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蕾 | 小说创作中的江南气质——评邹世奇小说集《牧马河之夏》

小说创作中的江南气质

——评邹世奇小说集《牧马河之夏》

唐  蕾

江南，不只是一个空间概念，更意味着诗酒风流与艳色迷离的文化想象。浸淫在江南风景与独有的文化氛围中，难免不令人生出些旧时幻梦。秦淮名姝与文士风流是江南文化中独具风韵的一笔，邹世奇搬演了这样的历史，然而她并不处理为名士悦倾城的风雅故事。在她笔下，落魄王孙与佳人蒙尘这些通俗意味的故事，被放置在风雨飘摇的乱世江南。这正与写作《板桥杂记》的余怀想法契合，转眼间山河残破、繁华事歇，狭邪、艳冶不正最好地寄寓了一代之兴衰，千秋之感慨。于是，邹世奇在通俗与严肃间找到一个平衡的支点，当然这也与江南文化中雅俗共赏的叙述传统相应和。

清初遗民特别是江南士人，表现出不屈的气节，他们用不入城、焚儒服等乖张怪异的行为，表达内心愤懑，对旧朝寄寓哀思。《雕栏玉砌应犹在》《犹恐相逢是梦中》选取了这一最能代表“江南”精神力量的时刻，讲述了两个非典型的遗民故事。《雕栏玉砌应犹在》勾勒了徐青君从锦衣玉食的中山公子到落魄王孙的奇幻人生。徐青君并非不学无术，也不失为脂粉堆里行侠仗义的好人。然而繁华逝去，他选择“给人代杖为生”。这样缺少气节、窝囊求生的遗民是入不得正史的，然而小说家却对他“职业代杖人”这堪称奇幻的身份产生了兴趣。徐青君的生存哲学是人首先要活着。薙发易服虽然难堪，但是在“活着”面前，这些都可以忍耐。国破家亡，一具臭皮囊又何所惜？富贵公子从来就不是大明的脊梁，然而丧家之犬，也有良心与负重，他的肉身与灵魂同时承受着严酷的刑罚。毁弃身体，换取一息尚存，究竟是贪生还是畏死，比起死，这生似乎又艰难得多。徐青君的一生是个黑色幽默，这位风流公子，本应是秦淮名姝最合格的情人，但是他遭遇了历史的厄运，他选择变本加厉地承受痛苦。小说中对于苦难的描写，以及王虎娘子从窗户中扔出的半吊钱，范钰的赠金报恩，林大人发还家产……这些人性的善意，都颇有些《活着》的意味。

在《牧马河之夏》小说集中，“江南”并非杏花疏影、妩媚风流，也不是文人诗意的栖居之所，只有俗世生活的点滴冷暖，乱世儿女的仓皇无奈，他们如苔花般暗暗地开，暗暗地寂灭。作者对人性既不抱幻想也没有恶意揣度，在理解与悲悯中，流露出荒疏悲凉的情绪。这种悲凉从历史的大处着眼，最终落墨在俗世的爱恋与纠缠中。《犹恐相逢是梦中》写的就是残山剩水间的一份倾城之恋，历史的陷落成全了秦淮花魁葛嫩。对葛嫩来说，真情的相守才是永恒的追求。所以临死前，她眼前出现的是柳如是与陈子龙令人称羡的爱情。于是，葛嫩以爱的献祭展现了士可杀不可辱的高贵品质，这其实更像一个追求自我人格、精神圆满的女性成长故事，而这也正是《牧马河之夏》小说集中当代题材小说创作的旨归。

