汝窑的故事
龚继先
我做了几十年的美术出版，深感这个工作责任重大，它是文化传播的重要渠道，关乎社会风气和审美价值观，最忌讳急功近利。但出版社也要经营、发展，又不能不考虑经济效益。在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担任总编辑的那几年，正赶上经济蓬勃发展的时期，要恪守初心、专注于文化的传承，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中国是“瓷之国”，喜欢瓷器或对瓷器有一定了解的人都知道汝窑。“雨过天青云破处”，汝瓷的釉色特别优美，带有神秘感。汝窑开窑仅二十年，传世品极为稀少，流传至今的真品不足百件，件件流传有序。
1986年，中国古陶瓷研究会在西安召开年会，会上，有人带来一件青灰釉三足洗，与会专家判定这是一件汝瓷。一问，此人来自宝丰陶瓷工艺厂，上海博物馆（下文简称“上博”）立即派人去河南宝丰调查，很快就在大营镇的清凉寺村采集到几片天青釉瓷片和一些制瓷工具。这就是为什么河南的汝窑考古，却由上博最先介入的原因。
上博在此次调查中收获巨大，不仅确定了窑址，还采集了大量汝瓷实物。汝窑窑址的发现，使得“悬案”一朝解决，这在中国陶瓷的研究上是个里程碑式的事件。本着出版人的敏锐度，我认为这个选题有出版的必要，要抓住时机，记录下汝窑窑址考古的完整过程。
主持这个调查项目的，是上博的副馆长汪庆正先生，他对中国古代瓷器有系统而深入的研究，鉴赏水平很高。汪先生在报纸上发表了宝丰汝窑窑址的调查报告，我看了这篇报告，开始和上博联系，上博听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愿意出版，特别高兴。当时，其他出版社对这个选题兴趣不大，因为内容太专业，受众狭窄，没有经济效益。1987年10月，《汝窑的发现》一书问世，这是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建社以来出版的唯一一本考古报告，当时仅印刷了两千册，每本定价二十元。后来，此书在旧书市场的价格不断上涨。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日本NHK电视台来上海拍摄中国文化系列专题片，因为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汝窑的发现》，日方跑到社里，说想在中国选一家博物馆，与日本合作出版介绍中国陶瓷的图书。我向日方推荐了上博，他们随即与上博建立联系，我帮日方在上博拍照片，再把照片交给上博审定。
我和上博打交道始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当时上博的馆长还是沈之瑜先生，沈先生做事要求高，而我刚到出版社工作，年纪轻，胆子小。我拿着上博藏瓷的明信片打样稿给他过目，他扫了一眼，很严厉地说这个打样不行，颜色不对，叫我们重新调整。等到日本NHK电视台来拍摄的时候，上博的馆长已经换成了马承源先生。
后来，我与汪庆正、沈揆一赴日审看中国陶瓷的图版及文字，借机全面了解了日本所藏中国古陶瓷。我们一路考察，既参观公立博物馆，也参观私人博物馆，日本的私人收藏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精品众多。
那时，我国尚不富裕，我感到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了，必会对文化艺术加以重视，毕竟保护、尊重文化艺术是一个国家文化自信的基础。日本如此，中国也将如此。这些年我们大力提倡文化自信，验证了我的想法。
日本的私人制瓷很多，不少爱好者或艺术家都开办个人工作室，小院子有各式植被点缀，拾掇得干干净净；烧窑的劈柴有专用的棚子，码放得整整齐齐。我们去了一家小作坊，小作坊的主人常年住在山里，过着半隐居的生活，日常用度尽可能取之自然——用竹筒引山泉水，进山捡拾柴火，房子一半用作居住，一半用作展陈。
最令人惊喜的是，他拿出自己珍藏的一只汝窑盘给我们看。汪庆正细看之下，认为是真品，颜色正，器型美，没有一点火气，能让浮躁的心即刻安宁。汝瓷的美，就是毫厘之间，线条稍微变化，便会有云泥之别；传统文化艺术的精粹，尽在这“一眼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