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这位河北保定的高中生，看近代上海如何影响追求进步的中国青年
转自：袁红涛
1933年，茅盾的长篇小说《子夜》由开明书店在上海出版。一位远在河北保定的高中生在图书馆读到这部小说后将读书心得整理成文，投给上海的《中学生》杂志。
1934年1月，《中学生》杂志刊出这篇文章，题目为《〈子夜〉中所表现中国现阶段的经济的性质》，作者署名为“芸夫”。“芸夫”在收到杂志社赠来的两元书券后，立刻用它购买了一本《子夜》精装本。后来，“芸夫”还有一个更加广为人知的笔名——“孙犁”。时值《子夜》出版90周年、孙犁诞辰110周年之际，回望这一文学史上的片段，可以更细致描绘近代上海作为左翼文学和先进思想文化的中心，辐射全国、引领青年的生动场景。孙犁对新文学的追随，当然不是从《子夜》才开始。读高小的时候，他就开始接触“五四”以后的文学作品，关注到文学研究会，阅读了鲁迅、叶圣陶、许地山等人的小说。特别是，鲁迅成为孙犁一生学习的文化巨人。进入中学后，孙犁开始阅读当时流行的社会科学书籍。他既学习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如鲁迅翻译的普列汉诺夫和卢那察尔斯基的《艺术论》《文艺政策》等，还研读经典著作，如《政治经济学批判》《费尔巴哈论》《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等，并写下一本本读书笔记。孙犁回忆，高小的阅览室里放着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学生杂志、妇女杂志等等，都是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学时代，孙犁在学校的图书馆里阅读《申报·自由谈》，并可以从中辨别出鲁迅的多个笔名。除此之外，他阅读的文艺理论书籍、革命理论著作也多由上海出版，以至于数十年后对集中于上海的各家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北新书局、神州国光社、生活书店等）出品书籍的特点仍如数家珍，并感叹“三十年代小书店，传播革命文化有功”。
1936年至1937年，孙犁担任乡镇小学教师。因为有了薪水，“余每月从上海函购新出版物”。近40年后，他回忆当年从上海邮购到由鲁迅编辑的《海上述林》一书时仍难掩激动：“此书出版，国内进步知识分子，莫不向往。以当时而论，其内容固不待言，译者大名，已具极大引力；而编者之用心，尤为青年所感激；至于印刷，空前绝后，国内尚无第二本。余得到手，如捧珍物。”所谓来自上海的“新出版物”，不仅是新出的书刊，还特指传播新思想的书刊。从孙犁青少年时代的阅读史亦可见，近代上海是这一时期以左翼思潮为代表的先进思想文化生产、传播中心。近代以来，上海率先工业化和城市化。聚集于此的发达机器印刷业、造纸工业等，是出版业得以繁盛的物质基础；城市化的加速，则进一步催生对报刊的社会需求。据《中国出版史料补编》记载，上海从上世纪初到30年代初，印刷工业规模增长了六倍，从而“不断扩展着一个影响全国的文化市场和思想市场”。左翼文学、革命理论之所以能以上海为中心影响追求进步的中国青年，除了出版业、现代邮政相结合的因素之外，新教育、新学校是另一个重要影响因子。孙犁就读于新教育体制下的小学、初中、高中，才很自然地通过学习教材、阅读图书接受现代知识，通过报刊关注全国的思想动态，进而为其打下现代知识分子的底色。孙犁在向《中学生》杂志投稿之前，已经在保定育德中学主办的《育德月刊》上发表了5篇作品。在读报的同时写稿、投稿、发表，让孙犁与报刊建立起密切联系。上世纪30年代中期，孙犁一度赋闲在家。没想到，虽处穷乡僻壤，邮差居然把订阅的报纸送上了门。1934年，孙犁在《大公报》副刊上发表了一首诗歌、一篇论文，并得到三元稿费。孙犁参加抗战工作之初在通讯社工作，并就通讯写作对冀中各地通讯员进行培训，还留下了讲稿。此后，孙犁成为“冀中一日”这一重要新闻活动的组织者之一。在延安期间，短篇小说《荷花淀》发表于1945年5月15日的《解放日报》。通过报纸，孙犁的名字进一步为天下人所知。
1949年以后，孙犁长期主持《天津日报》文艺副刊。虽然作家的身份更为知名，但新闻和报刊编辑是他坚守一生的工作岗位。而且他的作品，特别是晚年的“芸斋写作”，大多先发表于各地的报纸。
可以说，孙犁的成长、工作和写作是与新闻纸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或者说，以上海为中心的报刊业在孙犁青年时代塑造了其作为现代报人的底色，使之走上了一条不同于传统文人的道路。
还有一点可以关注，孙犁在《中学生》杂志发表关于《子夜》的文章，包括此前投稿胡秋原在上海主编的《读书杂志》而未获发表的文章《论唯物主义艺术观》，显示出他对左翼理论的自觉学习与积极运用。这不仅提示我们在作家孙犁的身份之外，还需注意他的大量理论论著，如《文学短论》《文艺学习》等。
数十年后，孙犁回忆起当年阅读“从上海函购新出版物”的情境时仍难平静：“回忆在同口教书时，小镇危楼，夜晚，校内寂无一人。萤萤灯光之下：一板床，床下一柳条箱。余据一破桌，摊书苦读，每至深夜，精神奋发，若有可为。至此已三十九年矣。”这当是关于近代上海与进步青年之间深刻精神联系的一幅隽永画面。
（作者：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袁红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