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江枫：桂系与一九三〇年代的西南政局
新桂系作为李宗仁、白崇禧主导的广西地方军政集团，是国民党统治时期持续时间最久、影响极为广泛的地方政治势力。1936年“两广事变”爆发，粤系、桂系联合反蒋，牵涉的是怎样的地缘政治与利益冲突？国民政府在这一时期统合西南的策略有何特点？桂系最终转向与蒋合作，背后又是怎样的生存逻辑变化？
2024年5月17日，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史学论坛邀请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贺江枫作题为《桂系与一九三〇年代西南政局》的讲座。讲座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皇甫秋实副教授主持，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林超超副研究员，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等数十位师生参与讲座。本文系演讲整理稿，末附部分问答的简要记录，以飨读者。
主持人：贺江枫老师长期从事近代上海劳工研究，去年社科文献出版社刚刚出版了贺老师的新作《跨越阶层差异：上海工人的组织与生存（1945-1949）》，广受学界好评。最近，贺老师的研究兴趣出现了转向，从上海劳工问题转向抗战史、华北区域史再到民国时期地方实力派。新桂系是国民党统治时期维系时间最长、影响面非常广泛的一个地方实力派系。目前贺老师聚焦于新桂系的研究，接下来有请贺老师为我们讲授他的新近研究：《桂系与一九三〇年代西南政局》。
贺江枫：首先十分感谢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感谢皇甫老师能给我这样一个机会来向各位学习交流。本次讲座主要依据去年我发表的两篇论文（《财政困局下桂系的生存逻辑(1931—1936)》、《地缘政治与利益冲突：桂系与两广事变》），聚焦新桂系在一九三〇年代的政治活动。1936年6月的两广事变，学界已有很多精深研究，参与事变的当事人也留有很多回忆录。例如李宗仁的回忆录曾提及两广事变的经过。李宗仁在回忆录中宣称自己为了防止陈济棠在事变中做出过激行为而不得已加入。似乎在李氏叙事中，两广事变的发动者是陈济棠而非桂系政要。
随着各类日记、档案文献的开放，使得我们能够重新去探讨两广事变背后的桂系以及一九三〇年代西南政局。我将从几个方面展开讲授本次讲座的题目。
一、桂系与西南政局
地方实力派作为以地域为基础的地方军政集团，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外向扩张型、内向保守型以及流动型。外向扩张型的地方实力派往往不满足于现有的统治区域，希望向外扩张来拓展统治区域，实现汲取外在的军事资源、政治资源、经济资源。他们通过扩充地盘实现自身的军事政治力量的扩展。比如桂系、宋哲元的29军属于外向扩张型。内向保守型则是趋向强化自身对地方社会的统治，一方面抵御外来的控制以及中央对当地的渗透，另一方面则强化对内部的控制。四川军阀、西北三马、滇系军阀都是这种类型。流动型军阀最大的特点便是有军队、没地盘，故而这些军阀一般会选择依存某一方，比如石友三就是在各方政治势力之间来回变换。
