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城北宋重兴塔
□孙葆元
邹城市的重兴塔是国内名塔,说它是名塔有两个原因。
其一是它建于北宋嘉佑年间,目前国内建于北宋的塔存留下来的很少,有开封的祐国寺塔、泉州开元寺双塔、洛阳的文峰塔、苏州的虎丘塔、福州的圣寿塔、丽水的延庆寺塔、福建松江的方塔。这些塔从千年风雨中挺立过来,每一座都是一个城市的地标建筑。
其二是重兴塔的建筑风格延续了北宋时期古朴稳重、布局合理、风格朴素的审美特点。塔通体为八角形楼阁式样,有九层高,寓意“九天之重”,有十道琉璃塔檐,喻示事物完备与极致。
重兴塔通高27.4米,基座设四个门,东、南、西为佛龛,唯有西门设砖梯可攀,登至二层可见木制环廊,再绕廊至西门可登临远望,鸟瞰邹城市全景。
重兴塔每层檐下都是砖雕斗拱,层级之间别具一格。二层是重檐,三至九层却是单檐,檐下有砖雕莲花做承托,美观至极。重兴塔每层八个立面,立面转角均由磨砖半圆立柱顶承,在视觉上圆润玲珑,没有棱角感。八个立面辟四个门,一至三层的门洞为圆形拱券设计,四至九层门洞却是尖卷装饰,一、二层设盲窗,窗格为波纹状,塔顶铜铸镀金葫芦形宝刹。
邹城市古时称邹县,是一个千年古县,战国时期为邹国国都,同鲁国并称为“邹鲁圣地”。
追寻重兴塔的历史,发现有关史料少之又少。据明代万历年间胡继先修纂《邹志》“庙食志”记载:“重兴寺,在北门内。三十八年知县胡继先重修”。区区十八个字,再无追叙。“三十八年”是明万历年号,为1610年。胡继先是四川人,《邹志》的著作权人写着“邹令蜀人胡继先纂修”。非常有意思的是,他既能重修重兴寺,为什么不能把重兴寺的历史、过往写清楚些呢?
继续翻阅胡继先编纂的《邹志》,发现北宋年间有记载的邹县知县、县丞只有四位,其中黄庭坚应该在北宋元丰元年做过一年邹县县令。张文仲为元祐八年知县,朱缶为北宋宣和三年邹县知县,其他年份一片空白,再无北宋时期邹县知县姓名。
邹城古有“八景之胜”,其中“禅塔祥云”就是八景之一。在明代嘉靖年间《邹县地理志》中,有“邹城十二景”的记载,分别为中庸精舍、亚圣名祠、阳山晓日、溪湖夜月、池亭晚照、龙潭暮雨、峰阳孤桐、凫岭老树、胜地回銮、尼丘毓圣、三迁教子、一经传家,并没有“禅塔祥云”。
为什么邹县有关北宋的史料和记录这么少?撰写方志的历史学家总是穷尽搜索,只能说邹县北宋时期的资料失散了。按照常识,大凡佛塔下必有佛寺,塔是佛寺的组成部分,有不设塔的佛寺,绝没有孤塔立身红尘。现今的重兴塔周边有一片开阔地,在这片地界或者更开阔的地方,方圆内定是重兴寺遗址。重兴寺在北宋名法兴寺,塔以寺名,所以叫法兴塔,塔在元朝坍塌,元至元年间重修,改名重兴塔。
北宋是一个多元文化交融的时代,儒释道并存,佛教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此之前大约百年,佛教寺院一直是萎靡的,原因是唐武宗在会昌五年发动了一场灭佛运动,寺院夷平、佛像摧毁,僧人被赶出寺院,史称“会昌法难”。北宋立国后,北宋建隆元年,宋太祖赵匡胤下诏:“诸路州府寺院,经显德二年停废者勿复置,当废未毁者存之。”从此尽管僧尼的发展仍然受到限制,但是寺院被保护起来。
无论“法兴寺”还是“重兴寺”,名字里都有一个“兴”字,法兴寺是毁佛后百年之“兴”,重兴寺是法兴寺毁祀重修之“兴”。
邹城是亚圣孟子故里,儒风学正,对社会的为善、为恶、为廉有着深刻的见解,乡土罡风、民俗醇厚,佛教与儒教应该有某些有机的融合。
宋代对寺院仍然实行不输课税的制度,所以在宋代僧尼是个抢手的职业,寺庵人满为患,朝廷不得不限制入籍,因此,在宋代,法兴塔应该是一个香火旺盛的地方。
五百年间,法兴塔几度倾废、几度修复。明万历三十八年胡继先为邹城县令,修复该塔,并纂《邹志》,留下那短短的十八个字,不事夸耀,只做客观记录。遗憾的是,明万历年间,皮匠王森组织白莲教武装暴动,被朝廷镇压。明代天启二年,他的徒弟徐鸿儒揭竿复仇,在河北衡水至山东郓城一带发动暴动,队伍东向,先后攻下滕县、邹县,在邹县大肆掠杀,焚烧了法兴寺,唯留残塔。
如今,经历了千年的重兴塔作为文化遗存坐落在古塔小区内,周边是休闲的广场、居民楼。
邹城是孔孟之乡,查历年县志,对孟庙祠宗的记载溢于篇章,到处都是儒家学子的足迹,因此这座北宋的重兴塔有关史料少之又少就不难理解了。
2013年3月5日,重兴塔被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重兴塔显示了北宋时期在建筑技术、材料等方面的成就。重兴塔几经修葺,仍保持了其原有的建筑风格,是研究北宋时期建筑历史和佛教传播的珍贵的实物资料,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
(本文作者是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