邹世奇的当代题材写作起源于“南山镇”，这种不知名的小镇大概星星点点布满地图，但从描述来看，我想它一定是藏在水汽氤氲的江南。故事往往都发生在清澈的湖边。平静的水面掩盖着欲望、秘密与伤痕。水流过后，只留下澄净。如流水般至柔至坚的女性也走到台前，她们的名字——竹青、黄琉璃、清如——常是一些高贵素雅的颜色、高洁雅致的植物、晶莹剔透的物品。在柔弱的外表下，她们有着清醒的认知，极强的意志力，以此治愈缺爱的童年与受伤的经历。邹世奇多次使用“中师生”的人物设定，她们曾经是同辈中的翘楚，却不得已成为“中师生”，感到被时代抛弃的屈抑，在内心与现实的落差中，渴望获得救赎。她们封闭在县城小镇，固守着一种前现代的矜持与自尊，但是这里绝非世外桃源，在闭塞与压抑中，她们渴望摆脱现实世界的狭窄，呼唤更大的宇宙。

《牧马河之夏》这部小说集在两性关系中探讨女性成长，这些无疾而终的爱情故事，在看似平淡的叙述下常常暗流涌动。在这些爱情关系中，表面上看，男性起引导作用，浦志修之于清如、沈岩之于竹青，扮演的都是男性启蒙者的形象。但这些或则出轨、或则软弱的男性都不是理想的对象，不过是爱情的投影，女性成长的必经之途。女性在情感的失意中咀嚼痛苦，顾影自怜，作者也有所警惕，在《晚点》中以男性视角对竹青被“背叛”的故事进行了解构：提分手的恰恰是竹青，以决绝的分手宣告了自己的伤痛欲绝，不给沈岩解释的机会。从根本上来说，这是一本关于女性自我成长的小说集，男性的介入帮助“她们”完成爱的洗礼，促成女性内在自我的新生。即便在爱情最饱满丰沛的时刻，她们也始终警惕男性走进自我的内宇宙，而宁愿放弃“妻子”“母亲”的角色。理性如佟丽，与其说出于爱而选择孙勇为伴侣，不如说是为了掩饰伤疤。境遇相当的两个人不会产生极大的落差，这保护了她脆弱的自尊。但当她努力维护的体面在林颖面前溃不成军时，孙勇便不再成为她自卑的守护者，她选择成为老顾的情妇，放弃世俗的尊严而只转向自我内心的维护。这也解释了为何小说中女性的成长总是伴随着婚姻的无序状态。这些女性几乎很少去思考婚姻的社会意义，因而她们偷情、背叛婚姻（黄琉璃），发展婚外恋（清如），拒绝生育而放弃了婚姻的形式（谢书雯）。

对待两性关系的消极态度，源自内在的自卑与挫败感，女性终其一生都在进行自我疗愈。小说中，她们回到童年，找寻幼时玩伴，在倾诉中剥落伤疤。余欢欢从小受到父母的不公待遇，当这种不公平延续到了女儿的身上，她找到幼时玩伴谢书雯，像祥林嫂一样一遍遍讲述自己的迷茫与无助，渴望着一个“真相”。随着余欢欢的讲述，谢书雯曾经隐藏起来的伤疤也重新暴露出来。与余欢欢撕开创口渴望获得同情与理解不同，谢书雯通过努力获得了尊严，但终其一生都将致力于掩盖深入骨髓的自卑与伤口。“伤痛就是伤痛，即使那伤痛是她后来人生起色的催化剂，也仍然还是伤痛”。她们是继承母亲“原罪”的女儿，是被抛弃的情人，是遭受不公待遇的姐妹，她们始终难以和解，并以此作为破茧的动力，逐渐演化出一种殉道者的姿态。

傅雷曾质疑张爱玲的写作题材狭窄，“除了男女之外，世界究竟还辽阔得很。人类的情欲不仅仅限于一二种”。傅雷的批评既对也不对，张爱玲交出了一份完美的辩词，机智中也透着几分狡黠。作者对题材自有支配权，而选材的集中也展现出作家在不同阶段的特色。无论如何，《牧马河之夏》中涌动的江南气质与馥郁诗情，值得回味。

本文作者

唐蕾，安徽合肥人。南京大学文学博士，现任教于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领域涉及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已在《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各类学术期刊发表论文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