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卖骑手的“过渡”人生
外卖骑手,一度成为“陷进去”的短工。
那么,到底是什么困住了外卖骑手?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孙萍和她的调研小组从2017年开始,持续关注外卖骑手。在7年跑了19个城市,访谈200多名骑手,体验跑单的过程中,她发现,技术之外,更应该关注这个群体“候鸟”式的劳动形态。近日,孙萍的研究专著《过渡劳动:平台经济下的外卖骑手》一书出版,记者就此对孙萍老师进行了专访,通过她的讲述,还原外卖骑手的“过渡”人生。
记者 李静 济南报道
关于“过渡”——
超八成的骑手表示自己会在两年之内换工作
记者:您将书名定为《过渡劳动》,它试图回答什么问题?
孙萍:其实,不只一个读者在拿到这本书的时候,会产生误解,认为我写的是“过度”的“度”,意思就是做了太多工作,但确实就是“过渡”的“渡”。
这其中有三层意思。第一,这是我在田野调查中慢慢涌现的一个词,我希望贴近劳动者的本土语境。我问过很多人为什么做骑手,很多骑手说找不到别的活,跑单过渡一下。
第二,我跟踪调查七年,很多骑手说过渡一两年就走,但好多人一直在干,相当于一直处于过渡状态。因为这个工作相对自由,一旦跳入,他们很难再回到工厂的流水线上工作。
第三,英国经济学家盖伊·斯坦丁曾提出“朝不保夕者”这一概念,指的是无保障的,具有依附性的、灵活的劳动人民。外卖骑手也是如此,他们没有福利,处于不安全不稳定的状态,努力抓住生存的机会,来养家糊口。我想通过这个词去展现劳动者的韧性、主体性和能动性。
记者:是什么“制造”了外卖骑手行业的过渡感?
孙萍:社会保障和基本工资的缺失是骑手过渡劳动形成的重要原因。对于一个普通劳动者而言,这份看似灵活自由的工作带有太强的自我计算和自我消耗。一旦卷入送外卖这样的零工劳动,不安定性和朝不保夕的状态就要求个体劳动者迅速地“支棱起来”,通过不停地算计、计算、安排、筹划、竞争来挣得收入。
记者:外卖骑手选择留下和离开的原因都是什么?他们会转行到哪些行业?其成功比率如何?
孙萍:多数骑手加入外卖的想法可能只有一两个,无外乎“相对更高的收入”或“更低的门槛”,但是导致他们离开外卖行业的原因却有很多,包括做生意失利、受够了不平等的待遇、无法对抗污名化、工作的消耗感过于严重。
就像书中写的,大部分骑手过渡会变成永久的零工状态。也就是说,他不会去找别的工作,而是在平台的零工之间跳来跳去,比如说从A平台跳到B平台,再跳到C平台。
在2023年我与调研小组作的一项北京地区外卖员劳动状况的调查中,仅有12.9%的外卖员表示愿意一直送外卖,而超过八成的外卖员表示自己会在两年之内换工作。但针对站点骑手的调查中,我们发现一年内站点中骑手的流转率达到七成以上,有的甚至达到九成。
至于成功的比率,我们没有测算过。根据观察,有骑手去当了加油站的加油员,有骑手去做了家政工,还有的回老家带孩子,还有的回老家开小卖部。
记者:阻碍外卖骑手成功“过渡”的原因有哪些?有没有让您印象深刻的案例?
孙萍:骑手大部分的回答,第一是学历,第二是见识,还有一些说社会技能。有个骑手,他在上海疫情期间刚干了两天,后来居家,不得不谋求别的生计方式。
记者:在您看来,骑手如何实现过渡?个人、平台、社会能做什么?
孙萍:外卖骑手老了之后,跟现在老一代没有社保的农民工一样,目前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我觉得,社会可以探索给予外卖骑手更多的职业技能培训或创业课程培训。
关于调研——
从算法技术到劳动形态,持续7年研究外卖骑手
记者:2020年,一篇《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的文章,成为当年极具代表性的媒体事件。其中采访了您,并援引您的学术研究。当时,对您有什么影响?
孙萍:这篇文章当时影响力很大,平台和政策层面出现了很多可喜的变化。这相当于一个循环系统,有一个点变了之后,所有的齿轮都转动起来了。
对我来讲,最大的影响是我的研究被看见了。以前我觉得外卖骑手在很多情况下是被人忽视的,这篇文章发布后,学界成果第一次以这么广泛的形式在社会上传播,这是我没想到的。在某种程度上,我算是比较幸运的。
记者:当时您的研究到了什么程度?后来方向有变化吗?为什么选择走出“象牙塔”,将这个项目持续了7年之久?
孙萍:我原本计划追踪10年,到2020年时,项目可能完成了百分之三四十。作为一项学术研究,它的体量是比较大的。
这也见证了我从一个学术小白,逐渐成长为有一定田野经验的分析师。起初,我关注的重点毫无疑问是算法,算法是怎么倒逼骑手缩短劳动时间,同时把他们困在系统里。但后来,随着调研的深入和视野的打开,我发现这其中没有那么简单,这也是为什么我这本书里没有单纯地只讲技术。
我的研究方向源于我在博士期间受到的学术训练,我对技术和劳动很感兴趣。劳动形态在中国发展过程中不断发生变化,现在互联网时代,又出现数字化劳动,比如网约车、外卖、代驾、快递等。
大街上的骑手不停地看手机接单,平台方告诉我,他们的算法很先进,能同时处理上亿个订单。我感觉一个新世界的大门徐徐打开,智能世界正在操控我们周边的劳动,而平台经济的劳动形态与工厂里的流水线完全不一样,我就想研究一下。
记者:7年跑19个城市,您是如何走近200多个骑手的?
