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尔善：《封神》的父子关系最吸引我
“乌尔善”在蒙古语里正是“向前、前进”之意，伴随着《封神第一部》面世，前进的脚步抵达了第一阶段的终点，也是一个新的起点。
作者| 洞照
图源|《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
一部在“英雄成长”的故事主线中探讨父子关系的电影正在成形。
美国知名表演教师伊万娜·查伯克问乌尔善导演：“如果你只能选一个为你自己骄傲的人，你会选谁？你会为了这个人成为更好的自己，你想尽全力回馈对方。”
作家雷晓宇问乌尔善，能不能在作品里展现更感性的一面，能不能做更私人的表达。
她还问他，为什么总是那么理性，为什么好像总要顾及很多规则。
乌尔善当然可以发挥自己的才华和技巧，编织出提问者所期待的那种合理而漂亮的回答，但他没有。
无论何时，面对这些试图将个人成长与电影创作直接对应的问题，乌尔善都会温和而果断地奉劝：“没可能的。”
导演乌尔善
乌尔善觉得这套弗洛伊德式的心理分析对自己“不太好使”，因为他拍电影绝不是照搬个人经历，而更多表现的是“对人生整体的一种理解、想象”。
不过，如果被问到关乎生活经历的问题，乌尔善还是会回答——以一种客观陈述的方式。
就像他这个人，不偏袒理性或感性的任何一方，只是平静地站在中间，将岁月的烟尘抖落，让往事以本来面目示人。
对自然和生命的敬畏
1972年6月10日，呼和浩特的一对蒙古族夫妇成为了一个男孩的父母，他们给孩子起名“乌尔善”。
4年后，一家人移居北京，过上了部队大院的生活。
男孩懵懵懂懂地记得，在那之后，父亲好像总是在外地演出，母亲好像一直在医院加班。
陪伴他的是父母出门前做好的饭，以及其他小朋友。
玩游戏的记忆永远鲜活，项目有从大孩子那里学来的，譬如打弹弓，也有自己发明的，譬如“打仗”。
长大后的男孩不认为父母在自己的成长过程中是缺失的，因为教育不必摆出某种架势，或必须付诸言语。
在他这个“案例”中，不过多说教就是一种教育。
父母几乎从不干涉乌尔善的决定——其实他的记忆是绝对的，但我们且谨慎一些——无论是喜欢什么，还是干什么，父母的态度都是宽容和支持。
在乌尔善9岁那年，《封神演义》的小人书版本问世，父母帮他买了回来。
跟随骑着怪兽的神仙，他第一次见到那么多法宝和仙术，被超现实故事激发了好奇心，这跟现在的孩子们喜欢变形金刚和漫威是同一个道理。
小人书很快就看完了，他郑重地收了起来。
《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
当时的乌尔善还不知道，自己将在往后的漫长岁月里，通过收音机、电视机乃至电影院的大银幕，反复听到、看到跟小人书的内容同宗同源的故事。乌尔善喜欢画画。
家里的墙壁、书报的缝隙、各类纸张的留白处，都为他稚嫩的涂画所填满，最常见的画面是骑马打仗和各种兵器。
事实上，他的外公是位画家，在徐悲鸿流派的美术教育下，“老画点儿什么风景啊，花啊”。
而影响乌尔善的是《三国演义》《西游记》和《封神演义》，所以画起来跟老人家“不是一个风格的”。
加之父母都不习画，乌尔善更倾向于认为自己对绘画的热爱是天生的，跟外部激励关系不大。
他就这样一路画到了初中，在课外补习班“少年之家”，老师开始关注他。
“你画得不错。”一天，老师对乌尔善说，“你有没有兴趣考中央美院附中？它是一所高中，是专业学美术的。”“我有兴趣！”乌尔善果断为自己做出决定。
父母知情后，帮乌尔善交了备考班的学费，让他周末去学素描和色彩。
整个过程无须纠结或严肃商讨，因为孩子的文化课成绩一向很好，画画也不像体育项目，没什么危险性，所以他们没什么可操心的。
备考班距离中央美院附中校址不远，可距离位于海淀区的男孩家挺远。乌尔善自己背着画板，坐公交车去上课，或者跟老师去写生。
没课的时候，他约上三两同学去香山周边画画，自得于这种典型的美术生生活。
考入附中后，乌尔善临摹过许多北宋山水画大师的作品，也在运城永乐宫看过《朝元图》壁画。
