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归县城的年轻人，过得如何？ ■记者 高秋萍 戴群 许金艳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转自：嘉兴日报
今年3月到6月，“县城”这个词一共上了近40次微博热搜。最热门的话题包括“存款十几万在小县城什么水平”“县城年轻人每天花多少钱点咖啡”“为了稳定回县城工作的女孩都怎么样了”。
与此同时，《春色寄情人》《我的阿勒泰》《云边有个小卖部》《走走停停》等“青年人返乡”题材影视剧频频出圈，在这些作品中，“乡”通常是一座虚构的小城，也对应着现实生活中的县城。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去大城市是有能力，是成功和地位的标志，留在小县城则意味着失败或退步。那为何现在“县城”变得如此有情感号召力？那些回归县城的年轻人，又过得如何呢？
从“北漂”到“村漂”
对于今年5月，刚刚在海宁开启“县漂”或者说“村漂”的吴长涛来说，这两个问题的答案显而易见，“现在赚的已经远远超过我以前在大城市赚的了，但我最开心的是自己现在的状态，虽然每天也是一头扎在工作里，但我现在是松弛的，也是拥有主动权的。”
这位1997年出生的河南小伙曾经也是大城市里的一颗螺丝钉。与进入大城市所需要的“高学历”入场券不同，吴长涛仅凭高中学历，就先后在北京、苏州、上海等城市摸爬滚打。“2015年高中毕业以后，因为成绩不好，就放弃学业了，跟随父母去了北京打工，那时住得偏远，每天上班要坐公交、赶地铁，一整个就是匆忙。”再谈起在北京的日子，吴长涛能想到的只是每天除了上班，下班就和父母待在一起，没有朋友，没有社交，他坦言，那时的他很不快乐。
不到一年，他便因为爱情去了苏州，在那里从零开始做起了咖啡师。但好景不长，两年以后，爱情破碎，他又从苏州来到上海，由于没有找到合适的咖啡店，他选择跟朋友一起去邮局上班。大城市的包容让他不受学历限制，也能找到工作，但同时也让吴长涛经常处于虚空之中，“大家都赶着去上班、开会，在上海想着全天下的事情，这不叫日常生活，而是非常规的生活。”
坚持了半年左右，他又选择回到苏州做起了咖啡师。此时，一个大胆的想法也在他心里悄悄酝酿，“想在这个行业好好精进一下，如果有机会的话，那就自己开一家店。”
在社会上摸爬滚打的几年，让他早已不是那个想到什么做什么的“冲头小子”了。市场分析、选址调研……工作之余，他更多的是思考。冷静分析下来，他深知自己是没有能力在苏州开店的。“但很多人已经习惯喝咖啡了，这个市场在国内是逐步上升的。如果说能抓住机会，把这个市场开拓起来，一个小县城的流量或许也是蛮大的。”
正当吴长涛还在思考哪个县城的潜力更大时，突如其来的疫情打断了他的思绪。那一年，当一切按下暂停键，他只能选择回到父母身边，此时父母也已经从北京回到了安吉定居。
那时候，想在安吉这样一个小县城找一家咖啡店打工，几乎没有什么选择空间。没办法，吴长涛只能送起了外卖。
但两年之后，曾经在他心里种下的种子，马上就要被咖啡浇灌发芽。“我心里还是想做咖啡的，2022年偶然得知安吉有一个在村里开咖啡店的项目，以前都没有听过这种事情，觉得还蛮有挑战性的，就立马联系了负责人，申请加入。”
就这样，擅长做咖啡的外卖小哥吴长涛和另外六个敢想敢做的年轻人，在考察了180多个村子后，最后选择安吉县梅溪镇红庙村的矿坑作为项目的起点。
揣着凑起来的200万元资金，他们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跑遍了梅溪镇和红庙村的每一个场景，项目方案修改了100多稿，最终超越准备在那里投资1亿多元的上市公司，赢得了这个与当地村镇共同打造的矿坑改造项目。
