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康：数据资产入表的宏观动态与供应链升级诉求
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创始院长
全国政协参政议政人才库特聘专家
本文系贾康先生在物流与供应链数据治理及资产入表研讨会上的发言（2024.6.25）。
谢谢主持人。尊敬的到会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各位嘉宾，大家好！很荣幸有这个交流机会。我们这次会议讨论的物流和供应链数据治理资产入表，确实是个前沿性的创新命题，自己作为研究者，在这方面虽然有一些探讨性的初步思考，还是认为有很多要和各位交流才能够加深认识的一些研究里丰富的内容。我现在按照要求汇报一下自己一些很初步的认识。
数据资产如果要入表，在逻辑上讲，肯定它大的背景是要适应中国现在升级发展、新质生产力发展中“数字经济产业化，产业经济数字化”这个“数实融合”的客观需要，这种客观需要对应着在实务工作中，数据作为要素，进而作为资源，再进而明确为资产，它的确权、定价、交易、分配、监管，还有立法，显然都得纳入我们考虑问题的视野。今天我只能非常概括地先把宏观背景勾画一下，再尝试着点到为止谈一些自己还不成熟的初步看法。
首先，要勾画一下宏观经济动态。在2011年开始，中国经济的直观特征就是年度经济增速进入一个下行过程，两位数增长这个阶段已经过去了，而中央要求“认识、适应和引领新常态”，是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在当下运行过程中间要结合着扩大内需——来打造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以结构优化来支撑的新质生产力发展中升级版的高质量发展。在这个背景之下，我们面临的挑战从曲线图上看得很清楚，一直是在一个下行过程中间，特别是在2020出现跟着的三年大疫之后，如果把曲线修匀了来看，我们增长速度已经滑出了合理区间：2020和2021年的两年复合平均增长速度是5.1%出头儿，2022和2023年复合平均增长速度只有4.1%出头儿。当然，我们应特别注重：2023年在第四季度以后，向好的趋势已经明显地表现出来了，当年同比，是以5.2%站在了5%这个实际上我们研究者认为的中高速的底线之上，今年的一季度，又报出5.3%。我们应该乘势继续在5%以上这样一个中高速的底线之上，争取实现一个“L型转换”，结束整个下行过程，进入一个“由新入常”的中高速的增长平台。
领导人现在特别强调的，就是以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来推进中国高质量、升级版的发展，而在新质生产力这个领导人已给出定义的理解中，我们注意到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催生的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和它的优化组合的跃升作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的这样的新质生产力，必然是结合着今天我们会议讨论的数字化信息革命时代数据成为生产要素所带来的一系列机遇和挑战问题的。数字在信息革命时代，“数字化、大数据”成为中央明确的生产要素中相对独立的一项、再进一步要把它和整个市场运行对接起来，形成数据资产的认定，并且要在实务中让它入表，结合着千千万万市场主体的实务来加以科学管理，这就是既有复杂性、挑战性，又势在必行需要我们解决的与时俱进的任务。数实融合的升级发展，客观要求数据资产入表，我觉得这就是在宏观大背景之下，我们今天会议所要聚焦讨论的问题的背景。
