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河边那间小屋
□肖复兴
42年前的开春,是个星期天的上午,在家里,我在我妈用了一辈子的大瓦盆里洗衣服,从收音机播放的新闻中听到这样一条消息,天津和平区东北角一家副食店一个叫孙淑云的会计,一家三代十二口人住在一间十三平方米的房子里,她是如何调理三代人的关系,将艰难生活的痛苦嚼碎咽进自己的肚子里,两次让房给了别人家。我听后很感动,因为那时我也住在同样简陋拥挤的房子里,兔死狐悲的感情涌出,当即放下洗的衣服,赶到火车站,买张火车票,到了天津。
在天津和平区东北角附近的一条胡同深处,我找到了这家副食店。可惜,孙淑云请假在家没来上班。在一张包盐的包装纸上,一位店员好心写给我孙淑云家的住址。当天晚上,我找到孙淑云。她家住在靠近海河边的一座大杂院里,是当年天津八大家之一长源盐商杨家大院的后花园。时代更迭,岁月变迁,大院里住进的普通百姓人家越来越多,花木繁茂的后花园早已变成了杂乱无章的大杂院。孙淑云家那间十三平方米的小房,是原来杨家后花园里一个八角凉亭改造的。
那是一次难忘的采访。我和孙淑云仿佛并非萍水相逢,彼此并不陌生,她对我突然的造访,显得有些激动,那样信任地把我迎进屋。
我看到窄小的房间里一张双层床铺,想象着一家十几口人该是怎样挤在这张双层床铺上的,婆媳斗气、妯娌相泣又是怎样发生的,普通百姓人家,柴米油盐中的波澜,苦辣酸甜里的人性与人情,又是怎样按下葫芦起了瓢……心里涌出阵阵酸楚的感觉。
两个孩子正挤坐在一把椅子上,趴在饭桌上写作业。她非得让孩子站起来,把这唯一的一把椅子让给我坐,又让孩子把茶杯里的茶倒掉,她为我冲了一杯当时正热门的麦乳精……一切,那么亲切,那么亲近,又那么让人心酸。这个窄小的家里,有我家和我熟悉的很多家的影子。
一连几天,我到孙淑云家,和她详谈过去她所经历的一切。我了解到,艰辛的住房问题背后,还蕴藏着她内心深处的隐痛。因为资本家家庭出身而失去上大学的机会,成为她心头永远难以拔出的一根刺。年龄大了,又成了她和父母新的困惑,经人介绍,她嫁给了煤建厂的一个工人,才住进这样与她以往生活场景完全不同的小屋,接触了出身、文化、生活和生存背景与自己不尽相同的人,而这些人和自己成为一家子的亲人或抬头不见低头见、必须要接触的熟人。在纷至沓来、琐碎搅心的适应与不适应的日复一日里,孙淑云内心的隐痛无法对任何人诉说,只能藏在自己心里,时不时蛇吐芯子一样,咬噬着睡不着的夜晚。这样的隐痛,折射出的是沉重的历史对于渺小个人无形的挤压。这样的房子问题,因历史情不自禁的介入而更显厚重。
望着这位比我大六岁、饱尝人间冷暖的大姐,我知道,二十多年来,憋屈在她心里的种种世事沧桑和人生况味,正需要对人倾诉。那时候,我在中央戏剧学院读书,没有任何采访的证件或介绍信,就贸然闯进她家,只是向她简单说明来意,她就那样信任我,一连几天对我讲了那么多。那时候,人与人之间不设防,心与心那样容易接近,容易敞开心扉,仿佛真的如安徒生所写的童话,只要有一只温暖的手轻轻地抚摸,冻僵的玫瑰花立刻重新绽开。
我几次望着她,目光又不敢停留太久,因为她那清秀的脸上,表面看来温和,却沉淀着深沉隐忍的云翳。那一刻,我有些走神,总在想象着她年轻时的模样、她第一次走进这间窄小屋里的情景。不知怎么,忽然有一种很奇怪的念头,在心里不停涌动:动荡的时代,像颠簸的箩筐,不知不觉将雪白的元宵身不由己地摇成了煤球。
最后一次到她家,我向她要几张照片。我将她和房子之间的故事写成了一篇报告文学《海河边的一间小屋》,寄给了上海《文汇月刊》杂志的编辑罗达成,他是报告文学的行家,老眼毒辣,对我一直厚爱有加,看完文章,决定在下一期杂志上立刻刊发,并心急火燎打给我一封电报,要我赶紧去天津找孙淑云要相关的照片,配发在将要发表的文章中。我便兵听将令草听风一般,先给孙淑云打了一个电话,当天晚上从中央戏剧学院赶到天津。
