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力巴勒斯坦民族和解 中国方案打开“和平之窗”
7月23日，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等14个巴勒斯坦政治派别齐聚北京，共同签署《关于结束分裂加强巴勒斯坦民族团结的北京宣言》。这是继2023年3月中国促成沙特阿拉伯与伊朗和解后，中国对中东斡旋外交取得的又一重要成果。本次会议的成果极其丰硕，在诸多关键且敏感的议题上实现了历史性突破，为未来通过政治途径解决巴以问题奠定了坚实基础。
谁能代表巴勒斯坦民众
众所周知，巴勒斯坦目前有两个政府，一个在加沙，一个在约旦河西岸。双方至今无法举行共同大选。破碎的领土格局也导致巴勒斯坦缺乏权威声音。其中，法塔赫（Fatah）、哈马斯（Hamas）分别是最大两派，双方的长期不团结既有权斗考量，也有根植于历史的结构原因。
法塔赫诞生于1950年代，是海外巴勒斯坦民族运动的产物，也共鸣了当时的全球反殖反霸思潮，带有明显的时代印记。1964年巴解组织在阿拉伯国家峰会期间成立后，法塔赫便逐渐与其汇流，并在1967年六日战争后成为巴解的主导力量，其领袖阿拉法特更在1969年接任巴解主席。在1973年的阿拉伯国家峰会上，阿拉伯联盟也承认巴解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1974年的联合国大会同样跟进，并授予巴解组织观察员地位。
哈马斯诞生于泛伊斯兰主义思潮。起初，加沙穆斯林兄弟会领导人亚辛等人并不直接抵抗以色列对加沙的占领，而是将矛头对准法塔赫、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等世俗与左翼组织，以色列当然乐见这种场面，甚至一度鼓励伊斯兰主义者与巴解争权。这种“分而治之”策略，一直持续至1987年第一次大起义爆发、亚辛等人成立哈马斯。
1993年，以色列总理拉宾和法塔赫主席阿拉法特签署奥斯陆协议，被认为是以巴和平进程中的里程碑。然而两年后，拉宾遭以色列极端分子刺杀，其后哈马斯连续发动针对以色列的袭击事件，逐渐演变成双方武装对抗。因此，哈马斯被一些西方国家定性为恐怖组织。2006年1月，巴勒斯坦举行首次立法委员会选举，哈马斯击败法塔赫，获得多数席位。然而，倡导左翼世俗政治理念的法塔赫和秉持宗教政治理念的哈马斯一直存在矛盾。双方都认为自己应当是巴勒斯坦民众的合法代表。法塔赫一直被国际社会广泛承认，但是哈马斯认为，自己的合法性应当得到更多的尊重。对于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家，法塔赫主张建立世俗的现代民族主义国家，而哈马斯则主张建立具有宗教属性的国家；前者主张与以色列开展政治谈判，后者则主张同以色列进行武装斗争。
多方斡旋和解均未成功
当然，巴勒斯坦内部与国际不是没有劝和双方的努力。在2024年之前，沙特、也门、埃及、卡塔尔、瑞士、阿联酋也曾试图调解，最终还是功败垂成。
2006年5月，在1月大选后的山雨欲来中，来自法塔赫、哈马斯、伊斯兰圣战组织、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解放巴勒斯坦民主阵线（DFLP）的巴勒斯坦囚犯们携手合作，制定民族和解计划，呼吁各派系团结携手合作，实现巴勒斯坦真正建国，这一文书又称《囚犯文件》。但从后续发展来看，文件的初衷未能实现，因为法塔赫与哈马斯立即在2007年爆发冲突、全面分裂。
接着登场的便是国际调解。首先是2007年由沙特促成的《麦加协议》，时任沙特国王阿卜杜拉亲自斡旋，法塔赫、哈马斯双方的最高代表也出席谈判，各方最终签署《麦加协议》，同意结束双方的暴力冲突，并组建以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为代表，但有多元组成的民族团结政府。但历史发展证明了协议最终没能落实。
再来是2008年的《萨那宣言》。这次调解由也门斡旋，采纳了《麦加协议》的架构，法塔赫与哈马斯也确实达成共识，但宣言发布后双方立即出现解释分歧：法塔赫要求哈马斯先放弃对加沙的控制，哈马斯则要求恢复哈马斯领导的联合政府；哈马斯认为宣言是谈判和对话的起点，法塔赫则视宣言为指令，表示只有协议的所有方面都得到落实后才有进行对话的可能。可想而知，《萨那宣言》再度沦为废纸。
接着就是2012年由卡塔尔斡旋的《多哈协议》、2014年由埃及斡旋的《加沙与开罗协议》、2016年由瑞士推动的和解尝试、2017年由卡塔尔与阿联酋与埃及斡旋的《法塔赫与哈马斯协议》，双方多次表示将举行大选、组建团结政府，却也不断令渴望和解的民众失望。2022年10月阿尔及利亚会谈上，14个巴勒斯坦派别共同签署协议，确认巴解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并承诺将在协议签署一年内举行大选。但从后续发展来看，协议不仅没能落实，还因为哈马斯与以色列在2023年10月爆发冲突而变得更加渺茫。
为巴民族和解提供契机