新桂系作为李宗仁、白崇禧主导的广西地方军政集团，自北伐以来，以“小省强人”的姿态迅速崛起，其势力控制区域不断扩大，从广西镇南关延伸至华北地区。然而，桂系与蒋介石的矛盾也渐趋激化，1929年蒋桂战争爆发，最终以桂系遭遇重挫告终。1930年中原大战期间，桂系联合阎锡山、冯玉祥共同反蒋，倾师北上入湘，却遭遇滇系军阀龙云、粤系军阀陈济棠东西夹击，使得桂系再度陷入险境。与此同时，广西因连年征战，民生凋敝，社会经济不堪重负，桂系生存环境可谓险象环生。桂系为扭转内外交困局面，1930年10月全力将滇军驱逐出境后，开始转向加强广西自身建设，再图进取。
1931年2月蒋介石发动汤山事件，囚禁胡汉民。此举引发粤籍军政人物反弹。同年4月30日，萧佛成、古应芬等四人联名通电斥责蒋介石违法叛党。陈济棠因不满蒋介石大幅削减军饷补助，在古应芬等影响下，5月5日公开通电起兵反蒋。令桂系感到意外的是，汤山事件让粤桂从军事对立迅速转向团结合作，桂系生存环境因之发生重大变化。5月11日，李宗仁、白崇禧公开通电声援陈济棠，各派反蒋人士在广州另立国民政府，与南京形成对峙局面。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胡汉民获释，宁粤双方在沪展开和谈，达成妥协，取消广州国民政府，另行成立国民党西南执行部与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负责两广军政事宜。胡汉民则南下长居香港，与陈济棠、李宗仁等粤桂地方实力派合作，遥控指挥西南地方势力，加以贵州王家烈、云南龙云遥相呼应，使得西南成为阻扰蒋介石实现国内政治统一不可忽视的因素。西南与南京政府长期对峙，不仅为桂系生存提供足够的战略缓冲空间，也使其获得相对稳定的发展环境。
桂系有鉴于此，提出“建设广西、复兴中国”的建设纲领，主张实践三民主义应采取“自卫、自治、自给”的“三自”政策，重点推行民团制度，将广西各区壮丁分别编队训练，以充实自卫力量、推行政令。在军事建设方面，桂系提出寓兵于团、寓将于学、寓征于募，将民团组织训练、学校军事训练与征兵结合起来，广西地方社会呈现出高度军事化的态势。在经济建设领域，则着重推行自给政策，不仅奖励私人投资，更强调政府直接投资、发展国家资本。然而，广西僻处边陲，地方贫瘠，财政来源极为有限，桂系依靠田赋等税入难以维持地方政府有效运转，加之桂系大肆推行地方建设，整军备武、扩充兵源，对财政收入的需求急剧上升。例如1933年桂系军队各项开支超过2100万元，占广西省财政支出的40.24%。时任广西省主席黄旭初坦言，“既不能效法四川预征若干年的田赋，又不能增加其他的税项，这真是个令人头疼的问题”。为开拓饷源，桂系将目光转向过境广西的鸦片贸易。
自1858年开始实施鸦片贸易合法化政策，鸦片种植迅速在国内各地泛滥，以西南诸省为甚，贵州种烟之区约占全省2/3，云南产烟之盛更是倍于他省。正因如此，20世纪30年代初期的西南各省，不仅财政高度依赖鸦片特税，并且在鸦片种植、运输、销售的过程中，粤桂滇黔亦逐步形成利益共同体。云贵作为西南地区的主要鸦片产地，地方军政开支对鸦片特税具有较高依赖性。云南滇系军阀龙云全面垄断鸦片种植与销售，用以扩充军力，故而在与粤桂政治合作中常居于主动地位，且态度变化不定。至于贵州，则因犹国才与王家烈的混战而长期陷于混乱局面，双方为获得军事优势，竞相向粤桂让渡部分鸦片税收利益，以换取其政治支持，粤桂坐收渔翁之利。其中王家烈便与桂系许诺以鸦片转道广西过境换取桂系的支持。