然而，当年他一心想学油画，对国画的关注不是那么多，但留下了印象。
志学之年的男孩，还爱上了文学。
乌尔善最喜欢的诗人是T.S.艾略特，最喜欢的小说家是亨利·米勒。
同时，他私藏过从图书馆借来的《四个四重奏》，还将《北回归线》长时间地置于枕边。
书籍的海洋不只在西半球，也在东半球，在乌尔善自己生命开始的地方。
这片海洋对他有着天然的、不可抗拒的吸引力，他义无反顾地深入其中，寻获了自己的民族——蒙古族的瑰宝。
在乌尔善看来，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化、生活方式和信仰，都来自其历史。
蒙古族作为游牧民族的代表，有一些坚定的价值观，“比如说对自然的崇拜、对生命的崇拜、对英雄的崇拜”。
虽在北京长大，但乌尔善小时候常回呼和浩特和牧区探亲，长大后在内蒙古其他地方采过风、写过生，还跟父亲回过巴丹吉林沙漠中心的老家。
当地蒙古族人熟悉的那些自然环境，于他也并不陌生。
乌尔善耳濡目染自己民族延续至今的“长生天”崇拜，震撼于那种对自然和生命的敬畏；他知道蒙古族不排斥领养，而且对非血亲的孩子也视为己出；他认识很多“巴特尔”，这个名字意为“英雄”……
自身的蒙古族基因与宽松的成长环境，使乌尔善对民族性的文化深深着迷，“我们要做艺术创作，无论是做电影、做艺术家，还是做学者，这些东西其实都要了解，这是我们人类存在于这个世界上，所留下的文明的痕迹”。
在面对人性时，
是不是坚持了对的事情？
新世纪到来，男孩长成青年。乌尔善以中央美术学院的画室为家，研习起源于西方的油画。
但是，即使在创作中倾注了一切，乌尔善还是被无力感与矛盾感击溃了。
乌尔善意识到，自己迫切需要获得真实人生的感受，以及知识与体验的统一。
乌尔善没有在美术里找到这些，反而被电影艺术所吸引，他再次为自己做出决定：报考北京电影学院。在这个过程中，乌尔善没少意气用事，表现得果决而恣意。
但父母依旧不做干预，他们相信儿子的生命力，也相信他能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2004年，乌尔善的独立电影作品《肥皂剧》获韩国釜山国际电影节“国际影评人协会奖”、瑞士日内瓦国际电影节“最佳导演奖”。
那时，他的外形正朝蒙古族男子加速靠拢。
乌尔善不是没机会成为一个锋芒毕露、诡秘莫测的个性电影人，可命运没把他往极致的方向推，而是教他入定成一口钟，去承受“怀疑”带来的冲撞。
导演乌尔善
2006年，乌尔善的两次观影体验，使这种怀疑达到峰值。
更有想象力的、更极致的、更超越现实的内容，似乎能让他的怀疑靠岸。
那就利用电影的强大力量，去创造适合这个空间的内容吧。
他想，自己还要赋予这样的内容大众性，“要尊重观众”。
2009年，乌尔善拥抱商业，拍摄了有口皆碑的《刀见笑》；2012年，他拥抱东方魔幻，凭借《画皮Ⅱ》刷新了华语电影票房纪录；紧接着，他拥抱奇幻冒险，开始了《鬼吹灯之寻龙诀》的创作。这时，他走进了不惑之年。
两年后的6月，乌尔善成为一个男孩的父亲。当记者再度问起他个人经历与电影创作的联系，这一时间节点成为从“没可能”中幸存下来的“唯一”。
“唯一有直接关系的就是我儿子出生的那一年那个月，就是《封神三部曲》启动的那一年那个月。2014年6月，我们开了《封神三部曲》的第一次剧本策划会。”
从儿子蹒跚学步，到庆祝9岁生日，之间的3000多个日夜，也是乌尔善亲历这个项目从初见雏形，到一点点成长、成熟的过程。
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其他联系了。乌尔善之所以拍这部电影，更多的还是出于自己对原著故事和“武王伐纣”这一历史事件的研究及感受，他在当中找到了最触动自己的剧情、人物及人物关系。
“还是比较感性，”乌尔善说，“而且首先不是在故事里找，而是我要去看这个故事，我去感受它。”
给他带来最多感受的是姬昌这个人物，以及“文王食子”这个事件。
