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可以成为乌托邦吗？
在《空间与地方：经验的视角》中，人文地理学家段义孚将“空间”（space）与“场所”（place）这两个概念区分开来。他认为，空间是自由且流动的，只有当它绑缚在某一定义之上时，它才成其为场所。在段义孚看来，“所有人都试图将难以名状的空间变为清晰的地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建造一座城市，正是让空间转化为场所的一种极重要的方式。
整个20世纪下半叶，围绕着城市产生的技术话语，不断与乌托邦式的宏伟图景互动。从无政府主义到法西斯主义，几乎所有的意识形态都想要在一座新城中找到它的象征，就像每位神祉都需要一座庙宇栖身。这些新城镇由此化作现代性的圣殿，并在全世界范围内扩散。纽约福特汉姆大学历史学教授罗斯玛丽·魏克曼的《实践乌托邦：新城镇运动思想史》就追索着这一颇为复杂的现象。
在魏克曼看来，作为一项全球运动，我们很难给“新城镇”下一个清晰的定义，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新城镇有着全然不同的名字：它可以是田园城市、科学之地、工人城市，也可以是卫星城、新社区。但它们也有共通之处：通过以鸟瞰视角做出的总体性规划，新城镇将对未来的许诺溶化在了此时此刻的地理之中，它将作为对城市危机的回应，在尘世建立乌托邦。
田园城市及其回声
1902年，英国城市规划师埃比尼泽·霍华德出版了《明日的田园城市》一书。不过，早在1898年，这部书便以《明日：一条通向真正改革的和平道路》为名问世，却没有引起多少反响，直到20世纪伊始，霍华德将他的思想浓缩成了一个更直接的口号：田园城市。由此，霍华德确立了城市规划界的一个传统。时至今日，我们仍可以在诸如新加坡等现代大都会中看到田园城市理论的影响。
魏克曼在《实践乌托邦》中写道，从早期的乌托邦社会主义和合作运动，到无政府主义者彼得·克鲁泡特金的信念，埃比尼泽·霍华德的构想拥有着多重来源。在他的方案中，这座新城会如同齿轮般精巧、微妙，住宅用地、工业及农业用地被平均布置在一个同心圆结构内，使得它完全可以做到自给自足，那些坏疽般的贫民窟会从此绝迹，工业污染也能够被这一套内循环系统消化。霍华德的设想，开创了将社会改革与城市设计结合在一起的现代城市规划传统，因此，在20世纪初的英国、俄国、德国等国，田园城市一度成为一种风尚。
对田园城市的推崇，似乎跨越了不同意识形态间的横阂。俄国曾是田园城市运动的重镇，而俄国革命的爆发并没有中止这一进程，革命话语很快便将田园城市理论内化，使之适应自身的需要。美国的实践则为田园城市提供了一种伦理维度，他们往往倾向于以自给自足的社区空间为单位进行规划，社会改革家克拉伦斯·佩里将这一空间称为“邻里单位”。当过高中校长的佩里强调学校与教堂在邻里单位中的功用，认为它们应该被置于邻里单位的核心，以激发居民的公民意识。而要做到各个社区都能够自给自足，城市规划师就应该把大城市拆分开来，变成一个又一个细胞般的有机体。这也是为何《实践乌托邦》提到的新城镇，往往会有清晰的人口阈限，譬如，埃比尼泽构想中的田园城市仅可容纳3.2万人，即使是他田园城市群里的主城，承载力也只有5.8万人，唯其如此，它才能成为一个封闭的社群。
因而，建造此种类型的城市，也可被视为一种彻头彻尾的霸权行为，它将导向一个灰暗的反乌托邦图景。当田园城市在殖民地中建立起来时，它便把某种欧洲中产阶级所想象的乡村风光平移到了另一片土地之上，而不顾排异反应，阿尔及尔、西贡、上海等城市曾经的“租界”，即可作为例证。这些社群仿若处在真空中，是种族隔离与阶级隔离的孤岛，与孕育它的母体相隔万重的海浪。