剑走偏锋的思维，有时也有意料之外的惊喜。拿到项目18天以后，2022年的“五一”假期，一个名叫“深蓝计划”的乡村咖啡店创下了梅溪镇旅游的奇迹。
此后，“村咖”一词就这样走进了大众的生活。一家开在村子里的咖啡馆，一天能卖多少杯咖啡？今年清明假期，安吉红庙村“深蓝计划”咖啡馆的回答是：8818杯。
“浙江的农村发展潜力还是特别大的。”对于突如其来的成功，吴长涛并没有自我满足，而是继续探索的脚步。今天5月，吴长涛作为项目负责人，又带着“深蓝计划”来到了海宁市丁桥镇海潮村，一座白色连体建筑承载的是他们的又一次野心和抱负。
“这里成为了一个集沟通交流、休闲娱乐于一体的地方，把咖啡文化搬进了乡村，为乡村文旅产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元素。”海宁市丁桥镇海潮村党委副书记陈水红说。
短短一两个月，仅仅凭借几张照片，这里已经迅速走红，不少网友把这里称为海宁版“阿那亚”。“我们的整个运营理念，就是为大家提供一个情绪价值，让来过这里的人，能够换一份心情去面对忙碌的工作日常。松弛感，这是我们在乡村里做这个项目的初衷。”这同样也是吴长涛选择反向就业的初衷。
同样是“漂”，在海宁“漂”着的几个月，周长涛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踏实。当然，今天的成功，在他看来也并非偶然，“只有看过世界之后，你才会有世界观”。大城市的历练，为他的梦想装上了翅膀，而如今小县城完善的配套设施和鼓励青年人回乡就业的政策，则为他梦想的起飞提供了平台。
而他并非个例。
“老家的农村是最治愈的地方”
8点半，盛夏的早上已经太阳高照，伴着蝉鸣四起，张文杰来到了平湖钟埭街道碧云路钟埭村的渔乐乐农庄，望着纵横交错的鱼塘，一望无际的田野，张文杰惬意地伸了个懒腰。自2021年从北京回到嘉兴后，张文杰逐渐习惯了这里的慢节奏生活，“以前在北京的时候，我觉得自己是个慢不下来的人，每天都感觉到焦虑，现在基本每天6点准时下班，回家里吃个饭，再过来看看。”
1986年出生的张文杰是嘉善县大云镇大云村人，特种兵退伍后，因为一次机会开始接触影视行业。2008年他只身去到北京，在一家影视公司从助理做起。“刚到北京的时候，我很拼的，一天只睡三四个小时，但我不觉得苦，我认定的事一定要把它做好。”凭着这股韧劲，张文杰逐渐从助理，做到选角导演，再到执行导演，2015年，他正式成立了自己的影视公司，开始投拍影视剧，并获得了相当丰厚的回报。
与许多在外创出一番天地的人一样，张文杰对于自己的事业是满意的，但除此之外，更多时候，他被一种孤独感围绕，“在北京的日子，我每天都是在工作，没有自己的生活，我非常想念家乡，想念我的爷爷奶奶。”张文杰从小是由爷爷奶奶带大的，感情非常深厚。“我做影视行业常常满世界到处飞，忙的时候一年也回不了一次家，每次跟爷爷奶奶打电话的时候，我能感受到他们对我的深深牵挂。”
张文杰笑言，在北京，永远把大量时间浪费在交通上，“外出吃个饭，你得提前两个多小时开始准备。”因为从事的是娱乐行业，下班之后，他还需要外出社交，几乎没有自己休息或者独处的时间，他形容自己每天就像一个上了发条的陀螺，转个不停。
深思熟虑后，张文杰决定回到家乡。由于热爱垂钓，他在平湖市钟埭街道钟埭村开了一个包含钓场的生态农庄。张文杰说，自己的家在嘉善大云村，钟埭村就在大云村隔壁，而且他的舅舅也住在钟埭村，“我开个车从大云村的家里到钟埭村的农庄只要10分钟”。
回到村里后，张文杰整个人的节奏都慢下来了。现在他跟爷爷奶奶住在一起，可以每天一起吃饭，“什么是幸福？幸福就是跟你在乎的人在一起。”
