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途东归：回到普遍联系的认识方法
章永乐
自19世纪以来，中国已经有好几波“西天取经”的潮流，但是不管中国人多么虔诚地学习，认真地自我批判，总是很难获得列强的接纳，甚至不断遭遇到新的打击。在1949年所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毛泽东提出：“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这是个发人深省的问题，直击旧国际体系的本质。
事实上，在近代世界史上，自居文明“教师爷”的列强不仅喜欢侵略“学生”，它们相互之间的相处之道也好不到哪里去。近代欧洲战争法产生于列国并立的格局，主要关注战争应当以什么样的程序来发动和进行，但并不限制战争本身。
如果说近代中国反复遭遇的是“先生为什么老是打学生”的问题，当代中国碰到的却是“教师爷”担心自己饭碗不保的问题了。科顿（美国共和党鹰派联邦参议员）们所期待的是中国的政治社会制度向美国靠拢，但科技和产业水平保持在低端，便于美国资本“割韭菜”，而现实发生的情况恰恰相反，他们的失望和强烈反应可想而知。
在今天，中国的战略决策层已经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概念，由此肯定，当代中国的社会政治秩序具有自身的秩序原理，而且这种秩序原理并不仅仅是近代以来才形成的，而是根植于中国的五千年文明历史。阐明这种秩序原理可以在认识上带来更为深入的“道路自觉”，但阐述者必须有勇气穿越层层累积的成见，辨认与界定中国特有的一系列观念与实践，进而提炼这些观念与实践中包含着的可适用于更广泛时空的原理。如果说近代中国积极从西方的经验中寻求真理，而现在恰恰要打破多年以来的“路径依赖”，从“做题家”转向“出题人”，有勇气以自身的经验为出发点来寻求具有更广泛适用性的原理。“西途东归”的指向，不是别的，而正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
一定会有人追问：在倡导文明交流互鉴和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今天，为什么还要区分“西”与“东”呢？“无问西东”难道不是更有德性的思想姿态么？对这一问题，可以有两个方面的回答：第一，无论是“文明交流互鉴”，还是“全人类共同价值”，都是以承认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为前提的，如果人类真的已经融合成了一个单一文明，那也就无所谓文明交流互鉴和从差异之中努力提炼“共同价值”；第二，从语言的用法上说，我们确实需要假定，真正的普遍性的“大道”，就其定义而言，就应当具有广泛的通用性，但问题的复杂之处在于，人类社会即便对于何谓“普遍性”，都未必有完全一致的共识。
中国传统哲学思想一般认为，普遍性不是事物的性质，而是方法的性质，这种方法论意义上的普遍性等价于通用性，即在多种时间或多处空间中都管用。但绝大多数的方法也是“有限普遍”的，真正达到完全通用性的方法是能够顺应一切可能性的应变之道。而在西方形而上学中，确立了普遍性高于特殊性的价值等级。在这种观念结构之下，就是将“普遍的”等同于“成功实现普遍化”的，即将人为推广的一种特殊事物，直接断定为“普遍性”的代表。
这种“短路”式的操作对于霸权力量而言经常是有利可图的，因为霸权不能光靠强制来运作，它还会努力论证自己主张的选项是普遍的，其他的选项都是特殊的、个别的乃至于邪恶的，不具有上升为普遍性代表者的资格，一旦这样的论证带上真理的光环，获得受众的同意，就可以极大地降低霸权的统治成本。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中国西学研究取得的一个长足进展，就是深入认识西方内部的“古今之争”。这对于破解各种简单化的西方面孔，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毕竟，认识到西方的古人有可能会如何激烈地批评西方的今人，有助于阐明西方今人思维的局限性。
所谓“中国经验”并不是一个躺在那里等着我们发现的窖藏，其本身就是一个移步换形的迷宫，观察者与参与者在不同的方位上可能会看到不同的景象。当我们试图描述它的时候，我们经常就不经意地运用某些理论来锁定和分析对象，而且经常运用的不止是一种理论，然后拼接出“中国经验”的图像。
本书对若干源于西方的理论范式乃至具体理论主张进行了检测与质疑，并探讨了若干立足于中国经验的理论建构尝试，这些探讨代表了一位曾经的负笈西渡者“西途东归”的步伐。但是，仅凭这些粗浅的尝试，很难说已经实现了“东归”。我所期待的“东归”，是能够充分揭示既有的理论范式所依据的历史经验的狭隘性，从而基于更为丰富的历史经验，提炼出更大的共通性的要素，而不是用一种狭隘性，代替另外一种狭隘性。我们需要认识的中国，是“世界之中国”，是一个不断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区域发生交往交流乃至交融的中国。“西途东归”，正是要回到这样一种普遍联系的认识方法，“反刍”我们与世界相互联系的经验，从中生长出新的理论。
（作者为北京大学法学院长聘副教授，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政治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