在西南地区，粤桂逐渐形成互相依存之势，经两省反复商议后，就鸦片征税问题达成共识，施行粤桂禁烟联络办法，决定对运往两广的鸦片统一征税，按比例分成，分出部分利益给广西。广西因该省地理环境、禁烟政策导致不适合大规模种植鸦片，又因滇黔烟土转桂输粤数量巨大，禁烟罚金已成桂系财政收入之大宗。相较于田赋等传统收入，禁烟罚金不仅税源巩固、更具保障，并且征税对象主要为过境广西的鸦片行商，即便加税也不会对本省民众产生额外的经济负担，故禁烟罚金在广西财政结构中日益显要。1933年，广西财政收入约5091万元，其中禁烟罚金高达1806万元，占比达35.48%。而桂系所筹办的地方民团资金主要借助过境鸦片额外征税筹措。
对于桂系而言，一九三〇年代前期的生存逻辑重在寻求与粤、滇、黔西南诸省的政治合作，以维持西南半独立的割据局面，当面对南京国民政府强势挤压之时，能够获得必要的战略缓冲空间；并且试图确保禁烟罚金的稳定可控，为军政建设提供源源不断的财政资源。但是鸦片运输路线的选择权受制于滇黔，税率决定权操之于粤，亦是不争的事实，故而桂系寻求西南政治合作与保障禁烟罚金之间又呈不可分离之势。
二、国民政府统合西南的策略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虽完成形式统一，但以桂系为代表的地方军政集团的存在，仍旧是蒋介石实现地方政治整合必须克服的严峻挑战。即便1930年中原大战期间，蒋介石在张学良的支持下，成功击败晋系、桂系、西北军，然而各派新军阀在地方经营多年，灭而不绝。在蒋看来，整理政治、统合地方实力派、巩固基本势力，成为此时执政的核心要务。
面对地方势力的挑战，蒋介石虽可通过军事手段暂时予以压制，但受客观政治环境以及自身力量的限制，如果不通过输诚改编、调离防区等方式将之分化瓦解，就难以彻底消灭地方实力派的军事力量。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国人反对内战、要求团结一致的呼声高涨，依靠军事解决地方势力的方式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蒋介石逐步转变策略，寻求其他手段驾驭各地方势力。相较于军事解决，蒋介石更青睐利用各地方实力派之间的利益冲突与派系矛盾，使之彼此钳制、相互制衡，从而坐收渔翁之利。粤桂之间自1929年李济深被蒋介石扣留于汤山后，迅即陷入分裂，甚至爆发两次粤桂战争。然而待至1931年粤桂抛弃前嫌、联合反蒋，蒋介石依靠粤桂地方实力派彼此钳制的政治策略也就无从实现了。尽管此后蒋介石多次尝试拆分粤桂，使之相互制衡，但粤桂对此极为警惕，颇多防范，因而效果不彰。随着南京国民政府施行税收及币制改革、整顿国内公债，使得蒋介石积累了远较各地方实力派更为雄厚的财政资源。而地方实力派在国民政府不断渗透与挤压之下财枯力竭。财政经济措施逐步成为蒋介石整合地方势力不可或缺的手段。例如通过各项经济制度改革将多种地方税置入中央政府控制之下，在挤压地方生存空间的同时，使得南京与地方控制的财政资源处于更加不平衡的状态。另一方面，蒋介石以财政补助换取地方实力派的忠诚且凭借财政补助多寡对其形成制约。西南诸省对鸦片特税高度依赖的财政结构，让蒋介石意识到可通过鸦片统制手段整合西南地方势力。
