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资、央企通知了！年中绩效考核：删掉国有资产流失，增加资金闲置、招引题
来源：投资家
作者| 安多
“以前我去募资，就说自己的业绩和投资逻辑。现在去募资先讲俄乌局势。”吕清水直言，“先给国资领导做心理按摩，告诉他，长远地看，当下都是小波动。”
2018年资管新规刚落地时，一级市场可谓哀鸿遍野，但参与者仍然坚定信心，市场上的名言不少，最出名的还是那句“做时间的朋友”。
到了2020年，叠加疫情的影响，出差受阻的投资人们曾短暂地提出“躺平”，但水面下的脚步比“涡轮增压”运作得还快。
到了今年，地缘风险、招商、退出各种老大难一起上阵，市场反而是略显沉默了。就连投资机构的PR也开始和记者打听“别人家都在干吗呢？”
“整个市场都没钱，我们的募资真的太艰难了。”吕清水直言，“刚做募资的时候，认识一个新的LP都会打打招呼，铺垫一下，现在直接去募资。没啥不好意思了。投资也是一门销售生意。”
投资也是一门销售生意
吕清水最近还在艰难募资。
唯一的变化就是尽量不再找政府募资了。
“最近不募人民币了，政府的钱我们不敢拿了，去年和今年一直在接受审计。”吕清水叹气，“太麻烦了。”
去年夏天，合肥审计局发布了一份审计促进政府引导基金规范管理，大致要求在以下四点进行引导基金的审计管理：
一是关注基金的募资情况。重点关注政府引导基金设立的合规性，有无具体的募资方案，募资的规模与投资项目是否相匹配，募资金额是否及时足额到位，是否存在有项目无资金或有资金无项目造成资金闲置等问题。通过审计，促进基金的募资方案更加科学合理。
二是关注基金的投资情况。关注政府投资引导基金投资环节的风险把控和合规性，审查投资项目的尽职调查和风险评估情况，决策程序是否合规，投资行业、领域、地域是否符合政策规定。通过审计，促进基金切实起到引导本地区创新创业和产业发展的作用。
三是关注基金的投后管理情况。审查政府引导基金是否建立投资项目经营情况的定期报告制度，有无定期或不定期跟踪检查投资项目的实际运营情况，是否有风险预警机制，对触发回购条款的项目能否及时采取措施。通过审计，进一步促进基金投后管理职责的履行到位。
四是关注基金的退出情况。政府投资基金退出和终止，容易产生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审计重点关注基金退出和终止是否符合相关条件，是否存在已过退出时点却不退或者不按原协议约定方式退出的问题，是否存在低价转让政府投资的股权和收益的情况。通过审计，促进基金投资实现保值增值。
今年夏天，审计助力政府引导基金规范运行中，再次提及四点：
一是关注政府投资引导基金总体规模情况。审查政府引导基金及其他社会资本出资情况，分析财政资金是否发挥引导与撬动作用。摸清市政府引导政府投资引导基金基本情况，从宏观层面把握基金总体规模及招引落地情况。
二是关注政府投资引导基金设立情况。审查基金尽调资料是否齐全、基金设立是否合规、规模设定是否科学、资金是否闲置、基金退出机制是否明确等内容，摸清参股子基金规模、分类和管理情况。
三是关注政府投资引导基金投资运营情况。审查基金投向是否符合设立目标、投资领域是否覆盖合肥市16条重点产业链、投前和投后管理是否到位、返投认定金额是否准确等内容，从规范投资管理角度防控基金投资风险。
四是关注政府投资引导基金绩效考核。审查基金管理的合规性和有效性、基金资金成效和被投企业效益、基金政策目标实现程度、投资运营等情况，并需重视是否开展绩效评价，查看绩效评价结果运用情况。
从变化看，对当地的招引被移至到了第一位。此外，今年的审计规范中，提及了对政府投资引导基金绩效的考核。至于绩效考核内容，维度很广泛，除了合规性等基本要求，还有被投企业效益、基金政策目标是否实现。
“我们还有很多考核层面，除了招商引资的落地情况之外，还有就是退出。”吕清水直言，“政府引导基金大爆发就是2014、2015年，投到现在都到退出期了，很多项目退出不来，包括有些项目死掉了，我们在审计上后续要写很多的报告说明，很麻烦。那还怎么继续投？原来的钱能否循环使用是个问题。”
