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勇：基本没可能将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保持在3%以上
周天勇：东北财经大学国民经济工程实验室主任
有学者建议中国可以找出更多的新生产要素，其可以成为未来经济增长的新动能。为什么产生了对“全要素”概念的误读呢？问题出在对“全要素生产率”概念的误解上。全要素生产率概念是怎么来的呢？前身是国民经济核算上的残差和余值。
一是国民经济用生产法、收入法和支出法三者相平衡核算。但是，有时出现三者之间的不相等。如收入法的GDP大于或者小于生产法的GDP。国民经济核算上对这种不平衡称之为残差，从GDP多出来一部分，也称之为余值。
二是用生产函数核算时，也会发生这样的现象：即假定今年的劳动力、资本投入数量未变，产出系数也未变，但是，产出多出来一部分。假定去年的产量是100，今年多出来的部分是3，从生产率看是去年的103%。但是，多出来的3%来源于哪个要素的投入产出，并没有清晰的分解。只是笼统地归于教育、知识、科学、技术、人力资本、企业家、技术应用、管理等等因素，它们带来了新劳动和资本投入以外的增长。于是就把这部分说不清楚的生产率起了个名，叫全要素生产率。不管你怎样核算，这种由于技术进步、改革释放等形成的余值在现有的核算办法中，已经包含在GDP里了，只不过是人们不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而已。逻辑上讲，我们将其分解的意义在于，我们从哪个方向还能够提高生产率。但不是指找出更多的生产要素。
全要素生产率是一个将国民生产总值中，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一部分残差或余值，都归到了它里边的一种经济学表述。
各种主流经济模型，考虑劳动的负增长，资本增长率和边际收益率下降，并按照一般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趋势，仿真中国经济未来10年还能够增长5%以上的可能性不大。预测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速度在1.5%到3.5%之间。
我们将教育、知识、科学、技术、人力资本、企业家、技术应用、管理等等，都包括在一起，其带来的增长称之全要素生产率（简称TFP）。有的学者假定将其增长率推高到3%以上，将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提高到80%以上，加上要素投入产出增长的部分，就可以将增长速度支撑在5%以上。当然，这是一个很好的愿望。
但是，中国未来将广义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保持在3%及其以上基本上没有可能性。
一般市场经济国家对微观经济不进行干预。因此，其不存在因干预市场体制安排和变化造成的效率损失和资源的无价值，也不存在体制改革会提高效率和获得无价值资源的溢值。因而，其全要素生产率几乎由技术进步等创新而获得。全球总体上，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不仅平缓，还有增长不断下降的趋势。
而且从世界各国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有关数据比较看，当改革力度较大、国民经济景气和增长速度较快时，技术产业创新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幅度也高；反之，其增长幅度低，甚至为负。
未来中国依靠创新能够使广义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增长3%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如果措施得当，可以翻负为正，做的好在0.5%左右，做的再好最多也可能超不过0.8%。
学界也承认体制改革释放了生产力，也用各种主流流动实体变量模型解释和预测中国经济过去的奇迹和未来的增长。然而，看不到其分析中体制安排和变化如何造成了产出和增长的损失或者增加增速。这样，即使在论文的结尾处，提出若干经济体制改革的建议，也看不出它们与正文有什么样内在和针对性的关系。这样的分析论证，猜测和武断地认为改革推动增长，别说是决策者，笔者也难以相信。不知道体制安排和变化的内因如何在数理逻辑上内生地影响了产出和增长之结果，也就无法形成体制改革的结构、重点、时间和力度等方面较为科学的方案。
片面强调广义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造成了体制改革的可有可无。给人们一种感觉是，既然通过广义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增长3%，加上自然经济增长率2%，就可以达到5%，那么体制改革是一件难度较大和费力的事，何必向其投入如此多的精力和时间呢？
中国的体制国情，是一个计划行政与市场机制二元特长周期并存的国家。其生产-分配-需求系统，并不是市场经济国家的自然系统，市场经济国家干预只是在宏观部分设置有财政和货币政策流动性的注入和收缩装置。而中国这一国民经济系统上，并不只是有宏观总量的财政和货币流动性收缩和注入装置，更需要认识到的是，在其微观系统部分，也布满了各种各样影响生产-分配-需求运行和产出的计划行政体制装置。计划行政影响的部分，有各种偏差值。
我们计算，二十届三中全会后2025年开始到2035年间，如果进行大力度并全面深化体制改革，总计可获得3.78个百分点的新增长潜能。其中：技术创新体制机制改革、劳动资本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土地要素市场及资产化改革获得的新增长潜能分别占总的改革新增长潜能的13.23%、28.19%和58.59%。以上改革带来的增长潜能，加上劳动力和资本要素投入增长率1.5%，总计可以实现年均5.28%的经济增长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