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富春：调查研究切不可当“钦差大臣”
转自：团结报
□ 叶介甫
20世纪60年代初，党中央号召大兴调查研究之风。毛泽东同志曾说，最近几年，凭感情和估算办事，吃情况不明的亏很大，付出的代价很大。要做系统的由历史到现状的调查研究，没有这种调查研究，就不能产生正确的具体政策。
为了研究经济调整和草拟工业条例，根据党中央的安排，当时在中央书记处主持经济计划和工业交通工作的李富春，亲自组织和领导对北京市的10个工厂和单位进行系统调查，并且选择第一机床厂作为重点，由他直接主持。北京第一机床厂是当时全国最大的铣床制造厂，有较好的基础，同时在工作中也暴露出不少的问题，这在大型工业企业中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具体解剖这只“麻雀”，有利于找到整顿企业工作的妥善办法。
1961年元旦过后不久，由李富春率领当时的国家经济委员会、第一机械工业部、中共中央高级党校、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等单位和中共北京市委的同志组成调查组，前往第一机床厂。行前，李富春传达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关于当时形势和任务的指示，并一再叮嘱，这次调查一定要采取深入实际、实事求是的态度和方法，切不可自以为是，当“钦差大臣”，使人厌烦；要深入到生产第一线去，到群众中间去，眼睛向下，向基层干部和职工群众学习，同他们打成一片，遇到问题进行同志式的讨论，生活上不能搞特殊化。
遵照李富春的要求，调查组进厂后，不是浮在上边，而是直接下到班组，由下而上地进行调查。在调查过程中，同工人同志一道劳动，相互谈心，直接听到了广大生产者和基层干部的迫切呼声，这为深入的全面的调查打下了良好的基础。随后，调查组又集中剖析了有代表性的两个生产组和一个工段，调查了一个重点车间，最后扩展到全厂的各个方面。调查既是由点到面、逐级进行的，又有分门别类的专题研究，力求做到纵横结合，比较全面、比较系统。既调查了这个工厂的历史，又着重调查了它的现状，凡是企业工作中需要弄清的情况和解决的问题，如建设规模、人员状况、管理机构、生产技术、财务计划、产品的品种和质量、工具的制造和管理、物资的供应和销售、财务和成本、工资和奖励、企业管理体制、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和职工代表大会制、两参一改三结合、劳动竞赛、技术人员状况和技术政策、职工的技术文化教育、职工生活和职工家属工作、思想政治工作等，都根据李富春的要求，进行了比较深入的了解和研究。
在调查过程中，李富春随时听取调查组的汇报，批阅调查资料，提出具体的指导性意见。他多次到各车间和工地进行实地考察。他和蔡畅为掌握第一手资料，召开了多次座谈会，分别征询老工人、青年工人、女工、工程技术人员和科室干部、车间和厂级领导干部的意见。在座谈会上，李富春总是鼓励大家把话讲完，常常开得很晚，他不顾疲劳，细心倾听大家的意见，有时还耽误了吃饭。在座谈中，李富春时常同大家一道讨论，他从来都是用同志式的平等商量的语气，而不是用指示的口吻来讲述自己的看法。遇有意见分歧的时候，比如在建设布局的问题上，新建的重型铸工车间究竟是上马，还是暂停？在产品方向问题上，到底是以老产品铣床为主，还是以新产品重型机床为主？李富春从不轻易表态，坚持一切正确结论产生于调查末尾的原则，坚持多谋才能善断的方法，同厂里的同志再三讨论，有时还把一些干部请到家里叙谈。李富春经过反复研究比较，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弊相权取其轻，提出自己的主张，然后再同工厂的领导同志交换意见，最后还要请厂的领导转告主管部门和中共市委，进一步征求企业主管部门和当地党委的意见。李富春平易近人，作风民主，广开言路，对基层的和随同工作的干部平等相待，从无半点疾言厉色，所以在整个调查过程中，大家都亲近他、敬重他。作为党和国家的一位领导人，李富春的这种良好作风和高尚品格，让同志们得到十分深刻的教育。
调查期间，正遇到厂里开展群众性的整风运动。一天晚上，李富春在中央开会结束后就来到厂里，看了几百张大字报，直到深夜才离去。第二天，李富春邀请工厂领导同志和调查组负责同志，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他肯定了这个厂是个好厂，生产有成绩，领导也不弱，整风搞得不错。他说，整风不是要打击谁，而是一次群众性的调查研究，主要是解决领导脱离群众、工作脱离实际的问题。工厂的领导直到各级领导干部，包括他自己，都要从广大群众的批评意见和合理化建议中有所鉴戒，吸收营养。李富春着重讲了调整的问题。他说，从全国来看也好，从这个工厂来看也好，调整的任务都是很艰巨的。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都有个调整的问题，不调整就不能前进。整风和其他工作，都要围绕这个中心。要合理确定产品的方向。向高、大、精、尖进军，从长远的方向上来说当然是对的，但从目前实际出发，首先要调整好现有主要产品的生产能力，填平补齐。重型铸工车间和重型加工车间的建设，目前力所不及，应当推迟，早些下马可以主动，勉强上马反而被动。应当把节省下来的一部分财力、物力，用来解决职工生活方面的急需，例如食堂问题、宿舍问题。他一再指出，一定要关心群众的切身利益。在企业工作中的许多重要问题上，他当时提出的意见，至今仍然很有现实意义。例如，他认为，在工资奖励方面要克服平均主义；要使厂长有职有权有责，不能什么事都由书记说了算，只讲党委领导，不讲厂长负责；企业不能一年四季搞运动，一切运动都要服从于生产；生产不能一年四季搞突击，一定要做好经常的生产技术准备工作，宁可降低生产指标，也不能每个月都打被动仗。李富春的这些意见，实际上是对我国当时工业企业管理以至整个经济建设工作的一些重要经验作了总结。即使今天来看，它的正确性也是不容怀疑的。
1961年春，李富春通过各个典型调查所得到的材料，提出了要按“调整、巩固、提高”的精神来改进企业管理和工业管理，并向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在“提高”的前边加了“充实”二字，并且提议作为当时党关于整个国民经济工作的方针，加以实施。这个提议得到毛泽东的同意和党中央的批准，正式成为党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这个切合实际的方针，对于克服当时国民经济存在的严重困难，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而在贯彻执行“八字”方针的过程中，李富春协助周恩来和邓小平、陈云做了许多艰巨的、富有成效的工作。
北京第一机床厂的调查，至1961年6月基本结束。后经过多次座谈会，进行讨论，广泛吸收了工业领导机关和企业领导人员、技术人员、老工人的意见，反复修改后作为初稿提交中央书记处。7月间，邓小平亲自主持书记处会议，作了多次认真的讨论，并且逐章、逐节作了修改，最后归纳为七十条，提交7月在庐山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工业七十条》经讨论通过后由毛泽东签发，作为草案在全国工业企业中普遍试行，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正是因为全党全民同心协力，坚定不移地执行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贯彻执行了《农业六十条》《工业七十条》和其他具体政策和有关条例，我国国民经济在短短两三年时间内就得到恢复，并且有了相当的发展。这一成功的经验，广大干部是不会忘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