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笔之风 浓墨重彩
编者按
一条大运河,半部书法史。散落于运河沿线的诸多碑刻、墨迹、墓志、楹联、匾额等文化遗产以“书法的身份”贯穿起来,形成了颇具特色的“运河书法长廊”。今年是中国大运河申遗成功十周年,从本期开始,《墨缘》带读者从北京出发,跟着书法去旅行,探访这条书法长廊,领略大运河文化的底蕴和魅力。
北京大运河文化带书法遗迹横跨昌平、海淀、西城、东城、朝阳、通州六区,分布在瓮山泊(昆明湖)、汇通祠、积水潭、什刹海、永通桥、燃灯塔、张家湾古城等历史文化遗产点以及黑龙潭、紫竹院、北海等周边地区。它们既真实地记录了运河遗产的变迁,保存了珍贵的历史片段,更因其特有的地域色彩和独特的发展轨迹,彰显出厚重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艺术魅力,塑造了北京古都风韵、时代风貌的城市特色,是中国传统文化遗产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大运河是古代中国维系国家统一的重要政治手段和文化纽带,历代帝王在大运河的开凿和建设征程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从开凿有功的隋炀帝到重用郭守敬开通京杭大运河的元世祖到六次南巡运河的清帝康熙、乾隆,通过大量的纪事碑、御诗碑、御笔匾额、楹联等在大运河边留下了深深的印迹,在书法史上挥就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成为不可多得的书法艺术景观和可以触摸的历史文化记忆。
雍正御制黑龙潭碑全貌
雍正御制黑龙潭碑(局部)
雍正御笔
黑龙潭是高梁河水源之一,这里的龙王庙是明清两朝皇帝祈雨的地方。明朝万历皇帝和清朝康熙、乾隆皇帝都曾来此祈雨、观潭,留下墨宝刻立成碑,保存于碑亭。其中当属雍正御笔之碑书法艺术水准最高。与常见雍正书迹取法董其昌不同的是此碑兼有《怀仁集王羲之圣教序》和赵孟頫之笔意。笔画藏露结合,中侧并用,连贯流畅。结字左右顾盼,灵活多变;章法纵有行,横成列,整齐划一。字体大小错落,较之右军缺欹侧之势,神采稍逊;较之手书墨迹《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的雍容静雅更显帝王遒劲潇洒之风范。
雍正早期主要取法董其昌,因之受康熙皇帝肯定,时常奉旨书写扇面。后又宗赵孟頫参众家之妙,上承康熙崇董,下讫乾隆崇赵之风,完成了董香光与赵雪松间的过渡。其书风的变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清代中期帖学书法的书风取向以及馆阁书风的转变。史载雍正“书法遒雄,妙兼众体”,书写造诣实在康、乾两帝之上。
康熙“仁善谨恪”匾
康熙御笔
清代以来,南长河由昆明湖南侧绣漪闸向东南流经万寿寺、紫竹院、乐善园(北京动物园)、积水潭等地,成为北京城最主要的供水渠道以及皇家郊游河道。北京大运河著名的遗产点高梁桥(会川上闸)、白石桥(广源下闸)即在此区域。位于白石桥东北的五塔寺(真觉寺)藏有康熙皇帝书写的“仁善谨恪”石匾。此匾刻工精良,字口清晰,正文双钩行楷书,笔画排列停匀,劲健流畅。结体端正整饬,字形瘦长,体势较为紧密。正文四字间距均等,留白较多,整体有清肃之感。上下款各两行小字,布局错落有致,与正文相辅相成。整体书风受董其昌影响较明显,刚正有余,气韵稍缺。