早在1928年蒋介石创设两湖特税清理处，不断强化对鸦片贸易的控制和税收的汲取。1932年，蒋介石将两湖特税清理处改组为汉口禁烟督察处，后又成立豫鄂皖赣四省农民银行，专门负责特税业务的办理。1934年4月1日，蒋介石将汉口禁烟督察处升格为禁烟督察处，该处不受立法、行政、司法各机关法令限制，自行立法执法，实行鸦片统收统运。汉口作为鸦片集散贸易中心，川、滇、黔烟土在长江流域销售均须通过该地行销各省，在农民银行金融措施配合下，禁烟督察处迅速将鸦片贸易行商纳入鸦片统制体系。以鸦片统制为代表的财政经济手段逐步成为国民政府钳制西南诸省的重要砝码。南京国民政府凭借其雄厚的军政实力，通过实施统制政策，强行将鸦片贸易从生产到消费的大部分利润转移至自己手中，同时依靠鸦片统制不断强化对地方势力的压制，并以税率升降羁縻西南诸省军阀。南京国民政府以禁烟为名实施的鸦片统制，使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博弈愈发呈现不对等状态。
三、黔局重组与桂系的生存困境
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进入贵州，蒋介石以“剿共”为名率军顺势进入贵州，西南固有的地缘政治经济格局被打破。白崇禧等人意识到中央军若不离贵州，桂系生存将会面临新的困境。孰料中央军入黔后，王家烈地位朝不保夕，薛岳在严防桂系进军贵阳的同时，利用王率军防守乌江、贵阳兵力空虚之机，径往贵阳，抢先控制其统治中枢，贵州原有的政治格局被打破。而随着中央政府强化对贵州的渗透、控制，桂系也逐步丧失西面的战略缓冲空间。
国民党中央军成功控制黔局后，蒋介石于1935年2月13日致电薛岳，令其设法统制黔土，改道川湘运销，勿再入他省。与此同时，蒋介石任命龙云担任“剿匪”第二路军总司令。同年3月龙云向薛岳表态效忠南京，承诺努力进行禁烟诸要政，自5月起实行统制专运。面对此形势，谋取贵州实际控制权，成为桂系解决生存问题的重要选项。恰逢蒋介石向桂系提出合作意向，对于桂系而言，和蒋谋黔、改变生存环境就成为必须考虑的现实问题。为瓦解粤桂联盟，蒋介石在掌控贵州后，强调先桂后粤，以黔制桂，逼桂就范。双方于1935年3月31日开始谈判，在多方举措下，桂系开始考虑与中央缓和关系。同年8月，李宗仁召集桂系核心成员商讨应对时局方案，最终决定与蒋合作，前提条件是桂系控制贵州，具体办法包括：改组西南政务委员会；粤设一绥靖主任，桂黔设一绥靖主任；粤桂军队重新改编，番号与全国一致。为迫使粤系军阀陈济棠就范，蒋介石满足桂系的诉求，由李宗仁出任滇黔桂绥靖主任、龙云为副主任，试图以贵州控制权与现实经济利益为饵，分化西南，以桂制粤。经过与桂系关系密切的贵州省主席吴忠信从中转圜撮合，蒋桂于11月达成初步共识：如若桂方对粤积极采取军事行动，南京国民政府充分接济桂方；即便桂消极自保，蒋介石亦将给李宗仁西南边防名义，并予以物质上的补助。
然而，龙云闻悉桂系谋黔，表示滇黔不可分离，亦向蒋介石要求贵州绥靖权。蒋左右权衡，示意暂时搁置李宗仁滇黔桂绥靖主任的任命，桂系功败垂成，对蒋疑忌日趋加深。除此之外，蒋介石一直暗中推行鸦片统制政策，重新规划黔土运输路线，将其置于禁烟督察处掌控之下。为加快黔土改道，挤压桂系以鸦片过境税为主体的财政收益，国民政府不断提高黔土过境广西的税额。随着贵阳至重庆公路完工，以及湖南至四川铁路的规划建设，黔土贸易改道至长江流域已成定局。1935年10月，蒋介石电令龙云要求云南从速落实鸦片统制政策，加速滇土改道黔省运销外地的进程。黔、滇两省烟土改道武汉，不再通过广西，使得桂系财政急剧恶化。不仅如此，南京国民政府施行法币改革，以中央、中国、交通三行钞票为法币，使广西金融秩序迅速陷入紊乱。至1936年3月，广西财政在中央政府打压下已呈枯竭之势，当月已亏空1000万元。