在此，我愿非常简要地勾画一下对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一个认识框架。我想从“解放生产力”的概念切入——这种制度创新，我始终认为就是在创新概念之下多层次创新的一个龙头因素：制度创新带出科技创新、管理创新，伴随着思想观念的创新，它是我们解放生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纲举目张之“纲”，也是现在我们迎接七月要召开的中央三中全会，谋划新一轮重大改革举措时须特别看重要发掘的改革作为“最大红利”的潜力来源。高水平的改革开放，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中央强调打造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要实行制度型的高水平对外开放，三中全会将给出重要的权威性的指导。在这个背景之下，紧跟着说，新质生产力以制度创新解放生产力要落到科技创新成果应用这一关键之上。最前沿的科技成果创新，在今年的两会上政府工作报告把它概括为“人工智能+”，这是从我们过去已经认识到的“互联网+”创新大潮又实现了升级版的这样一个概念。实话实说，我们已经感受到美国“硅谷”引领下他们人工智能新一轮创新大潮的震撼力，我们要正视中国现在人工智能+概念下和国际水平的差距，一定要急起直追，发挥科技第一生产力的重要作用，以追赶-赶超战略和比较优势战略的合理组合搭配，义无反顾要加入这样一个创新的大潮，竞争的洪流。直观的表现，这样一种创新，既有科技第一生产力的作用，又有科技和其他要素优化组合在一起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支撑，而我们要实现的升级版，可以比较直观地从“微笑曲线”上来认识。
中国已经有了几十年改革开放的发展成就，已经成为制造业规模全球第一的经济体，被称为世界工厂，但是大而不强——我们“中国制造”必须升级为“中国创造”、“中国智能制造”。上面的打压已经看得很清楚：美国作为老大现在它朝野空前一致地认为必须全面遏制住老二中国的发展，下面有追兵，一系列的发展中经济体、新兴市场经济体，人家的发展和崛起也给人印象深刻，比如这几年的印度、越南，还有现在进一步看还有巨大发展潜力的印尼，包括另外一些新兴市场经济体，他们也在努力追赶。中国如果不能在未来的时间窗口（一般认为也就5-8年）把自己的“中国制造”升级为“中国创造”和“中国智能制造”的话，我们会被夹在中间，我们发展的空间会越来越小。
现在中国这个世界工厂主要的产能，是落在微笑曲线的中间位置。这是一条经验性的曲线，直角坐标系上横轴表现的是整个再生产过程中不同的位置，也就是全球供应链这个全球化背景之下（实际上也是价值链上），它随着前端、中端和后端位置的不同，纵轴上会表现为收益率的不同——大量的经验表明在最前端的创意创新成功、确立品牌和后端的品牌营销、售后服务、市场扩展这两个方面，它的收益率就是高的，中间是按照品牌已经创立出来而对应可操作方案成规模地加工生产，这样的收益率就是低的。中国一开始，在改革开放中打开新局面，必须从中间切入——我们别无选择，当时只能是"三来一补"“两头在外，大进大出”，从中间这个加工生产位置切入以后，带来了中国后来的原始积累和经济起飞，不仅有国外成熟的加工制造的技术方案和产品成规模生产的管理和资金支持，而且带来的是和中国本土生产要素里相对有优势的低廉劳动力和土地代表自然资源的开发成本相对优势结合，使中国人在经济增长中开始形成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意识，对接人家已经有几百年发展过程而形成的商业文明的整个规则体系。必须是在这样的一种结合中我们来进一步开拓自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代化事业。但是走到现在，在取得一系列成绩的同时，我们主要的产能还是落在加工这个中部，比如中国早就在生产全球儿童玩具市场上85%以上的份额，但到现在为止这么多年了，想得出来中国本土有什么叫得响的儿童玩具品牌吗？一想就想到长盛不衰几十年的芭比娃娃，小孩儿到处在玩的乐高积木。在风靡全球的智能手机这方面大家都知道，苹果手机现在仍然是处在独占鳌头的位置，但是大量的苹果手机生产的具体场所可是在中国本土（当然，现在又有一种变故，台资背景的郭台铭他要把他的产能往外迁）。前些年我去看过富士康从深圳那边迁到河南郑州附近的厂区，当时说根据订单，他们必须吸纳30万人以上的就业，24小时三班倒连轴转，流水线上源源不断地生产这种苹果产品，给当地带来的是非常值得看重的低端劳动者相当稳定的收入、总体来说属于中上游水平的就业就职机会，也带来了政府履职必然要追求的税收收入，以及经济繁荣伴随着的GDP（国内生产总值）。但对不起，这种大规模的社会化大生产所带来的收益，我们拿到的就是中间比较低的水平，左右的高端牢牢掌握在外边的人手里。