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王战：海派文化是带有国际范的江南文化
转自：上观新闻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主席王战，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参与上海市政府及全国性决策咨询研究，关注新科技革命已整整40年。在近日举行的解放日报第79届文化讲坛上，他以《海派文化与创新》为题，从李约瑟之问切入，讲述了海派文化、红色文化与制度创新、科技创新的关系，以下为他的演讲实录。
工业创新源于农耕创新
我今天主要讲三个问题，第一个关于“李约瑟之问”。李约瑟是研究中国科技史的顶尖人物，他所写的关于中国科技史的两本书，在中文版出版后我第一时间就买了。
西方人一般认为创新是从欧洲开始的，是从工业革命之后开始的，这种观点的代表人物就是李约瑟。但我们不要忘记，创新其实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农耕社会的创新，这种创新是从中国开始的，然后才是工业革命的创新。
我把农耕社会的创新分成几个方面：首先是原始创新。世界上公认的中国四大发明——印刷术、火药、指南针、造纸术就是原始创新。蔡伦发明造纸术的时候，英国人还在用羊皮作为书写的材料，埃及的书写材料则是用纸莎草做的，非常昂贵，老百姓不可能去用。中国用树皮、破布等材料造纸，使全世界的普通人都可以使用纸，这为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中国的创新与欧洲工业社会的创新最大的不同是什么？我在农村生活过11年，我知道农村一年分为两个时间段，一是农忙时节——每年的4月到10月，剩下的半年时间是农闲时节，农闲时节造就了中国的创新——从农副产品到手工业的创新。
中国的创新主要体现在手工业上，它和工业社会的工业革命是有区别的。农耕社会几千年来的创新智慧集中体现在江南的丝、茶、瓷中，这三样东西是精华。说到丝、茶、瓷，它们都是文化与创新结合起来的产物，把一抔土变成漂亮的瓷器，难道不是创新吗？
但仅仅是一个白坯，没有文化是不行的。所以景德镇在瓷器上烧制了蓝色的印花，这就是文化赋能。景德镇曾经出过一个罐，上面的纹饰描绘了“鬼谷子下山”的故事，这个罐在2005年拍卖的时候拍出了2亿多元，如果没有文化赋能，这个罐可能值不了这么多钱。
另外，瓷器的发展历程中又体现了中外文化的交流。我们的元青花瓷上有一些花纹来自伊朗，是中外文化交流的印证。
而欧洲工业社会的创新主要有三个特点：第一，它源于欧洲的数理化，数学、物理研究是第一次工业革命前就已经开始的，化学革命是19世纪70年代以后开始的。
第二，欧洲的工业革命不分农忙、农闲，因为大量的人从农村来到城市里，社会需要他们进行全日制的工作。那什么东西能够满足全日制工作呢？瓦特的蒸汽机革命创造的流水线就能够使工人们整天工作。所以，是社会的需求呼唤出英国的工业革命，而不仅仅是瓦特的发明引发了工业革命。
第三，工业革命带来的影响力比我们农耕社会的创新发明要大得多，传播也广得多。以上就是我对李约瑟这两本书的评论，也代表我对创新的一些认识。
从“东学西渐”到“西学东渐”
接下来谈谈第二点。
在中国历史上，先秦的诸子百家和古希腊文明是等量齐观的。我们的中原文明和西方的中世纪文明是同一时代的，欧洲的中世纪强调神权文化，因此有一种说法叫“黑暗的中世纪”。而在中国，我们的“中世纪”是开明的时代——唐代，那时候的文明开放程度不比现在差。
我曾经走过30个“一带一路”国家，在那些国家我看不到大雄宝殿，看不到任何的中国文化遗迹，有人会问：我们的文明为什么没有随着丝绸之路传播？因为宗教的原因，有些国家的文明是排他的，而我们是包容的，任何宗教在中国基本都可以找到。这就是我们中国文化包容、和而不同的具体表现。
从先秦文化、中原文化，再说到江南文化。鸦片战争以前，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地方在什么地方？有人认为在中国的江南。我曾经见过《白银帝国》的作者，他很推崇江南，在南加州学派中就有专门研究中国江南的。
在江南文化和红色文化之间，起到转承作用的是海派文化。海派文化是中国从农耕文明走向工业文明的文化形态。如果要定义海派文化的话，那它就是“带有国际范的江南文化”。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和国际上开始交流了，这个起点就在上海的土山湾。在这个地方出了一个人物——徐光启，他与欧洲的传教士利玛窦一起合作翻译了《几何原本》，把西方的科学引进来。与此同时，中国也有很多著作传出去了。
严格地说，首先有“东学西渐”，然后再有“西学东渐”。比如西方的重农学派，是从东方引过去的。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西学东渐对中国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王战在解放日报第79届文化讲坛上发表演讲
制度创新为科技创新提供了前提
海派文化是中国从农耕文明走向工业文明的文化形态。如果从利玛窦、徐光启算起，在这几百年里，海派文化为中国的制度创新提供了选择。海派文化鱼龙混杂，最后中国人民做出了什么样的选择？这个选择就是红色文化。我们学过日本明治维新，搞过百日维新，不行。民国军阀混战也不行。最后的选择就是《共产党宣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就在上海，人民最后选择的是红色文化。
所以我对红色文化的界定是“制度创新”。我们今天谈的主题是创新，但是不要忘了创新不仅仅是科技创新，科技创新的前提首先是制度创新，如果没有制度创新，如果今天的中国还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我们能发展高科技吗？所以我们应该认识到，有了制度创新，才为我们的科技创新提供了前提。
我最近出了一本书《人工智能与新科技革命》。40年前我在复旦大学工作的时候参加了信息技术革命对策组，40年后我对这个问题发表了一点自己的意见。其实在2015年的时候，我和我的博士生就在做这方面的研究，我请社科院的哲学所翻译了5本书，都是关于人工智能最经典的国外著作。
我们的研究结果是什么？如果我们从1775年瓦特蒸汽机革命开始算起，以50年为一个周期的话，那第一个50年我们处在乾隆时代，乾隆在干什么？六下江南游山玩水，写了1万多首诗，他根本不知道世界上发生了工业革命、科技革命。又过了50年，我们是道光年间，清朝开始走下坡路了。再过了50年，到了慈禧太后时期，她把海军的军费拿去造颐和园了。这三个周期，我们国家都在走下坡路。
到二战后的科技革命时期，我们才醒过来，1958年发表了一篇文章《迎接新科技革命挑战》，但是操之过急，想用20年就赶超英美。所以，我们非常珍惜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信息技术革命，我们抓住了尾巴，我们跟上了。
人工智能出现后，世界上的评价认为，中国和美国是属于第一梯队的。当然，在第一梯队中，我们和美国还有很大的差距。但是可以说，中国正在走向未来，我们要发展当下的高科技产业，要发展未来产业，我们现在站到了前沿，在很多方面，我们正在做探索研究。
以上就是我对文化和创新的问题提供的一些见解，供大家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