尽管后者的戏剧性强烈到令人咋舌，但《史记》等历史典籍还是都将它保留了下来。
另一边，做出这个放在任何时代都暴虐无道的决策的商王殷寿，后来甚至连自己的儿子殷郊也要杀。殷郊因此跟他反目，动了杀念。
这两个家庭、两组父子关系之间的矛盾、对比与纠缠，以及他们的内在关系，最大程度地激发了乌尔善的探究欲和创作欲。
当乌尔善找到这两个叙事主体，便有机会把所谓的权力更迭具体到“人”的身上。
如此一来，乌尔善就有动力去讲这个故事了。虽然在这个故事里，一切都无可比拟地强烈，“远远超过我们一般人的体验”，但这并不影响他代入自己的体验，在创作中自问：“把自己代入到角色里面，我会怎么做呢？”
他也是一个儿子、一个父亲，拥有日常对亲情和伦理的感受、理解，观众亦然。当每个人的价值选择、情感的复杂性等值得探讨的议题都被浓缩在这两组父子关系里，它便成为“一个绝佳的戏剧题材”。
但改编依然是必要的，因为原著中存在个别不合理的，或者他觉得不够好的部分。
比如对“文王食子”事件中姬昌的动机，以及殷寿父子关系演变的前因后果，他和团队需要做出一定的优化或合理化。
“我们所谓的善与恶不是抽象的，不是什么口号性的东西，而是你在面对人性最基本的这些事情时，是不是坚持了对的事情。”他觉得更重要的是在这个具体的层面去讨论善与恶的源头、界限，“而不是空泛地去讲那些根本没有具体表现的东西”。这才是乌尔善的电影所擅长的。
对“父子和家庭”主题的执念
任何名著的改编都有潜在风险，乌尔善也不是没担心过当代电影观众的接受度。好在他有一个绝佳的验证者：自己。“我相信这些人能做出这样的事吗？如果我要面对这样的艰难抉择，我会怎么办呢？”
他觉得这些问题的答案可能不是理论，也不是习惯，它们其实来自我们直接的感受。
我们每个人都是父亲的孩子，将来也可能会成为一个孩子的父亲或母亲，大家都有这种关于亲情、伦理的经验，所以会产生共鸣。
从这个角度展开故事，能让他感受到最强的力量，至于炫目的特效和辉煌的场面，钱多就多一点，钱少就少一点，“如果只给我很低的成本来拍，那我也要拍这两组父子关系”。
乌尔善创作《封神三部曲》的方式是“隐喻式的、神话想象的”，所以对“父子和家庭”主题的执念，不是因为他个人的相关经历有多么特别，也不是因为蒙古族对二者的理解有多么不同。
城市化浪潮的无差别席卷，让蒙古族也跟其他民族一样进入城市，被网格化的楼宇冲散，可能只有在牧区，大家族会走得更近一些，就像在农村。
乌尔善觉得这是现代化过程中必然出现的正常现象，但是大家都有对家族的认识、对亲情的体验，“而且中华民族应该是全世界最尊重伦理和家庭的民族之一吧，我认为这也是让中国人之所以成为中国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化习俗”。
在他看来，血缘关系超越理性和逻辑，使家庭成为一个被人类先天认同的、亘古不变的社会生活单位。
《封神第一部：朝歌风云》
现在他也跟父母生活在一起，加上妻子和两个孩子，一共六口人。
和父母对待自己一样，乌尔善也给了两个孩子很大的成长空间，不干预他们的爱好和选择，而且会帮他们增加选项，因为这三代人的生活是一代比一代更好的。
孩子喜欢看电影，乌尔善便找出很多不同类型的电影给他们挑，还带他们到剧组和片场，让他们自己看喜欢哪个工种，结果大儿子说自己不喜欢做导演。
“为什么？”“你每天就是看电视，没什么意思，我想开那个吊车。”
孩子喜欢音乐，他便介绍了摇滚乐、爵士乐、流行乐、交响乐，等等；孩子选了重金属音乐，他又介绍了好几个乐队。
“你要不要自己组乐队？”“我想组乐队。”在主唱、吉他手和鼓手之间，孩子选择了鼓手，乌尔善便把鼓买回家给他们学。
他可以给孩子所有的选择，让他们自己挑有感觉的，或者有天赋的，“但你要是决定专业地去学的话，那就要坚持下去，达到一定的水准就可以了”。
但无论做什么，所有的动力都必须来自自己，而不是外部，只有这样才会真正产生创造性。
否则就会像乌尔善的一些同学那样，自己并不喜欢艺术，却白白浪费了时间，最后没做成自己真正热爱的事情，才华被彻底埋没。