孙萍:做田野调查,是每个学者都会面临的问题。这不像采访单位和企业,我们递上采访函或介绍信就可以顺利沟通。有一次,我让学生到街上去“抓”骑手,有学生介绍自己是某大学的研究生,有个骑手慌得从椅子上跌到了地上。
田野中,很多事情比较“江湖”。我一般采取的方式是“无缝衔接”,直接聊天。有个地方聚集了一群骑手,我就天天去。开始,他们会躲着我,后来,他们躲不过我,就不说话。
什么时候真正是一个好时机呢?就是当你再去的时候,没有人在意你了,大家都把你当熟人,说什么都无所谓,你在或者不在。
我们会给他们劳务费,可能比他们跑一小时单稍微多点钱。对他们来讲,这是一笔很好的“买卖”,坐在阴凉地聊天,还能赚点钱,何乐而不为呢。
记者:您实际体验跑单能赚多少钱?相比访谈来说,有哪些新发现?
孙萍:我没有像临沂大学邢斌老师或者北大博士生陈龙那样,一次持续跑几个月,我只能利用零星的时间去,而且只能跑众包。我每次都去一些新地方做调研,有时,我根本分不清东西南北,手里握着两单就紧张得不行。我一天赚几十块钱,最多的时候一天赚200多元。
新骑手其实很难,尤其前三个月是最难的时期,也是离职率最高的时候。在这个过程中,要与自己作斗争,去克服紧张情绪,去和商家与顾客打交道,去向陌生人问路,等不了电梯的时候爬楼梯……这些给人的心理负担很重,要不停地去克服。
体验跑单,我将它称作参与式调查,而深度访谈相当于直接地做骑手情感感知上的一些调查,我觉得两者是互补的。做访谈的话,骑手会说他自己觉得有趣的事情,有时会自觉或不自觉地隐藏一些。自己跑单,是切切实实地去感受,可能跟骑手说的不太一样。
记者:在书中,您提到“逆算法”,在体验跑单的过程中,系统给您什么感觉?
孙萍:在田野调查中,你会发现很多实战策略。比如,怎么下空单,怎么安装抢单软件,也就是怎么和算法玩这个游戏,我把它称作对于算法理解的民间理论。骑手的民间智慧,有一些有用,有一些没用,有的被后台发现,又补上了漏洞。
我不太会被算法裹挟,因为我跑单没有那么着急,不像别人挂十来个单子,感觉马上要超时,但我在时间和路线规划上会有压迫感。
关于未来——
社会和平台介入,推动改善骑手处境
记者:在书中,您提到作为学者与外卖骑手似乎被职业和社会身份区隔。后来走进外卖江湖,跟您之前看到的世界一样吗?
孙萍:总体而言,我感觉骑手群体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污名化。很多骑手说,他不会让家人知道他在跑外卖,只说在城市打工。有的骑手会有一种心理负担,好像一个人走投无路的时候,才会来跑外卖。所以很多骑手走上街头,本身是需要勇气的。
现在,这种污名化逐渐减轻,随之改变的还有社会大众的认知。骑手人群更加多元化,农民工、个体户、白领甚至学生都来跑外卖。在某种程度上,跑外卖变成体验生活的一种方式。
至于区隔,体现在很多面相。空间上的区隔,一些电梯或一些空间是不允许骑手进的。时间上的区隔,骑手和顾客在服务与被服务的过程中,顾客始终是主动端,但对于骑手来说,需要通过“等待”获取订单,处于随时随地要工作的状态。外卖骑手的劳动形态,会带来很多身份上的区隔,这也导致有时会遭人白眼。我觉得算法对骑手的控制是颠覆我认知的。
记者:这7年时间,外卖骑手与平台的关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孙萍:我觉得疫情应该算是一个转折点。
在前期,外卖平台是一个大熔炉,不停地有人进去,有人出来,流动性非常高。在某种意义上,我觉得平台扮演了就业缓冲带的作用。疫情后,很多劳动者在找不到工作的情况下,会跑去送外卖,甚至开始出现站点人满为患的情况。
总体来看,这7年时间里,我觉得骑手和平台之间的黏性越来越强。外卖骑手对于平台的依赖程度不断增强,劳动时长、劳动强度在增加,单价在降低。而需要注意的是,各项制度规范和基本保障其实也在逐渐建立。
记者:经过这样大量的调研,您有什么建议改善骑手的处境,让留下的愿意留下,离开的有能力离开?
孙萍:这个问题对我来讲依然很难回答。
从骑手方来讲,他对于平台是又爱又恨的,一方面我要依赖你养家糊口,但另一方面,我觉得你压榨我,这是骑手可能面临的心理状态。
从平台方讲,骑手正在形成一个非常庞大的劳动群体,在这个过程中,平台方开始逐渐意识到需要完善各种兜底保障机制。
政府这一端也在积极介入。这其中有千头万绪的内容,需要用长时间去思考,而不能短时间内一刀切。
我觉得,现在处于多方博弈的状态,不过至少我们看到了改变。比如,2021年,要求外卖平台不得将“最严算法”作为考核要求。2024年,人社部发文称,将外卖员、网约车司机等纳入最低工资保障等。
建议平台和社会可以助推解决外卖人员的社保问题,按层级逐步形成社会社保机制。建议建立工会完善上传下达机制,提升骑手的话语权。现在已经进入“深水期”,每往前走一步都很难,希望真正有一些干预性策略来推动改善骑手处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