自去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联合国、地区组织和世界主要国家为巴以冲突降级献计献策，但实际效果并不明显。不仅如此，冲突还出现外溢和扩散。这场持久的加沙危机再次警示人们：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困局的锁钥，这个问题不解决，中东地区的结构性问题就难以得到有效处理。但受意识形态纷争和域外大国“分而治之”政策的影响，除了法塔赫与哈马斯，巴勒斯坦内部还有大大小小10多个政治派别存在分歧。
巴勒斯坦内部的四分五裂，成为巴独立建国和实施“两国方案”的障碍。自2007年以来，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分别由法塔赫和哈马斯治理，导致本已孱弱的巴勒斯坦被一分为二，内耗严重，缺乏与以色列对等谈判的能力和筹码。
过去4个月，美国已经在联合国安理会上两次动用否决权，阻止巴勒斯坦建国。美国的理由是巴勒斯坦缺乏一个统一的谈判对象，暗指巴勒斯坦内部派系争斗激烈。有分析认为，以往，以色列攻击加沙时，法塔赫选择袖手旁观。如今，法塔赫已经意识到在以色列眼中，法塔赫与哈马斯无异，都是其侵略巴勒斯坦的障碍。今年3月卸任巴勒斯坦总理的什塔耶认为，巴勒斯坦人已经对哈马斯和法塔赫的分歧感到厌倦，他们之间的谈判已经进行了17年，巴勒斯坦人想看到各个派别朝正确方向迈出的实际步伐。
似乎所有国家都在支持“两国方案”，但是真正在推动“两国方案”的又寥寥无几。在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中，美国被公认偏袒以色列，英国和法国也不受巴各方信任，俄罗斯则深陷乌克兰泥潭不可自拔，现阶段看只有中国有能力扮演有声望且有影响力的斡旋者角色。
“三步走”实现持久和平
应中方邀请，巴勒斯坦14个派别高级别代表于7月21日至23日在北京举行和解对话。本次会议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主持，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副主席马哈茂德·阿鲁勒和哈马斯政治局委员穆萨·马尔祖格等14个巴勒斯坦政治派别的代表出席。7月23日上午，王毅出席和解对话闭幕式并致辞，巴各派签署了《关于结束分裂加强巴勒斯坦民族团结的北京宣言》，实现了大和解、大团结。宣言明确巴解组织是所有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各方同意围绕加沙战后治理组建临时民族和解政府，并强烈呼吁根据联合国有关决议实现巴勒斯坦真正的独立建国。
本次会议中，哈马斯等奉行武装斗争路线的派别，主动向主张政治谈判的巴解组织立场靠拢，并且明确巴解组织是代表所有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这一共识相当于明确了未来巴勒斯坦在争取独立建国的过程中，将集体奉行以“两国方案”为基础、以政治谈判为手段的斗争路线。此次巴勒斯坦14个政治派别达成的《北京宣言》更是具有重要意义。在中国的积极劝和促谈下，巴勒斯坦各政治派别达成了建立新的全国委员会、为加沙战后治理组建临时民族和解政府等共识，可谓历史性突破。
中方提出以“三步走”的新路线图实现巴勒斯坦独立建国：一是实现加沙地带停火止战；二是在“巴人治巴”的原则下携手推进加沙战后治理；三是建立民族团结政府，巴勒斯坦加入联合国，以“两国方案”解决巴以问题。巴勒斯坦内部政治派别若能兑现承诺、捐弃前嫌，走向团结，不仅将有助于巴独立建国以及本轮巴以冲突的解决，也将有利于实现中东地区的持久和平。
实现巴民族和解需努力
多名中东问题专家表示，新一轮巴以冲突已延宕9月有余，至今仍未得到有效解决，背后的重要原因之一正是巴各派别在重大问题上存有分歧，导致巴勒斯坦难以作为一个整体和以色列进行平等谈判。客观来看，中国促成巴勒斯坦各政治派别签订《北京宣言》，仅仅是迈出实现和平的第一步。巴内部和平与和解仍然相当脆弱，需要域内外国家共同呵护。
兰州大学一带一路研究中心执行主任朱永彪认为，此次巴14个派别在北京举行内部和解对话并签署旨在加强团结的《北京宣言》，有利于从根源上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可谓意义重大。不过，接下来巴各派别如何落实相关共识，仍面临一些挑战。巴以冲突和巴勒斯坦内部分歧牵涉极为复杂的背景和利益，一次和解对话难以解决所有问题。此前巴勒斯坦内部也不乏相关进程，亦有达成宣言和协议，问题的关键在于，接下来该如何执行和落实相关共识，“这一点比宣言本身更重要”。
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丁隆认为，《北京宣言》的后续落实确实仍面临诸多挑战，例如哈马斯、杰哈德等较激进派别是否将调整原有意识形态和斗争路线，以及各派别的武装力量能否实现“军队国家化”。此外，目前加沙地带战火肆虐，组建临时民族和解政府与组织大选可能都需要先停火止战。此外，未来的权力共享问题也有较大不确定性。“比如，如果哈马斯在大选中获胜，法塔赫能否接受？”