四、粤桂合谋反蒋的筹划
1936年1月，胡汉民自欧洲回国。蒋介石极力拉拢胡赴京合作。若蒋胡合作，桂系长期依靠的西南政务委员会等政治屏障就再无存在的合法性。同月22日，桂系要员白崇禧、刘斐等人商议认为劝阻胡汉民入京，确保胡与两广合作。在此局面下，西南具体做法有三：一是在广州另立国民政府，以抗日救国号召国人；二是西南脱离南京政府，形成地方割据；三是臣服于蒋，与南京团结，一致对外。桂系与蒋矛盾激化，为保存地盘、维持地方分权，倾向于推动西南共同反蒋。
与此同时，陈济棠因币制改革受损、福建绥靖权、粤汉铁路控制权等生存空间和现实利益冲突，与蒋介石的关系愈发恶化。粤桂与中央因派系纠葛、经济利益、地缘政治多重因素交互叠加，矛盾迅速激化。1936年3月19日，李宗仁致电白崇禧，望其迅速赶赴广州，强调此乃陈济棠催促，共商反蒋计划。经白崇禧、黄旭初等人共同研判陈氏反蒋决心后，决定应由广西方面具体做法，整体而言就是政治上努力进取，军事上攻势防御。孰料5月12日胡汉民突然离世，粤桂恐失凭借，更加速两广反蒋的步伐。与此同时，云南龙云、湖南何键态度暧昧，意欲相机而动。在两广看来，滇、湘与粤桂合作反蒋，不仅扩大西南声势，也可获得更多战略缓冲空间。此时日军增兵华北，挑起事端。粤桂军政要员认为可借蒋介石一贯的妥协政策举起反蒋大旗。此外，日本驻广州领事馆武官臼田宽三积极鼓动粤桂合作反蒋，强调机不可失，利用西南与南京对立关系，迫使国民政府改变对日政策。临近起事，陈济棠犹豫不决，桂系抓紧策动陈济棠反蒋。陈思考再三，认为此时联合反蒋尚有胜算，决定与桂共同举事，并向白崇禧表示“粤桂绝不分手”。
陈济棠因现实利益冲突，再起反蒋之心并主动联络桂系提出反蒋，但瞻前顾后、犹豫再三，桂系对陈半信半疑，恰逢胡汉民突然离世，桂系政要李、白感到非反蒋无以自存，再三鼓动下，最终两广事变于1936年6月爆发。
五、反蒋计划的顿挫与蒋桂合作的实现
两广事变爆发后，粤桂军队分头向湖南进发，桂系积极策动何键公开反蒋。何键首鼠两端，态度模棱两可，而龙云又态度圆滑，静观其变，最终罗霖率中央军抵达衡阳，占取先机，何键完全倒向南京，两广期待的滇湘响应局面并未出现，遂于6月10日中止北上计划。
事变爆发后，日本外务省认为两广事变是粤桂地方实力派利用国内日趋高涨的抗日情绪，以抗日为名的反蒋运动，实则影响此时日本政府与国民政府正在进行的谈判，恐对整体侵华政策形成阻碍。日本陆军部则认为两广事变影响扩大将会有重燃全中国民众抗日运动的风险，与牵制南京政府这一原初目标背道而驰。故而，日本反对两广的抗日旗号。此外，英国驻华大使馆为维护其在华南利益，提示英国企业目前与两广进行经济或商业上的往来都将是危险行为，无意介入两广事变并有意与两广政府保持距离。
桂系寄希望于华北宋哲元、韩复榘的响应，均以无果告终。粤桂经济秩序、军事物资在中央封锁下愈发难以为继。内外交困下，桂系转而希望通过谈判维持事变之前的格局状态。7月8日，白崇禧致电黄绍竑，态度软化，意图向蒋介石和解。然而，次日余汉谋率部倒向南京，陈济棠兵败如山倒。在广东已被蒋介石控制的情况下，桂系决定与蒋言和。23日，李、白致电蒋介石，愿意接受广西绥靖正副主任任命。蒋却突然改调李宗仁为军委会常委、白崇禧为浙江主席，意图激怒李、白。桂系退无可退，邀请李济深商议，决定宣布自治，脱离南京国民政府。为增加胜算，桂系不仅积极与国内各地方实力派联系，以壮声势，还希望通过李济深联络共产国际寻求苏联的援助。此时，张学良与中共已就抗日统一战线达成共识，并委派参谋解如川去广西，希望联合抗日。此外，四川刘湘态度积极，于8月19日开始与桂系直接秘密通电，并达成合作协议。后因张学良提出发动反蒋行动尚需1-3个月时间，而刘湘始终不肯出头反蒋，桂系密谋与川湘、东北军合作组建抗日政府的计划遂告流产。