不过，新城镇的构想既可以用来构建一种殖民秩序，也可以蕴含新兴民族国家透过解殖而进入现代世界的政治承诺，印度与巴基斯坦由此成为《实践乌托邦》一书极为重要的考察对象。印巴分治前后，因宗教冲突，两国经历了透析般的人口交换，各大城市的承载力已达极限。从1941年到1950年，德里人口由70万增长至140万，到1951年，这一数字跃升为230万，疫病与人口过剩带来的混乱几乎使德里的社会秩序崩溃。
在此背景下，尼赫鲁政府聘请了一支由美国城市规划师阿尔伯特·迈耶召集的顾问团队，开始对德里进行重新规划。6个小型的卫星城镇在德里周围建立起来，并透过高速公路连接在一起。魏克曼认为，这些卫星城“是民族融合以及作为现代公民的种族和宗教群体和谐共处的理想文本。这些崭新的地方不受历史和地域的限制，将把印度大地母亲带入现代世界”。
现代性的建筑愿景
如何理解魏克曼所说的“现代性”？或许，德里的规划并非此现代性的理想范式，而是基于应对难民危机的现实需要，尼赫鲁不得不乞援于邻里单位与田园城市，但当他想要为印度的未来打造一个样板时，他选择了勒·柯布西耶的“光辉城市”，采用柯布西耶的构想建设了新城昌迪加尔。这座城市有如一台机器般完整、和谐，1933年，在雅典举行的国际现代建筑大会（CIAM）上，柯布西耶提出：“城市规划的材料是太阳、空间、树木、钢铁和钢筋水泥。”昌迪加尔近乎完美地实现了柯布西耶的理论。柯布西耶还认为，在一座城市中，秩序就意味着幸福，而秩序来自于设计形式的严谨、简洁、有效。因此，当你从高空俯瞰昌迪加尔，便能看到一片呈扇型展开的建成区，宽阔的马路将之切割为均等的方格，一座座花园如逗点一般连缀其中。
在这里，那种俯瞰的视角始终是至关重要的，它构成了对新城镇之现代想象的最初形态。而新城镇也始终说着技术的语言，20世纪早期，正是飞机改变了人们观看城市的方式，使得人们将之视为一个整体，一个拥有固定边界的居住机器。由此开始的功能主义建筑风潮将为绝大多数现代都会赋型，摩天大楼与玻璃幕墙构成了我们对现代城市的最初想象。到1960年代，计算机的发展与控制论的出现，重新唤醒了城市规划中的“激进理想主义”，城市可以作为一个动态的模型而被计算机所把握，而社会变革将从对城市的重新规划中自动产生。人们开始想象一种分散的、不断蔓延的带状城市。这其中，以希腊城市规划师康斯坦丁诺斯·多克夏迪斯的“世界性都市带”构想最为典型。
在多克夏迪斯眼里，城市不仅仅是一个空间概念，还是一个时间概念，一个又一个原本孤立的城市，将如同珊瑚虫般沿着交通干线生长，直到它们彼此勾连在一起。尔后，当它们衰败、死亡，又会留下一片骨白色的珊瑚礁，连绵着，覆盖整个星球。然而，如果对“世界性都市带”善加利用，它同样可以成为一个“和谐、稳定的无边界城市”，不是田园城市所想象的自给自足的定居点，而是一个“由遍布全世界的、高度机动运行并通过无线电相互串联起来的城市网络”。
巴基斯坦新首都伊斯兰堡即是多克夏迪斯理念的第一次实践，它改造了邻里单位，代之以密集的低层多功能房屋，房屋间缀以广场、学校与社区中心，作为居民创造日常社交的空间。不过，在反复地折中过程里，伊斯兰堡沾染上了东方主义色彩，由美国设计师爱德华·杜雷尔·斯通操刀的政府大楼也在其中，充当对伊斯兰文化的图解，被他的英国同行杰拉德·布里格登评价为“像一间桑拿浴室”。加纳的特马城则想纠正此种迷误，却又充满了“被创造出来的现代土著人形象”。
不过，多克夏迪斯的城市乌托邦最终朝向的，乃是一种全球化的元叙事，他所构想的网格式城市结构，将把人类从过度城市化导致的空心病中拯救出来。和美国作家简·雅各布斯在她雄辩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中所强调的一样，多克夏迪斯的城市，有时径直超越规划，理想状态中，它将通过唤醒社区的活力实现自我繁殖。这是一座不断生长，并通向永恒的城市，在这个作为乌托邦的巨型城市中，人类将真正成为一个共同体，分享彼此之间的灯光，或许，这正是现代性的建筑愿景，也正是我们仍在建设诸多新城镇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