“巴勒斯坦可以说处在‘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丁隆表示，自去年10月7日以来，本轮巴以冲突尚未出现结束迹象，但其持续时间、破坏性以及造成的人道主义灾难都是空前的。通过内部和解，巴勒斯坦希望把民族与国家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落实全球安全倡议理念
近年来，国际社会对巴勒斯坦问题的解决产生了悲观情绪，尤其是巴内部派别和解问题，“外部国家不看好，阿拉伯国家不看好，甚至巴勒斯坦内部都不看好”。但此次14个派别在北京坐在一起并达成和解，这背后是中方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外交努力。
中国不是中东问题的制造者，却是中东和平的建设者。促成巴勒斯坦民族和解，既是中国负责任大国形象的最生动实践，也体现出巴各政治派别对中国的高度信任。自2004年中阿合作论坛成立以来，中阿关系不断深化。2022年12月，习近平主席访问沙特，出席首届中阿峰会；今年5月，中阿合作论坛第十届部长级会议在北京成功举办。中阿关系不断提质升级，双方共同推动构建面向新时代的中阿命运共同体。
目前，中国已是阿拉伯国家最大的贸易伙伴国和能源进口国，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中阿合作论坛、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合作机制、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日益成为中阿合作的多边舞台。中阿合作已成为南南合作的典范，双方的能源、经贸、科技合作也带动了政治互信，越来越多的阿拉伯国家希望中国也能够成为劝和促谈的政治伙伴。
在推动巴勒斯坦民族和解的进程中，全球安全倡议的理念得以落实。首先，中国坚持合而治之、包容性治理，主张所有利益攸关方都应加入谈判和对话进程，不随意“扣帽子”，将所谓“激进力量”推向对立面，拉一派、打一派。其次，中国主张求同存异、求同化异，呼吁巴各政治派别从维护巴勒斯坦民族大义出发，而不是从各自党派的私利出发，相向而行。再次，坚持政治谈判，反对胁迫或者以武力相威胁，在谈判进程中增进政治互信、凝聚共识、和平共处。最后，坚持分步实施原则。巴内部分歧积重难返，难以在短期内全部化解，故应由易到难，制定实现民族团结的“时间表”和“路线图”。
用行动凸显“中国和平论”
此外，中国促成巴内部和解还打碎了西方渲染的“中国威胁论”，凸显了“中国和平论”。从2023年促成沙伊和解，到2024年促成巴勒斯坦内部和解，足以体现中国在中东安全事务上是积极劝和促谈的和平使者。如今，美国对中国在中东日益提升的政治影响力感到焦虑，妄言中国正在“填补美国战略重心东移亚太后留下的权力真空”。事实上，中国从不认为中东是任何大国的“后院”，而是坚信中东人民才是这块土地的主人。
美国/中东项目（USMEP）总裁、以色列前和谈代表丹尼尔·列维在接受采访时对比了中国与美国的中东政策及其带来的不同影响。他认为，美国对中东事务的参与主要集中在军事和能源领域。在“军事凯恩斯主义”的影响下，美国不断在中东寻找敌人，掀起战争，中东亦被美国的武器制造商视为最重要的市场之一。然而，考虑到今天的世界在各个方面的密切联系，美国在中东等地区鼓励冲突、寻求分裂与对抗的模式已无法持续。
他认为，中国在中东地区更注重基础设施、贸易等领域，且不追求“零和博弈”，也没有军事意图。“中国不奉行‘选边站’的方针，而是与各方保持联系。”他表示，这也正是为何中国此前能促成沙特与伊朗之间重要和解的原因。“中国对中东地区稳定的贡献远超美国。美国扮演的不是调解人的角色，它无法同时与以色列和哈马斯对话。美国只是在拉拢自己的盟友。”他认为，事实上，地区国家也正日渐认识到全球力量变化的趋势，以及美国政策的不可预测性。
多年来，中国始终与巴勒斯坦人民站在一起，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正义事业，这一立场始终如一。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坦言：“中国是一个公正的国家，中国只想看到中东和平、世界和平。”正是这种公正的态度，使中国赢得了巴勒斯坦各派别的共同信任。未来，中国也将与有关各方进一步沟通协调，共同为落实好《北京宣言》作出努力。
中国支持巴勒斯坦内部各派别联合自强，支持巴勒斯坦政府以自己的方式实现民族和解与政治团结，得到了广大阿拉伯国家、全球南方国家以及联合国和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赏。下阶段，中国主张在联合国框架下，召开关于巴勒斯坦问题更大范围的多边国际会议，呼吁国际社会为巴勒斯坦人民提供更多人道主义援助。
综合新华社、《光明日报》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