她事先已经找好照片,我希望能有一张她年轻时候的照片,她摇摇头,对我说没有那时的照片了。说完这话之后,她望着我,我也望着她,彼此愣了一会儿,都没说话。我想,她大约是不愿意触动青春往事。她送我走出家门,大院里人声喧哗,夜空那样明亮,近在咫尺的海河,平缓无声地流淌。
那一年,我35岁,孙淑云大姐41岁。
上一次我去她家采访完毕,当时我就决心立刻写下这篇报告文学,一吐为快,便在天津住了下来,想趁热打铁写好文章后再回北京。那时,我爱人大学毕业分配在天津工作,住在河东区的仓库一间窄小的库房里,白天工人上班,喧嚣一片,和孙淑云家一样拥挤和嘈杂。我没头苍蝇一样四下寻找,有没有一个稍微安静的地方可以写作。在狮子林桥北岸中山路上,我看见了河北区文化馆,这是一座简陋的旧式小楼,阅览室在二楼,房间不大。我爬上楼,里面已经坐满了人。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赶到文化馆大门前,等待开门之后第一个冲上二楼阅览室,抢到最里面紧靠窗子的一个安静的座位,从早写到晚。中午下楼,在对面的一个小饭馆,花了一角钱,买了两个烧饼,草草吃罢,回去接着写,一直写到黄昏时分,文化馆关门,这篇一万字的《海河边的一间小屋》写完了,速度快得让我自己也感到有些惊讶。
记得很清楚,坐在我身边的是位年轻姑娘,穿着件米黄色的开司米高领线衣,青春气息和窗外回黄转绿的春意那样吻合。她一直坐在那里,我瞥了几眼,看见她似乎是在做数学题,桌上有三角板和圆规,想来大概是准备快要到来的高考吧。我们几乎是一起离开阅览室的,她走在我的前面,走下小楼木楼梯的时候,我看见她忽然跑了几步,欢快的脚步像踩着乐点儿似的,在楼梯上响起清脆的响声,一眨眼的工夫,跑下楼,看不见人影了。不知下面是有人在等她,还是有什么事情在等待着她?
那一刻,我蓦然想起了孙淑云大姐。二十多年前,她应该也是这个样子吧?也会为考大学做着准备,跃跃欲试吧?
走下那颤悠悠的木楼梯,走出文化馆,我走到前面不远的狮子林桥,桥下流淌着海河水。往南面望去,偏东一点,就是孙淑云的家,那间十三平方米的小屋,虽然看不见,却依稀浮动在那一片蒙蒙的晚雾中,如同一块礁石一样,突兀在苍茫的夜色中。不知为什么,我忽然涌出一种想流泪的感觉。
那一刻,我再次想起了罗曼·罗兰曾经说过的话:“对普通人就得表现普通的生活,它比海洋还要深,还要广。他们中最渺小的人,也包藏着无穷的世界。”
岁月如流,人生如寄,日子过得真快,眨眼42年过去了。我多年未去天津了。前些日子到天津,过海河,特意到东北角,望着眼前变化万千、完全认不出来的景物,想起当年写的那篇《海河边的一间小屋》。这篇报告文学是以孙淑云第一人称写的,在结尾处,我以孙淑云的口吻这样写道:“如果房子富余了,我的这间当年的八角小亭翻盖的小屋拆除了,平地盖起一座摩天大楼,会怎么样呢?还会有我这样一段含泪带笑的故事吗?”
42年过去了,当年的八角小亭翻盖的小屋的确早已拆除,平地也早盖起了一座座摩天大楼。眼前,物非人非。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狮子林桥还在,海河依旧缓缓流淌,孙淑云大姐,你现在在哪里呢?
算一算,今年,我77岁,孙淑云大姐83岁了。
(本文作者为著名作家,曾任《人民文学》杂志社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