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人眼中的北京城墙与城门
申红宝
一提起古都北京，人们在潜意识里往往会加上一个“老”字，称为“老北京”。同样是古都，西安没称“老西安”，南京不叫“老南京”，洛阳更没有“老洛阳”的叫法。唯有这“老北京”听起来不仅不会有突兀之感，反而有恰到好处之意境。
北京虽然有3000多年的建城史、800多年的建都史，但是跟西安和洛阳比起来，还是略显稚嫩——偏偏北京被称为“老北京”，这是文化自信的一种外在体现。老北京人、老北京小吃、老北京胡同、老北京四合院……只要你能想到的有关古都北京的千事万物，加上一个“老”字总是贴切的。那么这个“老”字的源头在哪里？或者说这种文化自信的源头从哪里来？正如《前门情思大碗茶》这首歌所唱的：“我爷爷小的时候，常在这里玩耍。高高的前门，仿佛挨着我的家……”从这首耳熟能详的歌中，我们可以找到关键信息——前门（即正阳门）。从某种意义上说，“老北京”的源头就是北京城。
关于北京城的历史、伟大与壮丽，我在这里毋庸赘述。国内外的专家与学者留下了无数珍贵的文献记载和影像资料，近百年来出版的关于北京城研究的专著也是硕果累累。尤其是瑞典学者喜龙仁的著作《北京的城墙和城门》，虽然出版了近一个世纪，但仍然是人们研究北京城墙和城门最翔实、最可靠、最完整的文献资料。北京城，一直被人们关注和研究。
研究北京城的价值和意义，如王世仁先生所言：“明白了老北京的城墙城门，对于当代北京的建设又有什么用呢？这就是我们必须面对的文物保护的价值取向问题了。老北京有四重城，即外城、内城、皇城、宫城（又名紫禁城），城各有门，内外城和宫城城门上有楼，另有有楼无门的角楼、铺楼……现状是宫城的门、楼全部存在；皇城只剩一座天安门；内城的尚存正阳门城楼和箭楼，德胜门箭楼，东南角楼和西部内外城相交处铺楼（重建）；外城的全部无存……作为文物，它们都可以说是稀世珍品。从保护文物的价值取向来说，它们都有两大价值：一个是自身固有的价值，即我们通常说的历史、艺术、科学三大价值，总的都属于历史价值；另一个是社会价值，即它们在当代生活中可能具有的社会功能。”王老所言剩余数只是单指城门和城楼，北京城是中国封建社会一个完整的封闭防御性城市的典型代表，如果算上城墙和其他附属建筑，那整个北京城的剩余率不足千分之一。
从文物保护与社会价值的角度来说，关于北京城的每一张照片都弥足珍贵，随着时光的流逝，照片蕴含的重要价值让它本身就变成一件文物。本书中北京城墙与城门的老照片，是从北京市考古研究院收藏的工作资料中挑选出来的。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前身为北京市文物调查组、北京市文物调查研究组、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北京市文化遗产研究院，从成立之初直到20世纪80年代，负责北京市辖区内地上文物保护和地下文物考古发掘工作。这批老照片的拍摄时间为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是老一辈北京考古人用手动相机，一张一张记录下来的北京城墙与城门在当时的样子。
这批照片之所以珍贵，在于当时特殊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一是新中国成立不久，百废待兴，各行各业都在鼓足干劲儿建设社会主义。二是国家和社会各界大部分人对文物保护的意识还处于初级的朴素阶段，没有形成科学、系统的文物保护理念。三是对于北京城墙与城门的保护态度，人们在修缮保护与拆除布新这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间左右摇摆。北京城墙与城门不是一天消失的，人们为保护还是拆除它们争论了多年，在保护中破坏，在破坏中保护，建筑单体修缮和大面积拆除的场景同时出现。四是北京考古人在当时是一支新成立的队伍，工作人员寥寥无几，专业水平参差不齐，设备设施不尽如人意。
在这样的环境下，北京考古人不忘初心，甘于奉献，用双脚丈量北京城，用相机拍摄北京城，用专业知识保护北京城，数十年如一日地奔波在保护北京古都文化遗产的路上，北京城的一门一墙、一砖一木都留下了他们因保存而喜悦、因失去而悲伤的印记。
中国现代考古学已经诞生100年了，瑞典人安特生也许不会想到，他100年前在河南仰韶村的“一（探）方一（手）铲”会给中国考古学带来如此大的影响，更不会想到经过100年不平凡的发展历程，中国考古学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随着文物保护观念深入人心，对考古与文化遗产的保护及阐释已逐渐成为我们国家文化自信的重要标志之一。
（作者系北京市考古研究院文献资料研究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