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夏的告别｜经营烟酒店的老沪漂说，梦花街的故事值得珍藏
【编者按】
聚散离合终有时。
2022年盛夏，上海成片二级旧里以下房屋改造收官，越来越多藏在市井烟火中的古老街区，与世人暂时道别。
顺昌路、永年路、梦花街……它们从旧时光走来，承载乡愁与遥远的记忆；它们也在不断追赶时代脚步，以改造提升实现城市更新。
风华不再，旧梦重拾。即日起，澎湃新闻推出“盛夏的告别”系列，记录老街坊、小弄堂和沿街商铺搬迁前最后的夏天。
老城厢或以新面貌归来，烟火人家将各奔东西。有限的相聚时光，赋予离别应有的仪式。
绿地招牌红底字，在梦花街转悠的人，很容易看到“花梦烟酒店”。
2000年，承载700余年上海发源历史的老城厢南市区被并入黄浦区，原来的南市区消失。同一年，早早来上海闯荡的盐城小伙谢汉林，瞄上了梦花街91号的铺子。
彼时，26岁的小谢看着“新黄浦”，两眼生光。他拉着三轮走街串巷送货，卖把子力气也不觉苦。年届三十时，他闯心更大，东拼西凑借来快两万块，撑起梦花街的店面做生意。
一家花梦烟酒店立在弄堂口，一晃二十年。踮着脚在柜台买棒棒糖的邻家小囡，转眼嫁出了弄堂；退休时身强体健的工人，开始惯于在弄堂口拄着拐杖晒太阳。而老板——“刚来那会老板还是一头黑发的青年，如今已经是两鬓斑白的大叔了。”一名顾客说。
老街愈老，城市更新。上海高速发展的二十年，也是谢汉林融入上海的二十年，“我们这代人，见证了上海的发展，也在里面注入了一点自己的力量。”
一晃，时间来到2022年，随着上海成片二级旧里以下房屋改造收官，梦花街拥着左右手日益逼仄的街巷，将故事折叠在叮当作响的摇铃声中。
老城厢小店
7月25日，下午四时许，暑气依然逼人，花梦烟酒店的推拉门里，空调开得很足。
老板谢汉林赤裸上身，不时屋里屋外地搬纸箱，理货。屋外棚下两只小冰柜摆着雪糕，屋内十平方米左右的空间收得干干净净，三侧墙壁一侧饮料，半侧摆酒，一侧半堆着香烟。L型柜台折中拦在店中央，玻璃柜台下陈列着红双喜、中华、外烟等，一侧柜台摆着雪茄和看房传单，另一侧柜台上，两只疫情期间出生的花猫和黑猫延展开身子，交叠着睡得很沉。
平均每五分钟，就会有人进店。
过路下了班的保安，一身制服闷着汗，进门丢出几个钢镚，直取冰柜里的盐汽水；工人头顶安全帽，一手塑料袋小青菜，一手勾一瓶牛栏山；小胖子骑着电瓶车在店前急刹车，在冰柜前琢磨再三，握着蓝杯身的香草味冷饮扫上码要走，被老板喊住，接住一根舀冷饮的小木片。
附近不知道哪支弄堂里的爷叔，前脚穿着老头背心踩着拖鞋，边朝酒柜打样边用本地话问“曹家街的口子做核酸被封掉了，后面的口子没封哦？等一歇要去后头吃饭。”半小时不到，便穿着汗衫长裤整齐登场，把前面打好样的三瓶黄酒一瓶瓶从酒柜移到柜台，叮嘱店主扎两只塑料袋，“一只肯定不牢的。”
舀冷饮的小木片分短长两种，装东西的塑料袋分小中大三款，看店由老板谢汉林和老板娘吴春梅分早晚班地共同负责，在这家“夫妻老婆”的小店里，什么都是一目了然。
谢汉林的眼睛尖、记性好、肯吃苦，来过一次的客人他也能记住，这是在老城厢开小店二十年锻炼下来的功夫。
落脚梦花街
谢汉林是最典型的那一批“老沪漂”。
1974年，谢汉林在江苏盐城的一个农村出生，是家里的小儿子。家境清苦，高中没读就去大城市打工。90年代先是在南京拌水泥，没过多久跟在亲戚身后跑来上海，“一张站票买到上海站，下了站找不到去亲戚家的路。其实就2站公交，但有个带路人，问我要了5块钱。”谢汉林摇头，“那个时候的5块钱啊。”
1998年，谢汉林的同乡老婆吴春梅跟着来上海，已有身孕，替人守斜土路上一家5平方米的小烟纸店，也在那儿学起了上海话。白天，谢汉林骑三轮跑批发市场给人拉货，晚上回到小屋，地上展开一张一米二的褥子，紧巴巴地和老婆睡在柜台合围的地板上。
吴春梅的肚子越来越大，小店也被人收了回去。他们住到和梦花街相接的柳江街上，一间小小的阁楼。
“有天，我大着肚子跟他撒娇，要吃冰淇淋。”遥想那个年代，吴春梅脸上倒露出幸福的神色，“他下了好大的决心，买了个几块钱的甜筒给我。他骑个三轮车，我搬个板凳坐在他的车上，吃着甜筒开过这条街。”
那是1999年的梦花街，布局同现在没有大的不同，只是屋子外墙呈土黄色，看上去“破破烂烂”，电线蜘蛛网一样地绕在半空，还没被“整治”好的马路菜摊零星散着。要到2000年，梦花街上的“马路菜场”才完全消失。
2000年前，梦花街91号本是做糖烟酒生意的国营店铺，后被房东买断，经营起杂货生意。谢汉林给房东送货，关注到这是一个市口，但生意算不上好——那时，便利店开始在上海兴起，新鲜感、价格战，让老城厢里的杂货铺一时落于下风。
房东算了一笔账，发现把店盘出去收租的费用，和他干一个月的利润相差无几，萌生出租店面的想法。吴春梅生完孩子回上海，谢汉林找她商量，想租下这个店。