长河往西所至什刹海,曾是元代京杭大运河的北端点码头。郭守敬主持开凿通恵河,将什刹海与大运河通州段、高梁河等连为一体,名胜古迹、达官显贵聚集于此。其中著名的恭王府内即藏有康熙御笔亲书的“天下第一福”。传为康熙皇帝为其祖母孝庄皇太后寿辰祈福而书,后又摹勒上石。清代新年皇帝开笔书“福”以赐王公及内外大臣,即始于康熙。此碑字体为草书,是康熙皇帝难得一见的榜书书迹。大运河武清段筐儿港现存有康熙御笔《导流济运御碑》,面貌与之相仿。用笔沉实有力、寓方于圆,笔画饱满厚重,结体修长,取董其昌之清润秀逸而益之圆厚,帝王气势贯注其中。
康熙皇帝热爱书法,一生临池不辍,自言“政事稍暇,颇好书射”,尤爱董其昌书,常召擅董书的沈荃、张英、高士奇入值南书房侍书,清代宫廷书法之盛由此发端。书法之于康熙帝不仅仅是爱好,更是帝王统御之术的体现。其书法作品除节庆应景作外,大多带有明确的政治倾向和政治意义,书法作品常常用以表彰忠臣廉吏、密切君臣之谊。
乾隆“浴兰轩”匾
乾隆“快雪堂”匾
乾隆昆仑石诗碑全貌
乾隆昆仑石诗碑(局部)
乾隆御笔
颐和园被誉为“大运河文化博物馆”。乾隆时期打造了玉泉山—昆明湖—长河—护城河—通惠河—大运河的立体水系,并于颐和园(清漪园)中仿造大运河沿线的园林美景。乾隆皇帝畅游于此留下大量诗文。昆仑石碑即为乾隆皇帝当政时期制作的专用于刻录其诗文和题字的石碑,形态独特,方形圆顶。这些诗碑的书法整体呈现出匀整安稳、气定神闲之风貌。碑文纵有行,横无列,字距较为紧密。点画粗细变化不太明显。行草相间,行间时有连带,收放适度。
乾隆皇帝雅好艺事而纵情翰墨,以御书刻石遍布海内独占鳌头。大运河北京段的遗产点及周边地区遗存其大量碑石、匾额、楹联等。现北海公园留乾隆皇帝榜书匾额如“浴兰轩”“神洲宝地”“妙境庄严”等书法,圆劲浑厚、庄重古雅,整体大气肃穆,合乎大字气韵,并不像乾隆小字行楷千篇一律,可谓乾隆榜书的得意之作。尤其是“快雪堂”匾,与“三希堂”法帖之一《快雪时晴帖》如出一辙,显然是从中所出。笔法圆劲古雅,起收笔、钩挑波撇都不露锋芒。字与字之间布白相等,不显杂乱。镌刻为白底黑字,字口清晰,与黑底金字的帝王御制匾相比更添风雅。
乾隆皇帝在康熙皇帝崇董的基础上,将元代赵孟頫推至书坛顶峰,朝野上下竞相追仿。其书法融合了赵孟頫和董其昌两家之长,兼以宫廷之气。所见书迹楷书中多有行书笔意,行书中又往往夹杂草书韵味,点画圆润均匀,结体较为婉转流畅,使转居多,翻折少见。评者称其“虽有承平之象,终少雄武之风”,艺术成就较康雍二帝逊色不少。
结语
康有为曾言:“国朝书法凡有四变:康雍之世,专仿香光;乾隆之代,竞讲子昂。”三帝书法以赵、董为宗,呈现出浓厚的“帖学”风貌并各有其面。观上所列书迹,康熙书法圆厚宽仁、雍正书法文雅遒劲、乾隆书法平稳流畅。且不论是御笔亲书抑或是文臣代笔,皆为帝王书法之代表。纵观中国书法史历代帝王留心文翰者很多,形成独特的书写群体。大运河北京段所见诸帝书法遗迹,不但康、雍、乾三帝御笔佳作璀璨夺目,咸、同、光诸帝所书碑刻、匾额也荟萃一时。书法作为传统文化的代表,素有“成教化”“助人伦”之功,被视为修身、教化、王政的有效工具。不可否认,帝王书法对书法文化发展起到了巨大助推作用。周侃邱毅娜首都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