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权真的劝吕蒙读书了吗?
▌邹安时
古代劝学故事不胜枚举,《孙权劝学》是特殊的一则,衍生出“吴下阿蒙”“士别三日,当刮目相待”等成语典故。汉末三国,金戈铁马,武人称雄。作为江东之主的孙权,为什么要劝将领吕蒙读书?他自己读书水平如何?作为劝学对象的吕蒙,为什么不喜读书?鲁肃又为何意想不到而大惊?
司马光像
司马光的“心思”
《孙权劝学》选自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而非《三国志》,这一出处不得不留意。
《资治通鉴》固然可以当作“信史”来看,但它又不完全是“信史”。纵然司马光及其团队,进行了严谨的选汰、专业的剪裁、细致的整理,可自始至终,司马光的用意,绝不只是追求真实的历史,更在于用历史传达自己的政治思想。
某种程度上,《资治通鉴》并无一字讲宋代,却每个字都在针对北宋思考。司马光会把自己的观念,潜移默化地渗透进著作。正如他自己所言,著书是“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得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
涉及汉末三国历史,《三国志》则是毫无疑问的首选信史。《三国志》的价值,既得益于陈寿的秉笔直书,也在于裴松之的集注与补充。裴松之生活于晋末刘宋初,出身书香门第,受宋文帝所托,注解《三国志》。作为一位出色的历史学家,裴松之不仅注解疏通,还征引其他史料进行补充。裴松之所引用的很多史料,今人都已难窥全貌,一部分名称见于各代经籍志或笔记中,另一部分则湮没无闻,仅存裴注之中。
司马光所写的“孙权劝学”情节,在《三国志》中,不见于陈寿的正文,而是取材并改写自裴松之辑录的《江表传》。《江表传》是西晋虞溥撰写的一部关注南方的史书。《三国志》和《江表传》记载的原故事,相比司马光所作《孙权劝学》,至少有三点差异。
其一,孙权劝诫的是吕蒙和蒋钦两个人,最后夸赞的也是两个人,孙权说:“人长而进益,如吕蒙、蒋钦,盖不可及也。富贵荣显,更能折节好学,耽悦书传,轻财尚义,所行可迹,并作国士,不亦休乎!”
其二,孙权劝说中列举了具体书目,包括诗、书、礼记、左传、国语、三史、兵书,还援引了刘秀和曹操的事例作为论据。
其三,鲁肃“遂拜蒙母,结友而别”,不单是因吕蒙博览群书,而主要缘于吕蒙谋划了对抗关羽的五个计策。鲁肃听罢感叹:“吾不知卿才略所及乃至于此也。”结合后来史实,不难推测吕蒙计策应当是夺取荆州的“一揽子”方案。
至此,司马光的剪裁书写之意,便十分清晰。他突出吕蒙、忽略蒋钦;将孙权的长篇大论,提炼简写;借助鲁肃的反应,侧面肯定了吕蒙的学习效果,而刻意削减吕蒙计策的重要性。要言之,司马光要强调文臣武将进行“学习”的重要性。
那么,这种“重构”是否合理呢?应当说,司马光的选择有一定理由。首先,《三国志》记载:“蒙少不修书传,每陈大事,常口占为笺疏。”这是《孙权劝学》故事的契机之一。其次,孙权曾评价吕蒙:“子明少时,孤谓不辞剧易,果敢有胆而已;及身长大,学问开益,筹略奇至,可以次于公瑾,但言议英发不及之耳。图取关羽,胜于子敬。”可见,孙权确实提及吕蒙前后的变化,并强调“学问开益”。
因此,司马光虽然对史料有所选汰,更加突出了“劝学”逻辑,但故事符合吕蒙的基本面貌和发展轨迹。
连环画中的孙权与吕蒙
孙权更喜欢打猎
孙权劝吕蒙读书,那么他自己爱读书吗?这一点并无显要记载,或者说,即便他“常读书,自以为大有所益”,历史评价也往往注重他的领导能力,鲜有提及他“文治”的一面。