从数据来看，目前市场上约有4万亿一级市场退出需求，且随着政府引导基金逐渐进入退出期，需求积压将继续升高。据同花顺数据，今年以来A股市场共披露587起并购事件，其中87起已完成，500起正在进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IPO市场阶段性收紧，被投企业上市计划接连搁浅，到6月初已有超过200家拟上市企业撤回了IPO申请材料。
中国私募股权基金存续期大多数是7+2，加上一定延长期，2011年前后设立的基金已经处于必须退出的时间点，特别是这两年市场处于下行周期，吴老师上任后严把上市关口，IPO大门收紧，GP和LP都在积极寻找退出路径。
但如今，二级市场逐渐收紧上市的脚步，一级市场的退出大门，正在逐渐收窄。退出难直接导致了，政府引导基金想要循环出资变得更加困难。
“手握300亿，领导让我们做直投”
何广函是华北某国资LP的中层干部，3年前，这家地方出资的国资投资平台成立，当时，号称要背靠当地优秀的资源禀赋，通过母基金的形式，间接投资出一批未来如同华为、阿里一样的独角兽。
为了更好地践行这一目标，该机构成立时，从不少兄弟公司调来了优秀的青年干部，何广函就是其中之一。他们大多数年轻，敢闯敢拼。也愿意跳出原有的体系，在新的机构闯出一番天地。
机构成立，手持300亿母基金，何广函们开始在市场上调研各类GP，从大白马到黑马机构，从大规模到垂直基金，经过一番尽调之后，该机构投资了一批头部VC，其中不乏硬科技投手。张坤就是他们投资的一家机构的IR负责人，但没想到，成立不足两年，张坤再来拜访，该机构已经收缩了母基金业务，转而开始放大直投。
“哥啊，咱们下一期不支持一下了吗？”张坤问。
何广函苦笑，“兄弟，真不是我们不支持，我们也想和硬科技企业一起成长，但是领导们说了，以后要搞直投。”
短短几年时间，公司政策的变化，让该母基金，逐渐缩减了母基金业务，并迅速开启了直投时代。
“我们也不想啊，”何广函直言，“这么多钱，让我们支持早期项目，投到什么时候？现在我们都996了，每天加班加点看项目。”
一个不能直说的事实是，很多国资LP也没那么想做直投，但奈何领导要求，领导制定了KPI，今年领了任务。
“之前投了那么多VC，效果呢？退出呢？”何广函是某国资LP的中层干部，“只要你提出异议，领导们就说退出。没有空间去争取，最后就是大搞直投。”
“领导们也说了，直投也没那么难啊。”
虽然这几年国资做直投已经是一个普遍现象，但在2018、19年时，国资更多还是以母基金的形式出现在股权行业内。
“从某种角度上看，国资放大直投最大的原因就是追求更多确定性。”华南某国资机构周琦告诉融中，“如果仅仅是做母基金，钱没有出去，大家还都是兄弟，但是刚签完协议，感觉就不受控制了。GP投资的方向、项目你最好别有意见，否则就要落个不专业、插手GP投资的坏名声。”
事实上，这些母基金最开始参与直投，主要原因就是控制感。“当年行业非常火热，政府引导基金不算是主要出资人，连募资的时候，我们都见不到机构合伙人，说你们要投了我才见，这样你以后肯定也顾不上我。你跟GP打交道，也只知道面上的情况，深度不够，所以就组建了直投团队。”
预期无法满足，就更直接地导致LP转向做直投。
先是母基金+跟投，而后，整个市场风格开始转向国资直接下场做直投。但国资到底要做LP还是GP，历史已经给出答案了。
事实上，一大部分国资最早进入VC行业就是做直投的，就是因为业绩不好，对项目把控不佳，所以开始以母基金的形式进行投资。专业的事还是需要专业的人和团队去做。
虽然国资手握巨大的资金，但是风险投资，风险为先。在当前审计频繁的环境下，以母基金形式进行投资，风险是可控的。
就在日前，融中集团董事长朱闪直言，“各类机构应该重新定位在市场当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对国资机构而言，充分认识到目前资本已经处在舞台中央，在行业当中扮演引导或者是领先的作用，高标准、快速打造专业化、体系化的投资能力。”对于刚刚设立的国资机构，朱闪建议可以考虑整团队招聘或者是干脆并购比较合适市场化的投资机构，加速团队组建。
