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夏百年 寻脉贵州
转自：贵州日报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曹雯
5月19日，位于贵阳市南明区都司高架桥路的一栋民国仿西式建筑，迎来了一群特殊访客。他们中很多人来自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是华东师范大学遍布全球各地的校友代表。对于他们来说，贵州此行有着特殊意义。
1924年6月，为求教育强国、光大华夏，大夏大学创办于上海，主要资助人正是这旧居的主人——贵州兴义人王伯群。
作为同盟会元老，王伯群自青年时代起追随孙中山，组织参与护国运动、护法运动和南北议和，奔波于救国救民、追求民主共和之途。建校后，王伯群出任大夏大学首任董事长与第二任校长，在艰难时世中运筹帷幄，倡导“教师苦教、职员苦干、学生苦学”，仅用十数年时间便助推学校享有“东方哥伦比亚大学”之誉。
1937年淞沪抗战爆发，再次改变了大夏师生的命运。为保存教育文脉，大夏大学与复旦大学组成抗战时期第一所联大——复旦大夏联合大学，在烽火岁月中间关万里，先迁江西庐山，后迁贵州贵阳，再迁贵州赤水。抗战胜利后，于1946年迁回上海。1951年，以大夏大学、光华大学为主要基础，华东师范大学成立，是新中国成立后组建的第一所社会主义师范大学。
从1924年到2024年，百年风云转眼而过。作为抗战内迁贵州最早、办学最长的高校，贵州的许多地方志书里都留有大夏大学的身影。
据《贵阳市志》（教育志）记载，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冬，大夏大学由上海迁到贵阳，借南明河畔讲武堂作临时校舍上课，后于花溪建正式校舍。大夏大学在贵阳时校长为王伯群，副校长为欧元怀，设有文学院、理学院、法商学院、教育学院。《遵义地区教育志》则记录了大夏大学迁校赤水的经历：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冬，日寇压境，独山失陷，乃迁校赤水县（今赤水市）。次年3月开始，部分与原赤水博文中学共校舍，部分在赤水县城文昌宫等处上课。大夏大学迁赤时，校长王伯群不久病逝，由欧元怀继任。
自1937年底入黔到1946年10月返回上海，大夏大学在贵州办学近9年，得到长足发展，迁来时300师生，离开时有1800师生，在贵州毕业学生共计1576人。这段历史对贵州社会文化发展尤其是教育事业产生了深远影响，而贵州人民也以博大的胸怀、无私的奉献、饱满的热情，给予大夏师生一个安定空间。
地方志中的只言片语，背后也许映射着波澜壮阔的时代。那些实实在在的个体生命，在历史的巨浪中，也曾经剧烈碰撞，绽放光彩。
汤涛是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馆长，著有《王伯群年谱》《乱世清流：王伯群及其时代》等作品，主编了《王伯群与大夏大学》《大夏大学：90年90人》《图说大夏大学》等书籍。在他关于大夏大学及王伯群的研究文本中，我们可以读到这样的话语：“世人每每提到大夏大学，就想到王伯群，王伯群与大夏大学不可分离。王伯群单枪匹马，在国内连年军阀混战、民穷财尽状况之下，于上海创成大夏大学，在中国教育史上也属罕见。”
大夏大学西迁贵阳后，1938年，王伯群在《大夏周报》的复刊词中号召全校师生要善于利用贵州“重要之地理环境，发挥我大夏固有师生合作精神，以贵州为研究对象，在学术上有所新发现，贡献诸政府，增强抗战力量。”
在贵州办学期间，大夏大学为财政部盐务总局开设盐务专修班；王伯群创办聚康银行、利民公司、仁岸和永岸川盐运销处并任董事长；大夏校友赵发智为贵州首次引进烤烟种植与烘烤技术，多方助力西南社会经济建设。大夏大学社会研究部大量开展苗族田野调查，出版《贵州苗夷社会研究》《贵州苗夷歌谣》等，对研究贵州的民族发展史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也让外界进一步认识贵州人。大夏大学教授马宗荣、谢六逸主持的贵州文通书局编辑所，编辑出版188种、10余万册图书，有力地促进了文化传播、民智启迪，增强民族信心。
从教育方面来说，1941年，以大夏大学教育学院为基础，贵州成立的国立贵阳师范学院是今贵州师范大学的前身。大夏大学2000余亩花溪校区并入贵州大学，成为今贵州大学东校区的重要基础。王伯群主持增设的大夏附中，后改为伯群中学并入贵阳一中。
1944年11月25日，王伯群与众教职员代表在贵阳市护国路135号召开了第49次校务会议，就当时的抗战形势做出了大夏大学疏散至赤水的决议。时任副校长欧元怀忆述道：“十一月下旬，敌人窥黔南，贵阳震动，先生仍作远大之决定，将大夏大学三迁于黔川边境之赤水，赤水又水道通重庆，可沿大江东下，三次迁校是兼为复员时之准备的。”
星夜呈报，争取疏建费；四处发函，寻求八方支援……今存于《王伯群与大夏大学》《赤水文史》中的一份份电报函件，记录了王伯群在最后岁月中为大夏大学唱响的生命挽歌。
历时三个月长途跋涉，取道重庆、鸭溪，大夏大学师生与图书仪器全部安全抵达赤水，得到了当地乡绅和教育界的欢迎。1945年春，在赤水各界人士的热心支持下，大夏大学以文昌宫为校本部，同时借省立赤水中学、私立博文中学、县立赤水女中等部分校舍正式复课，直到1946年迁离。临别前，由中文系教授陈湛铨撰写的《大夏大学迁校纪念碑碑文》，立于赤水校本部，记录下了这段西迁历史。
仔细翻阅档案资料，我们会发现除了王伯群，大夏大学的办学历史上还延聘了一批黔籍教授和附中校长，得到了一批黔籍大学和附中校董的资助。比如：著名社会教育家马宗荣是贵州贵阳人，早年赴日本留学，入东京帝国大学教育科。大夏大学西迁贵阳后，他被聘任为贵阳文通书局编译所所长。同为贵阳人的谢六逸是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创办人，受聘为大夏大学教授后，又被聘为贵阳文通书局编译所副所长，主编《文讯》月刊和《贵州晨报》副刊《每周文艺》。
此外，贵州麻江人周昌寿毕生致力于物理学著作的编译工作，是早期向国内介绍量子论和相对论等物理学新成就的学者。编写了系统的中学物理和大学普通物理教材。他是大夏大学的物理系主任，学校内迁后，周昌寿留守上海，坚持办学。
传承文明、寓教于学，施教于民、佑启乡邦，当“东方哥伦比亚大学”在贵州群山间闪闪发光，使得华东与西南、学校与地方就此结下不解之缘。1947年，已回迁上海的大夏大学为纪念在贵州办学历史，将校内丽娃河支河改称“赤水河”，同时在河上修建赤水桥和贵阳桥。华东师范大学成立后，一批批走在丽娃河畔的贵州学子，如果知道这段历史，也会去“赤水河”边看看，在赤水桥或贵阳桥上合影留念。
百年岁月，弦歌不辍。近年来，华东师范大学与贵州始终保持密切的合作与友谊。2012年，华东师范大学在校内重镌大夏大学迁校碑。2023年，赤水市政府向华东师范大学赠送赤水丹霞石，上题写“赤水桥”名。
今年是大夏大学创校100周年。5月16日，华东师范大学与贵州省政府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旨在战略决策咨询、科研合作、学科建设、教育合作、人才培养等方面深化务实合作。随后，华东师范大学校友们从世界各地汇聚到贵州寻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