有句话说，故乡承载不了肉身，他乡安放不了灵魂，但张文杰不这么认为。回到故乡，才让他有了归属感，“我是个农村孩子，在喧闹的大城市奔波了十几年，始终对农村怀着一种特殊的感情。”
张文杰的生态式农庄包含了竞技钓鱼的钓场、饭店以及可以露营野餐和烧烤的大草坪。“农庄试营业之后，我一直在不断地追加资金完善农庄。”回到农村，张文杰重新一点一滴、一草一木，亲手打造心中的田园，现在这个生态式农庄已经改造了三年。“现在可以说是跨界，隔行如隔山，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了。”
张文杰对市场需求很敏锐，当其他农庄还停留在吃饭、钓鱼的时候，他的农庄已经开始往户外游戏、团队活动上发展。正是这份努力与坚持，如今的渔乐乐农庄客流源源不断地在增加，占据了先机。
回到乡村的几年，张文杰形容自己从每天黑白颠倒的工作狂，变成了一个慢生活的农庄主。清晨，鸟鸣声将张文杰唤醒，傍晚，他骑着摩托在寂静的乡村小道上驰骋，在农庄，他可以待上一整天。“我想钓鱼了就去钓鱼，想发呆就发呆，这种生活是我在北京的时候想都不敢想的。”张文杰坦言，当初离开家的时候，没想更多，但家乡田地间的野菜、野花，甚至不知名的小虫，都不曾在他心里忘记。想回到家乡，最重要的理由是做自己喜欢的事，然后才是赚钱。
张文杰微信上有一个群：嘉善人在北京。如今，很多老乡看到他在微信上的分享，也萌生了回归家乡的想法，“他们会在微信里问我一些现实问题，我们经常一起探讨，我说最主要的还是热爱，然后要有所长，如果说想要创业的工作不是地域性特别强的，那回到家乡回到农村，是不错的选择。”
不管在哪里工作，都需要不断地学习和吸收专业知识。虽然农庄还在起步阶段，但张文杰边学边改，稳打稳扎，“在农庄工作，也不比城里轻松多少，但不用做太多思考，也不需要过分应酬，心理上是松弛的。现在人们生活水平越来越高，我相信旅游消费行业肯定会越来越好。”
张文杰还笑称，以前回到村里的时候，年轻人好像并不多，但现在年轻人多起来了。“如果在大城市累了，老家的农村是最治愈的地方”。
“让大家看到这样一种可能性”
对于那些希望摆脱城市高压生活、寻求更加平衡生活状态的年轻人来说，在放平心态，调整预期之后，回归县城或者村镇不再仅仅是对生活方式的选择和妥协，反而是一种对未来生活质量追求的体现。
1991年出生的陆惠在复盘自己毕业十年工作生涯时，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过了三十岁，更注重把日子过好，更想在一个领域深耕，而不仅仅是卷和赚钱”。
陆惠是王店镇先锋村人，2014年在哈尔滨读完大学，有十年时间，她分别在上海、嘉兴市区、海宁工作过。今年3月，她回到王店镇，在一家民营图书馆开始了她人生的第四份工作。
大学毕业，她和她的同学一样，把去大城市工作作为理所当然的选项。陆惠在上海一家从事企业家培训的公司工作了三年，她做的是销售，每天的工作就是打电话给企业家，“电话可以从白天打到晚上十一点”。她的业绩、收入都不错，但是她感受更多的是没有意义的“压力”。
公司所在的淞虹路上，有很多写字楼和商业综合体。当企业培训的热潮慢慢散去时，更多的压力给到像她一样的销售。
大学毕业第二年，她就结了婚，老公是油车港人。很快孩子来了，过了产假期，她就把孩子托付给了在老家的母亲，开始上海、王店两地往返。“坐高铁和地铁要两个半小时，开车将近两小时。”她甚至尝试过每天两地往返通勤，“实在吃不消”。
2017年的一场差点引发肺炎的重感冒，让她决心从这样的生活里抽离。
和很多年轻人一样，陆惠离开大城市并非吃不了苦，更多是因为她感觉无法融入城市环境和来自家庭的强烈牵引力，“孩子还小，我希望有更多的时间去陪伴他。”