正如乌尔善喜欢《四个四重奏》的旁征博引，他自己也总能用不同话题阐释创作的理念，“跟改编故事是一样的，这个电影一定不是因为你要追求什么样的票房结果，不是为了满足某一种需求，而一定是因为你自己被这个故事的某一方面触动了”。
有了内在动力，乌尔善就可以为这个项目工作10年，并慎重考虑预算该怎么用，“比如拿到了一个比较好的预算，那我就尽量按最高的标准去完成，然后我要解决这笔投资怎么回报的问题”。
所以影片不能过于晦涩，不能走向非常个人化的创作，必须具备通俗性和娱乐性，给观众带去最好的体验。
此外，影片的核心情感也需要进一步深化，他和团队把主题延展到了每个角色身上，去营造更丰富的变奏。
影片中的“质子团”是这些变奏的主要承担者。
为了找到最合适的演员，乌尔善和团队在北京郊区建了一个“封神演艺训练营”，对从全国海选出的几百名新人演员，甚至没学过表演的年轻人进行训练。
训练期间，乌尔善正忙于剧本创作，但还是亲自带头设计了所有的课程和食堂的菜谱。
每次开完剧本会，他都会到训练营看一看，把发现的问题拿到每周一的大会上讨论，跟聘请的专业老师们一起商量该如何调整。
据黄渤所见，“质子团”的饭菜“应该是不太好吃”，但一群年轻人都特别努力，每天在自己的训练场里挥汗如雨，“一群俊男，肌肉杠杠的，青春杠杠的”。
黄渤觉得他们一年多的付出很值，“比多上几个戏可能更值得一些”。
决意要做的，
一定不是轻易能够完成的事
黄渤在片中饰演姜子牙，他记得乌尔善一开始没有跟自己聊演什么角色，而是聊了整部电影，“他说想做这个题材，我很钦佩导演敢接下这么大的一个项目，而且打算花费10年”。
黄渤知道，凡是乌尔善决意要做的，一定不是轻易能够完成的事情。
在青岛的拍摄基地，眼前的一切告诉他，事实确实如此。
供）
“我们从第一次过去看棚、看地，到后来一步步在那个棚里面开始建起来，其实客观意义上来说这不仅仅是一个剧组，它是中国电影工业真正到达了一定阶段才会出现的一个项目。”
几百名雕梁画栋的木工，美术车间里数不清的造型设计图和模具、视效道具、器物道具，一排排颜色比对卡和各种面料，等等，无一不在提醒他，这真的不是常人可以做下来的，“因为光是在这么多专业领域里面去做选择，我都觉得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
乌尔善不缺少美术方面的专业知识、对中国传统审美的印象以及不同地区的采风经验，这些积累变成了他和同伴们的工作方法。
开机前，他带队到各大博物馆采风，又派出一个专门的选景美术团队四处找景。
拍摄期间，黄渤频频受到震撼，“因为有太多的东西是第一次看到”，比如参考了青铜器的图案和纹路——“这些怎么用到道具、服装、兵器上，其实这是一整套的美学系统，挺不容易的”。
更别提如何形成规范，并认真地一以贯之了。
黄渤笑言，这个剧组的做法简直像老一辈电影人，因为现在大家会依靠科技去完成。
可是他觉得，基础层面该花的力气，即使只少一分，观众都能看得出来、感觉得到。
“像我说那纹路，我也不懂这些图案，我也不懂青铜器的质感，以及是怎么在上面体现的，但是你会有感受。你不知道为什么，但是那个气息会进入你的心脾，这就是表面的功夫要做到的原因，就是它的扎实感。”
20多岁的黄渤不一定能感受到其中蕴藏的力量，但40多岁的他会瞬间被“龙德殿”的细节性与整体性所震撼，“就跟一个行业里面的重兵器一样，你要有一些扎实的东西，才能真正有那个自信感”。
对于户外场景，乌尔善采取了实地取景与虚拟拍摄相结合的方式。
“我知道那时候的审美，那个世界应该跟现在有一定的陌生感。它怎么去建构？通过采风、通过考察，用这种工作方法找到这些元素，然后通过电影的技术重组，创造一个我们想象中的上古的神话世界，充满了中国经典美学的元素。”
在几千人来来往往的拍摄基地，乌尔善好像把没有在孩子教育上施展的管理才能，都留给了自己的电影创作。