鉴于广西财政困难，难以长久支撑，桂系政要决定与蒋言和。9月4日李宗仁召集桂系核心人物就和谈条件磋商，最终决定：广西党政依旧；中央向桂系提供巨额财政补贴，军队撤退至相当地点后，即通电就新职。蒋介石应允，蒋桂合作达成，与中央对立数年的西南政权也告终结。
余论
桂系作为国民党统治时期持续时间最久、影响极为广泛的地方政治势力，一方面它拥有其他地方实力派类似的特征，另一方面它仍有不同于其他地方实力派的鲜明特质：一是有问鼎中央权力的意愿与政治行动能力；二是极为重视团体的纯洁性、稳定性和团结性；三是桂系部分将领对国际局势、时代潮流有一定的认识。他们看到民族主义兴起之下，抗日潮流不可阻挡。
桂系生存逻辑的转变，从联合西南以自保转向与蒋合作换取生存所需的财政资源和地盘。南京国民政府虽以财经措施撬动西南政局促使桂系政治态度转变，但蒋介石面对鸦片贸易的巨额财政收益以及鸦片统制所实现的中央政府权力扩张与强化，深陷其中。蒋向外承诺的分期禁绝烟毒政策根本无从落实，对鸦片特税的需求反而与日俱增。广西的政治与经济结构仍旧如昔，桂系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并未受到根本改造，虽然因现实困境被迫向中央臣服，倘若中央政局出现剧烈变动或无力向广西提供足够财政补贴之时，又或桂系自身控制的区域与财赋力量转趋强大后，双方再次走向对立也就难以避免。本次报告也是为后续研究抗战时期桂系的发展做一个铺垫。今天的报告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主持人：非常感谢贺老师的精彩报告。我们之前对于桂系在两广事变当中的角色还是觉得比较模糊，但通过刚才这种条分缕析，两广事变中桂系的角色开始变得清晰起来。我们通过贺老师的报告了解到，其实在1930年中原大战之后，桂系一度陷入绝境，但是到1931年汤山事件之后，相当于绝处逢生了。在宁粤对峙的局面之下，桂系联合西南诸省争取到自己的生存空间。新的转折点出现在1935年，随着中央政府控制贵州，桂系的生存环境再度发生变化。我觉得对我们有很大启发的地方是多角度观察中央政府削弱地方实力派的举措，有军事的策略，然后有政治的分化，又有经济的钳制。特别是经济方面可能以往关注的比较少。从前学界可能更趋向就经济谈经济，关注民国时期财政改革、法币改革、粤汉铁路的打通、鸦片统制的经济效益。贺老师则是将这些举措置入当时的国内政局下进行讨论，的确是以一种新视角切入，也有更加深入的研究。
此外，我们会发现贺老师的视野非常开阔。他并不是就桂系谈桂系，而是把桂系与周边的地方实力派一同讨论，比如讨论桂系和粤系的关系，桂系和滇系、黔系之间的关系，桂系和湘系的关系，甚至和华北的地方实力派的关系，然后和东北军的关系。在国际层面，我们就可以看到桂系尝试从日本方面获得援助，然后后面又转向了和苏联方面寻求援助。我觉得这样的研究视野真的是特别的开阔，这些都给我们很多启发。我们之后也非常期待贺老师继续研究抗战时期的桂系和中共方面的关系，并期待您的新研究问世，供大家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