这些年我们也有一些值得肯定的进展与突破，比如说燃油汽车在我们入世以后没有出现有人担心的全军覆没，而是"与狼共舞”中，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靠前面的基本的选择必须是合资。广州汽车生产厂家生产的广州本田，市场口碑很好，我曾经在财政部科研所当过十几年的所长，我坐的广本这个车，累计行程60多万公里了，不用大修，基本不出毛病，平时用着省油，坐着舒服，看着也顺眼，当然市场口碑就好。但对不起，它的左右高端收益在日本人手里牢牢掌握着。我也做过广州厂家的调研，他们说要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下决心形成自己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系列。后来看到报道，这个系列里有一款广汽传褀，市场上反响非常好，每年可以出货几十万辆。前面几个月，我曾经在广州参加了一个汽车碳中和论坛，这个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已经跟新能源对接的广汽传褀，就在那边摆着它的样车。前几年我曾经发过议论，如果看到广汽传褀有这样市场的竞争力，那么它应该有个新的战略决策——应该考虑把生产线迁到东南亚去，这就是珠三角已经说了多年的“腾笼换鸟”，类似于美国特斯拉新能源汽车的掌门人马斯克在前面几年大家都感觉贸易战风雨飘摇人心惶惶的情况下他却觉得他的机会来了，该出手时就出手，到上海跟市长签约建全球最大规模的外商投资单体工厂生产新能源汽车。如果我们这个汽车产能可以有这样的相对优势，走到外面去建生产线，跟马斯克那个决策是一个逻辑，是以一个跨国公司的架构更好地压低自己的综合成本，而牢牢掌握着左右的高端收益。在这个碳中和论坛上，我得到广州厂家的最新信息，就是他们已经决定:生产线要移到泰国去，这就是升级发展。当然，这是直观的讲，我们已经出现了在微笑曲线上从中间位置托升到左右收益高端的这样一些值得肯定的成功案例，但是还没有成大气候。我们真正新质生产力支撑的、数字经济时代数实融合支撑着的发展，就一定要把中国越来越多的产能托举到微笑曲线左右的收益高端。
再往下要落实到企业界、市场人士必须追求的所谓细节决定成败层面的管理创新，还要伴随着我们思想再解放，观念创新这方面克服一系列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宁左勿右的这样一些根深蒂固的思维惯性，按照领导人的要求是思想再解放，工作再抓实，改革更深化，我们才能真正把新质生产力这样的发展落实在实际经济运行中间。
在这样的考虑之下，我试图再谈一下作为研究者认识的数据资源要素--它从资源定位已经推进到明确的数据资产入表这方面一些初步的看法。在2022年12月有中央文件正式发布，是大家都反复学习的“数据20条”，要肯定，在官方确认的认识框架之下，已经创造性地提出了数据产权的三权分置，这个文件里探索了数据产权结构性的分置制度，要建立数据资源的持有权、数据加工使用权、数据产品经营权这样三权分置的数据产权制度框架。这一指导是非常重要的，这样可使我们解决市场主体遇到的实际问题而创新数据产权观念，实际上这方面非常重要的就是探索怎样明确但是淡化所有权，强调使用权，聚焦数据使用权的流通问题。在三权分置的制度框架之下，要创建有中国特色但又可以跟全球化潮流对接的中国实际工作中的数据产权制度体系。加强数据流通交易的顶层设计，就顺理成章要加以考虑了。在确权后面，必然跟着的是作为生产要素的交易。顶层规划里，数据20条也要求建立合规、高效、场内外结合的数据要素流通和交易制度，涉及到规则、市场、生态、跨境4个方面怎样构建适合我们国家具有制度优势的数据要素市场体系。当然，我认为这个市场体系也一定要对外，跟整个全球的数字经济数据要素化的发展潮流能够对接。
数据的特性大家都知道是相当复杂的，它的交易存在着确权难、定价难、互信难、监管难等等挑战。“20条”提出从流通规则、交易市场、服务生态等方面来加强数据流通的交易顶层设计，建立数据流通准入的标准规则，探索开展数据质量标准化体系建设，统筹优化全国数据交易场所规划布局，出台数据交易场所管理办法，构建多层次市场交易体系，培育数据商和第三方专业服务机构等等。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有文件依据而指导我们开拓创新的工作原则。