黄渤从未见过哪个体量相当的剧组，能在整个项目期保持按部就班、流程明晰、配合连贯的工作节奏，“各个单独的环节都已经非常恢宏，还要把这么多优秀的、有才华的人组织到一起，然后融入到一个故事里面来，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费翔对此感同身受。他没有想到，自己进组的第二天就开始上课了，“就像回到大学一样，马术、武术、礼仪、击鼓、塑身，这些项目每天得上几个小时，都已经安排好了”。
而且，这些课程的进度跟拍摄进度协调一致。
他的马术必须在拍马上的戏份时，达到能同时骑马、做动作和表情、说台词的水平；拍酒池的戏份时，他的身材必须让观众信服这是一个骁勇善战、有王者风范的战士。
“幸亏导演是把它放到我一年半（拍摄期）的最后部分，因为他知道我需要那个时间塑身，所以到了拍酒池的时候，我已经塑身一年多了。”
在创作中，
接纳所有人的参与
在找自己演殷寿这件事上，费翔觉得乌尔善“很贼”，犹如耐心极好、目标明确的渔翁，先围着鱼塘转了一大圈，然后看准时机，朝他抛出钓饵。
2018年6月，费翔回上海看望母亲。
乌尔善问他能不能抽空到青岛去一趟，“来看看我现在《封神三部曲》的拍摄基地”。
能与几年未见的老友相聚自然是好的，他欣然前往。
原本，他以为乌尔善会借机让他客串什么角色，怎料，乌尔善只是带自己转了转，还让他给新人演员们上了分享课。
不久后，费翔接到乌尔善的电话：“费老师，我有一个剧本想给你看。”
费翔打开文件，竟是《封神三部曲》的完整剧本。
费翔。
“这个剧本写得非常非常好！”他看完立刻回电话说，“导演，我看了，写得很好。你要我演什么都没问题，任何一个角色都行。”
“我想让你演商王。”乌尔善的提议让他难以置信，“因为殷寿这个角色在剧本里写得非常精彩，层次特别多，他是任何一个演员梦寐以求的角色”。
费翔所了解的乌尔善，会对每场戏做清晰的设定，却从不故步自封。
他对待演员的表演是开放式的，乐于倾听和交流。
只要能找到更恰当的方式，那么无所谓听谁的、不听谁的。
“在创作中，他非常愿意接纳所有人的参与，特别难得。真的，你相信我，我做艺人做了40多年，各种导演我都接触过了，乌尔善是特别难得的。”
因为费翔和乌尔善都是经过多元文化哺育的人，所以在文化的多元性上，两人有一种共鸣：比较愿意从各个角度看待所有的文化，也愿意去欣赏、去学习、去吸取其他民族和文化的精华。
费翔觉得这没什么坏处，因为中华文化不会被动摇，我们要做的是为其注入活力，“让它一直不断地翻新，再往前进，然后流传下去”。
所以，对于这部电影的主题和呈现方式，他跟乌尔善达成了一种“特别大的默契”，包括对电影工业化的看法，两人都认为时间和细节非常重要。
费翔特别佩服乌尔善的魄力和决心，也希望和乌尔善一样的导演，都能够一步一步地往前进。
“乌尔善”在蒙古语里正是“向前、前进”之意。
在9年有余的前进历程中，他得到了多方支持，单是演员方面，除了费翔和黄渤，还有李雪健、夏雨、袁泉、王洛勇、陈坤、许还山、高曙光、冯绍峰、杨立新、丁勇岱等实力派。
在乌尔善眼里，这些老朋友都是高尚且敬业的人，他们既能成为新人演员的良师益友，也能帮到这部大群戏，令他满怀感激。
现在，前进的脚步抵达了第一阶段的终点，也是一个新的起点。
训练营的孩子们从一张白纸，成长为有本领、有作品的职业演员，饰演哪吒的武亚凡更是从一个垂髫童子成长为身高超过1.7米的俊朗少年。
他们并肩站着，一起等待观众对这部作品的检阅。
“很多导演会把自己的电影比作自己的孩子，你会做这种比喻吗？”
“当然不会，我觉得这个比喻比较矫情。你会为别人看你孩子卖票吗？电影作品其实是为观众做的。我认为电影是一种交流方式，电影不是任何人的孩子。”
自己的父亲、孩子、亲友，跟同事和陌生人一样，都是观众，比起去探究谁的反馈更重要，或去为票房表现而紧张，乌尔善更愿意在做事时顺其自然、尽力而为，“今天能做什么就做什么，明天能做什么就做什么，每天都问有没有新的物料要发，有没有什么文章让我看一下”。
“韧而不舍，脚踏实地”——无数细枝末节归于黄渤这句评价。
原标题：导演乌尔善：电影不是任何人的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