相比读书,孙权对“打猎”的兴趣更加浓厚,这也展现出孙家一贯的尚武习气。苏轼“亲射虎,看孙郎”之语,正源自建安二十三年(218),孙权双戟掷虎的掌故。终其一生,孙权都保持着射猎的爱好,这种冒险厮杀的畅快感,也许正与冷静的日常行政,形成互补,以至于后来臣僚纷纷劝谏孙权,打猎有性命之虞,一国之主应减少这种危险活动。
孙权十八岁提领江东,综合能力确实出色。一代枭雄曹操曾感慨“生子当如孙仲谋”。陈寿对孙权评价道:“孙权屈身忍辱,任才尚计,有句践之奇,英人之杰矣。”说明孙权是善于用人的领导者,能够正确地了解、安排、部署文臣武将。其兄孙策在临终前,也曾对孙权说:“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陈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也说明孙权这种“选贤任能”的特质。在此意义上,他对吕蒙等将领提出建议,增进沟通,存在相当的合理性。
不过,培养人才是长期“工程”,选拔任用人才却是当务之急。在吕蒙之前,孙权最信任的臣属之一便是鲁肃。
鲁肃家庭富裕,乐善好施,深得乡人信任。周瑜担任居巢长官,鲁肃曾大方地援助其3000斛粮食(1斛约30公斤),从自二人交定,成为终生挚友。周瑜和孙家的关系,以今天的概念便是“合伙人”,地位举足轻重。其后,周瑜大力引荐鲁肃给孙权。
受《三国演义》影响,鲁肃给人留下老实憨厚的“和事佬”形象,不得不说,这与真实的鲁肃相差甚远。无论是周瑜还是鲁肃,在小说中都因衬托诸葛亮,而遭到较多贬损。鲁肃实则是一位眼光长远、有勇有谋的政治家。
诸葛亮作“隆中对”为刘备指明未来规划,在他之前,鲁肃就曾提出过更惊人的规划,他在与孙权密议时说:“汉室不可复兴,曹操不可卒除。为将军计,惟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帝之业也。”鲁肃的战略意图是不再拥护汉朝名号,先吞并刘表,后划江而治。孙权虽未予采纳,但在此之后“益贵重之”。
赤壁战役中,周瑜和鲁肃都是坚定的主战派,“坚决抵抗”也是孙权的立场,并且,鲁肃极大地促成了孙刘联盟,对于抵抗曹操,居功至伟。赢得胜利后,孙权特意持鞍下马,迎接凯旋的鲁肃,并问道:足够彰显你的功劳吗?可鲁肃竟然予以否定,并慢慢举起马鞭说:“愿至尊威德加乎四海,总括九州,克成帝业,更以安车软轮征肃,始当显耳。”可见,鲁肃一是没被胜利冲昏头脑,不忘成就大业的志向;二是与孙权关系紧密,否则这种举动,很容易使主上无所适从。
更有意思的是,“单刀赴会”的典故,主人公恰恰是鲁肃。刘备借荆州不予归还,派关羽镇守,鲁肃索要荆南三郡,于是“肃邀羽相见,各驻兵马百步上,但请将军单刀俱会”。谈判期间,鲁肃责问道:“国家区区本以土地借卿家者,卿家军败远来,无以为资故也。今已得益州,既无奉还之意,但求三郡,又不从命。”这时,关羽随从反驳说:“夫土地者,惟德所在耳,何常之有!”鲁肃不卑不亢,“厉声呵之,辞色甚切”。最终,鲁肃与关羽不欢而散。以此观之,关、鲁二人旗鼓相当,鲁肃并非小说中描述的那般怯懦,甚至成为关羽胁迫的对象。
综上,鲁肃不仅能力出众,而且深受信任。可当他见到吕蒙时,态度却是“意尚轻蒙”。因此,《孙权劝学》的故事中,吕蒙说“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待,大兄何见事之晚乎!”除了吕蒙的长足进步,固然也有回应鲁肃之前“偏见”的意味。
然而,鲁肃作为一代豪杰,为何轻视吕蒙?后来又因为什么刮目相看呢?