对她来说，回归小镇，既有无奈，又有一种莫名的希望。
在去这家名叫“梅里有为”的图书馆工作之前，她做过农业+互联网的培训、党政培训的项目经理，但只有做有为的早期亲子教育项目时，才让她觉得自己找到了一个可以深耕的领域。
有为在王店已经扎根四年，平均一年150场活动，让它成为镇上的文化地标。熟悉有为的人知道，这家民营图书馆的创办人、理事长都是从大城市读书后回到小镇的。
创始人章瑾是在台州三门县长大的女孩，剑桥留学回国后，她成为常驻香港的金融精英。但回家乡建一座图书馆的执念，让她回乡，于是一座民间公益图书馆在三门县城诞生。8年后，也是她一手创办的梅里有为图书馆在王店镇亮相。
“85后”的理事长赵李娜是王店外贸企业“创二代”，在杭州读完大学，她回乡接父母的班，作为两个女孩的母亲，她也有一颗做公益的心。
在章瑾看来，更多有想法的年轻人回到小镇，就会有更多有意思的事情发生。
三十岁之前，陆惠来过王店镇上最多三次，留在她记忆中的王店虽是小桥流水人家，却是有点落后的小镇。“以前出去玩总是去杭州、上海，一直没有好好看过它。”
因为住在乡下父母家，从图书馆下班返家，她需要横穿整个王店，最开始，她被小镇的发展给惊艳到：“开阔的马路，还有高楼大厦和工业园区，小镇经济发展了很多。河边还保留了很多古镇的样子，古朴与现代并存。”
陆惠非常享受每天下班开车回家的路程。
离开镇区后，她觉得道路两边的风景就好像宫崎骏的动漫，“春夏是绿油油的禾苗，秋天是金黄的稻田，能清楚地感受四季在身边的变换。回到家里，有宽敞、独立的房子，有菜园，在厨房的窗前洗后做羹汤，窗外风景优美。”
从上海回来后，陆惠很快和高中好友联系上，更让她开心的，是她也有了更多时间和孩子们相处，“我会觉得一切都在我的可接受范围之内，心也静下来了，还可以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深耕。”
即便住在村里，上班在镇上，“但开车去哪里都很方便，交通很便利，40分钟就能出现在市区。”
刚回小镇的时候，陆惠甚至想做个小镇青年公众号。“我就想记录自己这种不一样的生活方式，让大家看到这样一种可能性。不是一毕业就一定要去大城市闯。”
她观察过镇上的年轻人，在这个外来人口占据一半的工业小镇，年轻人以新居民为主，夜幕降临时，很多年轻人喜欢去镇中心广场那里跳舞。“他们多在企业上班或自己做生意。小镇本地的年轻人回来的话，很多是照看家里的生意，他们都很脚踏实地地工作生活。”
工作带来的满足感也很快来到。陆惠负责的亲子早教，固定参与活动的家庭从初期的8对增长至30余对，服务家庭也从40对增长至120多对。她还发现，虽然有为是小镇上的公益机构，却也在对接很多国际、国内优秀的公益资源。“5月20日，我们举办了520美丽有爱亲子派对，当时的志愿者是上海赶过来的，基本上是海外留学回来的，还有外国人。”
寻找光的年轻人，也在成为小镇孩子们的光。
根据《2024中国县域高质量发展研究》，嘉兴市的海宁市、桐乡市、平湖市、嘉善县、海盐县等五个县（市）纷纷上榜全国百强县。作为城乡差距连续20年保持全省最小的地市，无论嘉兴的县城还是乡村，都是不少年轻人共同的选择。
县城、乡村为年轻人打开了更多就业空间，而年轻人大胆、热情，有技能、有创意，也是激活县城、激活乡村的能量。
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回到县城和村镇的他们都开启了自己不同的人生，他们会最终留下来吗，他们会吸引更多年轻人回来吗？
随着年轻人就业态度发生变化，其实不管在哪里，只要找到归属感才是最重要的。我们乐观地相信，会有更多美好的县城故事被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