“位置很好。勤快一点，我觉得能做起来。”吴春梅记得谢汉林回来跟她说。她甚至都没跟去看具体的地方，就用实际行动支持了老公。回老家，朝婆家娘家借了一万七，吴春梅捂着装满现金的小包来到上海，和老公拿下了这家店。
2003年不到一点，他们在梦花街落脚了。
守店“20年”
谢汉林记得，那时候街坊邻居对附近环境的一点点变动都很敏感，“哎？外地人在这儿开了个店。”
他在老城厢走街串巷已久，有自己的办法赢取当地人的关注。主动降价，两块五的饮料卖两块三；多进货品，烟酒以外，油盐酱醋、小零小食都进一点——曾经他们将店面铺到面前半条街，放饮料柜，放摇摇车，放大米，早上光出摊就要花45分钟。
开小店还得能熬，早上六七点就开张，晚上十二点才关门。人起先住在店铺后的仓库上，然后住到店外附近的过街楼，一边开店，一边也成了大家伙的邻居。小店带给街里街坊一种触手可及的安全感，一回生二回熟，生意就好了起来。
占着个丁字路口的位置，谢汉林心里有信心。“东南西北有三个方向都经过这儿，市口好。做烟酒生意不能急，下半年节假多，销路会来的。”
俗话说，转行三年穷。开业的头两年，在亏钱、还债中度过，补贴老家家用的压力也很大；到了约莫第三年，日子才好了一点。
更大的“惊喜”在后面。2006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被废止，延续2600多年的“皇粮国税”退出历史舞台。2008年10月，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国家对三农的重视和投入不断增加，改革的红利让远在上海的谢汉林颇有感触，“补贴老家的负担一下子轻了很多”。手上的钱多了，谢汉林修整了店里、扩大投资，还着手在老家添置了房子。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世博会召开前，城市市容市貌被进一步改善，小店将外摆摊位都收进了店里。但这时，小店已经迎来了新的机会。
在小店斜对角的梦花街128号，文庙书刊交易市场生意红火，日渐成为上海图书报刊市场的“龙头”。市民来此淘书、买书，实体书店等也来此进货。
谢汉林指着间或驶过几辆电瓶车的梦花街和学宫街比划，“学宫街这边，到处停满面包车、小轿车、货车，大家拖着车进进出出，从早忙到晚。梦花街里面好一点，车子不从这儿走。”
生意也跟着红红火火。“陪个笑脸，服务态度好一点，有些老板就会认准你的店。”吴春梅说。于是，光冷饮就要一天进货两次，饮品的消耗速度更快。最忙的时候，谢汉林到了饭点饭碗也端不起来，常常刚扒拉两口，就要放下碗，收钱、找钱。
2013年，梦花街上的文庙报刊交易市场关闭，生意清减了。谢汉林有天照镜子，发现自己的白发在这些年长得飞快，“开始是头顶的一小撮，不知什么时候两边也都白了。”
成为邻居
如今，夫妻二人年近五十，轮流守着店面，每天还在固定时间段给社区值班，管理居民的垃圾分类工作。
店里，大米不卖了，柜台上的棒棒糖、泡泡糖、大大卷也都收掉，“干干净净”地只出售香烟、酒、饮料和冷饮。
“以前有小姑娘，踮着脚来买棒棒糖的，前几年，看着她嫁了出去。”谢汉林笑着说，街巷里的老人眼见着越来越多，他刚开店时，很多人还是刚退休，身壮如牛，这几年，眼见着一个个身体一年不如一年。“能搬出去住得舒服一点，挺好的。”
店外，梦花街变得越来越漂亮。墙面翻新不下两次，一扫初见时的灰暗，外墙色彩鲜亮、变得平整。电线被收束起来，纵览老街，开阔清爽。
社区的构成也在这些年发生着变化。老城厢里的人丁越添越多，不少老住户选择搬出，更多外来务工人员租入。对此，老板娘吴春梅总能顺利地切换方言，谢汉林能听，但不大能说，“你家老公是上门女婿吗？”吴春梅哈哈大笑，她曾四次被人这么问过。
而无论是本地居民还是住得久一点的租户，默契都能在点滴日常里滋生、流动。邻里邻居，碰到不方便的，谢汉林会给人送货上门；谁家女儿进门来，不待开口，吴春梅就知道要帮她老爸拿几瓶啤酒；邻居抽走冰柜底层叠放的啤酒，会帮忙摆好放稳，防止下一个人打开门时啤酒滑落。
如今，随着上海二级旧里以下房屋改造的深入推进，花梦烟酒店也即将离开这片熟悉的老城厢。如今，梦花街南侧居民泰半已离开，有居民会热情邀请夫妻俩去新居看看。对于这，谢汉林和吴春梅心情有些复杂，“老邻居惦记我们，我们很开心，但同时，对梦花街和老邻居，我们也是不舍得的。”
至于自身，谢汉林坦言，动迁过后，他们或许会重新找门面开店，也或许会收拾一下回老家，回到老人孩子身边。
“我们这代人，见证了上海的发展，也在里面注入了一点自己的力量。”下午五点五十分，谢汉林披上小马甲，准备去庄家街开始当天的社区工作，“无论如何，在上海的故事、在梦花街的故事，值得我们珍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