他同时呼吁，国家层面应该指定一些部门牵头建立考核激励机制，比较统一的机制，也包括容错机制。科学协调市场化投资与政策性投资，早期投资应该让市场化GP发挥引领作用，“我们不太主张也不太建议国资背景投资机构以GP直投形式进入早期投资，更多还是坚持以母基金的形式进行引领的作用。”
到底要不要问责？
在当前的市场环境下，GP助力LP实现退出，已经成了头等大事。
曾有业内人士直言，如何处理如此巨量的引导基金？绩效考核是第一步。和其他投资者相比，国资对安全性、稳定性的要求更高，同时其转让流程也要符合国资监管的要求。
但是在基金份额转让中面临较多挑战，例如估值定价、GP的配合度、税务处理及会计核算等，都是交易中各方的关注重点，并涉及较多技术难点。
无论是国资下场做直投、强调退出、一年多次审计，这些情况都涉及一个直接问题：问责。
从2016年前后开始，各地政府引导基金爆发式设立，数量及募集规模同步达历年峰值。如今，七年过去，大多政府引导基金经历一个完整周期后，开始检阅成绩。
去年初，上海发布了对32家市区两级政府出资产业投资基金业绩的评分排名，其中，国投重大专项基金排名第一。更早之前，2022年3月，作为深圳市政府引导基金受托管理机构，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示了对引导基金参股的市场化子基金进行2020年度运营情况绩效考核评价的结果，由IDG资本、东方富海、深创投、同创伟业等知名投资机构管理的基金均位列其中。2021年8月，苏州工业园区创投引导基金管理中心对2020-2021年度园区创投引导基金参股子基金的评价予以公布，这也是国内首家政府引导基金公开发布参股子基金评级结果，对国内其他地区引导基金规范化管理具有极大的借鉴意义。
“实际上，部分省市政府引导基金会将年度考评结果与后续年度的政府出资预算安排规模挂钩。在参投子基金年度考评得分低于一定标准的情况下，将相应减少后续年度的相关政府引导基金预算安排规模，而得分高于标准，会适当增加后续年度预算安排规模。”
投资人华清北告诉记者：“政府引导基金的问责机制其实是需要完善的。有时候，基金管理人没有完成地方政府设立的返投比例及跟投资金等要求，但由于尽职免责条款的缺失，导致基金管理人无法足额拿到管理费，影响了市场参与引导基金的积极性。”随着政府引导基金资金规模迅猛增长，它们取得投资成效，备受市场关注的同时，规范性和完善绩效评价体系也将在国内引导基金行业逐步常态化。
不过，也开始有更多地方探索免责机制。比如，近日，《广东省科技创新条例》正式审核通过。该《条例》共十一章94条，围绕“基础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科技金融+人才支撑”几个方面布局。其中，VC/PE关注最多的是关于容错机制的探索，包括：
第四十条省人民政府科技、财政、国有资产监督管理等部门对国有天使投资基金、创业投资基金的投资期和退出期设置不同考核指标，综合评价基金整体运营效果，不以国有资本保值增值作为主要考核指标。
第四十一条省和地级以上市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国有创业投资机构业绩考核、激励约束和容错机制，推动国有创业投资机构加大对初创期科技型企业的支持。
此外，官方政策解读中也提到，广东省还存在政府引导基金对早期投资的引导带动作用不够显著、创业投资机构对早期科技成果转化和初创期企业支持力度尚有不足、金融机构产品供给和服务难以匹配处于不同周期科技型企业的资金需求等问题。
因此，该《条例》在科技金融方面还提出了延长存续期、差异化考核、退出等一系列与股权投资相关的措施。
考核、问责、追责……这些背后，是中国一级市场转型升级中不可避免的阵痛，对于投资人而言，希望这个过程更短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