刮目相待吕子明
周瑜、鲁肃的出身属于官僚富户,吕蒙则不同,是典型的行伍出身,不通文墨。吕蒙15岁时,便自愿随孙策征讨山越。后来,有小吏侮辱吕蒙,他怒而杀吏,因胆气而被孙策看中,正式加入孙氏阵营。
吕蒙曾对母亲说:“贫贱难可居,脱误有功,富贵可致。且不探虎穴,安得虎子?”足可见他建功立业、逆天改命的心态。因此,吕蒙作战勇猛顽强,在征伐黄祖、赤壁鏖战、争夺荆州的诸多战役中,都身先士卒。可以说,青年时期的吕蒙,“刚猛”的特征十分突出。
因此,鲁肃对吕蒙的认知,不外乎一介武人,勇猛有余而谋略不足。身边人当时劝鲁肃,应该重新审视对待吕蒙,于是他便主动拜访。在这次交谈中,吕蒙问应对关羽的方略,鲁肃答曰“临时施宜”,亦即随机应变;而吕蒙却细致地做足备案,谋划了全套方案。由此,鲁肃认识到,吕蒙绝非“吴下阿蒙”,而是一个具备战略眼光的统帅之才。
吕蒙介入荆州事务后,体现出过人的战略预判和规划能力,尤其擅长“敌后”战场的暗线作战,情报和煽动工作,做得极为周密。不妨说,吕蒙的战略思想,可概括为:先渗透、再诱降、不降则战、战则擒首。
我们略举数例以观。曹魏经常于边境屯田,并伺机骚扰劫掠,吕蒙先派人招降,招降不成后突袭,对方措手不及,无法抵御,率众多百姓投降。后来,庐陵山贼丛聚,多次围剿不能根除,吕蒙前去消灭贼首,而山贼手下多有释放,最后郡内复归安定。抢夺荆南三郡时,长沙、桂阳率先被吕蒙修书劝降,可以想见,在这之前,吕蒙势必进行了大量的渗透和情报工作。其中,零陵太守郝普不降,吕蒙于是派郝普旧相识邓玄之当说客,传达自己的“阴谋”。吕蒙告诉郝普,关羽、刘备均不能相救,孤守无益,郝普果然上当出降。其实,刘、关二人都在荆州,本有机会救援。
当然,吕蒙的最大功绩还是袭取荆州。事前,吕蒙称病麻痹关羽,实则早已定下“大军浮江,昼夜驰上,袭其空虚”的计策。事中,吕蒙则实施了“白衣渡江”。白衣指的是非军服,即史载“作商贾人服”,主要为掩人耳目。直到士仁、糜芳投降,关羽仍没有得到消息。在这次偷袭中,士、糜二人的叛变值得细究。《吴录》记载:“南郡城中失火,颇焚烧军器。羽以责芳,芳内畏惧,权闻而诱之,芳潜相和。”也就是糜芳惧怕关羽的“秋后算账”。《吴书》则记载吕蒙率先劝降士仁,再让士仁劝降糜芳。本质上,关羽与糜芳的矛盾是通敌的导火索。但是,不应忽略吕蒙对偷袭、劝降时机的把握,以及这背后收集并分析情报的工作。
事后的处理,更体现吕蒙的老练。吕蒙要求进入江陵城的军队,秋毫无犯,甚至忍痛处斩触犯军令的士兵,于是“军中震栗,道不拾遗”。对于城中军、民的安抚,极大瓦解了关羽部队的战斗力,毕竟,士兵看到投降之后,结局不会太过凄惨,便失去拼死一搏的意愿。遗憾的是,夺取荆州后不久,吕蒙因病身故,孙权痛失爱将。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斯人已逝,可孙权、鲁肃、吕蒙的劝学故事,却依然为人津津乐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