病例，看了患者住院以来所有的影像学资料和其他的资料。他们检查了患者的生命体征，又给他做了脑干反射实验、自主呼吸激发试验，还带了几台仪器，有的做脑电图，有的测脑组织的血流信号，有的做诱发电位。所有这些都会为评估脑功能提供客观依据。
第三天，评估团队又来了一次。有了结果后，评估团队叫上我一起和患者家属交代评估结果。临走之前，他们说：“太可惜了，这么年轻，赶紧商量一下后面怎么办吧。”虽然评估团队没有直接提到器官捐献，但我还有患者家属都能听出他们的意思。然而我知道，对这个患者的家属动员捐献患者的器官几乎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首先，影响我国器官捐献的最重要的因素是人的观念。我国大多数人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即便亲人死亡了，也会看重死者身体的完整性而不愿捐献器官。即便是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很多新理念已经深入人心了，但脑死亡患者完成器官捐献的比例还是非常低的。在ICU，对已经发生明确脑死亡的患者，我见到更多的是：有的家属会选择坚持到底，一直等到患者心跳停止；有的家属会选择把患者拉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