我也知道，有关部门还在努力在这样的认识基础上，更多地推出系列性的文件。前一段时间我在北京参加了发改委新成立的数据局的相关领导主持的研讨会，他们说数据局的工作状态现在就是根本没有什么工作时间的明确概念，“8小时工作制”完全不纳入考虑，“周末”也是没有的，他们要按照领导明确的要求尽快推出系列化的数据资产方面更多结合实务的红头文件。红头文件一旦能推出当然就是中国法律法规体系里的组成部分了，虽然还没有上升到条例和法律，但至少是初步的一种可以认为带有法律效力的实际工作依据。我认为在7月份中央指导全面改革的文件里，也会特别看重数字经济时代数据资产入表这方面的实务。前面十八届三中全会当时是说，所有看准了的改革措施统统写入文件文本，这次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风格，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还要提到2023年8月的企业数据资源相关会计处理暂行规定，开启了我们国家大数据产业发展的新篇章，这个规定已经在今年1月1号开始实施。企业要采用未来适用法执行这个规定，施行之前已经费用化计入损益的数据资源相关支出，不再调整，这都是文件上的用语。实务工作上，我们还得进一步把它对接到具体怎么掌握和执行。这样一个表征意义，就是已经从原来所说的数据资源的认识阶段，正式跨入了数据资产阶段，也表明国家要把数据作为生产要素这个坚定决心在已经确立起来之后，对于在企业层面要进行数据要素价值开发，开展数据交易，给出了非常明确的前提和基础。
涉及到的一些问题，也点到为止谈一下自己的初步印象。一个是“真实资产经营反映”：企业的数据相关行为资产，被会计语言记录，并反映在企业报表中，可以更充分反映出数据密集类公司的真实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提高估值，降低负债率，激发数字转型投入。再一个是“改善表观的利润率”，有新的盈利模式：数据要素投入从之前的当期损益变为无形资产或者存货，后期的计量采用摊销或收入记账，减少了数据要素投入期对企业营业利润的一次性影响，反映投入与利润的真实情况，降低成本提高利润。这样未来数据资产交易流通、变现会带来新的盈利。再有，“奠定数据资本的基础”：从资产到资本，那就是更明确了它的运用中要有保值增值这种根本性追求了。数据资源入表它要真实反映企业数据要素长期投入，有利于市场价值重估，优化数据重投入企业整体估值和融资能力。开展数据资产质押贷款、数据资产入股等活动，是以一个要追求投资回报的资本性质纳入整个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再有，显然还要涉及“数据要素的市场监管”：这更多的是公权在手的政府体系要考虑的管理职责了——数据资源入表进一步要求进行详细的信息披露，合理反映数据要素的价值，监管部门的数字经济宏观治理这个概念，也是不可回避的问题了。
现在大家一起来开拓探讨，肯定还有一个应对挑战，不断由粗到细，追求磨合中间的科学化、精细化的发展过程。我现在一些很初步的印象汇报给各位，请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成立以来，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通过构建跨界合作的“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中国养老金融50人论坛”和“中国碳中和五十人论坛”（成员和研究员来自于国家有关部委和研究机构、著名高校、一流智库、国际投行、国内金融机构等），举办了100多场学术论坛及研讨会，出版了《新供给：迈向高质量发展》、《构建开放型经济体的战略研究：从“十三五”到2049》等几十部新供给经济学研究系列专著和编著，形成了一批高质量的智库研究成果，在基础理论研究、决策咨询、公益性学术论坛、前沿重大课题研究等方面，取得了卓越成效，多次为国家重大决策建言献策，获领导人肯定性批示；同时，注重加强与国内外智库、政府机构、市场和社会组织交流与合作，努力建设成为特色鲜明、跨界合作、具有高学术品味和国际影响力的新型高端智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