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档案｜民国一位高层官员的日常开支与收入管窥

王伯群（1885-1944），原名文选，以字行，贵州兴义人，以1915年策划护国运动、宣布贵州独立声震遐迩，历任贵州黔中道尹、广州军政府交通部长、贵州省长、北伐东路军总参议、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常务）、交通部长兼招商局监督，以及交通大学校长和大夏大学校长等职。

王伯群有写日记的习惯，笔者有幸阅读到《王伯群日记》（手稿本）。日记是个人思想、经历的记载，是知人论世的重要凭据，透过日记可以真实地了解撰写者的行为和思想轨迹。与同时期其他官员的日记相比，王伯群日记中各种日常生活开支与收入等数据记录甚详。本文以王伯群日记记载为基础，对其日常收支进行分析，借此探讨其经济来源和人际往来，试图描摹民国高层官员的生存状态，以期对民国时期的民众生活和社会经济有更深层次的认识和了解。

投资性支出与收入

从王伯群日记记载来看，民国高层官员除了领用俸禄外，还会利用自有资金、手中权力和人脉关系等进行投资。王伯群的主要投资项目包括实业、贸易、银行、股票、军队、报纸、商业地产和放高利贷等。

（一）投资实业

实业和贸易投资贯穿王伯群的一生。

一是创办群益社。1917年，担任贵州黔中道尹的王氏创办群益社，主办全省矿务，发展社员9000余人。

二是成立贵州裕黔公司。1918年4月，王伯群等人创办贵州裕黔公司，从事茶丝贸易、开发铜仁矿产等，华之鸿、张彭年等担任董事，王伯群的二妹夫赵守恒负责遵义等地茶丝业务，“以黔币两千元货物数交赵带往遵义”。该公司后来委托严仁珊负责经营，1930年承建上海大夏大学宿舍群力斋。

三是投资火油公司。1933年3月15日，王伯群“筹货五万元”与交通部邮政储金汇业总局原局长刘书蕃、美国普林公司合作成立中美火油公司，筹建厂房，专司火油贸易。5月30日，“缴股款一万两千五百元”。9月1日，又“以洋三万七千元入中美公司第二三期股款”。投资火油公司，王氏一直没有盈利，1941年2月21日，闻中美火油公司经营不善，拟“八万出售”，但因美方股东反对而作罢。

四是投资永岸盐号。1942年6月27日，贵州永岸盐号总经理刘玩泉慕名找到王伯群，提出永岸拟增资2000万元股份，王氏以身份入股并被聘为董事长。在详细了解相关行情后，王氏认为运销盐业，只要经理者不作弊，年可倍利，于是在10月3日将“十万元加入永岸销商作股款”。1943年8月24日，王氏得刘玩泉结账，“每万元一股得利9320元，超过预料”，又得一张10万元支票，“为董事长酬劳”。

五是投资仁岸商号。贵州食盐素仰川省，抗战时期，黔省仁、綦、涪三岸盐商歇业，为避免因食盐短缺造成民众恐慌，以上海银行为背景的大业公司，获准接管仁岸运销食盐的业务。为实现“黔盐应由黔人办”之目的，王伯群于1942年8月亲赴重庆调查该公司运作背景，并与妹夫何应钦商讨如何夺回仁岸盐务运销权。1943年2月25日，作为仁岸商号董事长的王氏，统筹成立仁边销区官盐委托运销总处。1944年2月20日，与总经理伍效高、孙蕴奇等筹谋公司资本及财务状况，决定增资至1亿元。

（二）投资银行和股票

王伯群素有治理财政的丰富经验，1916年曾协助贵州省长刘显世治理财政和解决军饷危机，1917年发行裕黔公司钱票，1923年与吴宗濂、蒋尊簋等发起成立资本额定500万元的上海岭南银行，1927年3月当选为苏沪财委委员，1929年任国民政府内外债整理委员会委员、中国国货银行筹备委员，1930年创立上海邮政储金汇业总局，1931年任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除担任政府相关要职外，王氏还以个人身份担任浙江实业银行董事，大量购买上海银行、国华银行、广东银行，以及上海电车、业广公司、祥新面粉厂等股票，参股建国银行和聚康银行，以资获利。

一是担任浙江实业银行董事。1929年王氏当选为浙江实业银行董事。其1935年8月31日日记记载：“浙实夫马费二百九十余元。”因为是董事，王自然更愿意把款存入该行以获红利。从1932年至1935年，从浙实银行共获股息8805元。1933年12月18日，往该行“收取上半年股票一千四百八十五元”。1934年8月15日，取“股息二千九百七十元”。1935年8月31日，“取股息一千三百五十元正”。

二是购买上海银行、国华银行等股票。据王伯群日记记载，1931年至1941年十余年间，他从上海银行共得股息13320.5元。1931年8月3日，往上海银行嘱杨敦甫代购股票，“杨告之每股约需四百十五元”。1932年1月18日，“将五千元收条交杨（敦甫）换取股票”。10月1日，“取上半年股息计二千余元”。1933年8月24日，取股息“二千二百五十元”。1934年2月1日，得“股息二千二百五十元”。1935年1月31日，从股息中“取二千元归”。1941年8月30日，往该行取股息“千元拟汇安经畲作马价”。

据1933年、1934年两年日记记载统计，王伯群从国华银行获利4493元。如1933年2月1日，往国华银行“取股息一千八百五十三元”；1934年4月17日，“往国华取去年利息一千五百元”。

王伯群还购买祥新面粉厂等股票。1933年5月30日，请杨敦甫“代入祥新面粉厂股份五千元”。1934年2月1日，至广东银行“取利息二千四百港纸，合国币二千六百四十九元二角三分”。1934年6月18日，任嗣达来借款，王氏“乃将值三万两之业广公司股票八百股，值一万两之电车公司股票三百股，交伊抵押一万五千元为限以济用”，可见王氏买有不少业广公司及上海电车公司股票。投资股票自然有赚有赔，仅在1934年上半年，王伯群投资股票损失达十万元。是年6月20日日记记述：“今年统计，因命运不佳，各种股票损失在十万左右，几于影响生活。”12月28日，询知广东银行去今两年营业不佳，故本年股息均发不出，“恐该行股票将大损失矣”。

三是入股建国银行。1942年4月8日，建国银行董事长刘经泮计划为银行和建国实业公司增资扩股，其中银行增股至500万，公司增资100万，经营制造木炭炉装配汽车船，刘极力邀请王伯群入股。4月17日下午，王氏出席建国银行创立会，当选为董事，“会后以二万元加入股款”。

四是投资聚康银行。抗战初期，贵州商人刘熙乙、刘玩泉和孙蕴奇等拟集资组建一家商业性金融机构，因财政部和经济部已停止钱庄注册，他们找到王伯群合作。1942年6月，经王伯群疏通和运作，以法币30万元购得重庆“聚康银号”招牌，不久便获经济部批准，由银号改为银行。1943年5月1日，聚康银行注册资金为法币1000万元，年底增资到4000万。因王氏功劳卓著，公司给予50万干股，并被推为董事长。5月7日，王氏个人“以支票三万元在渝取入聚康股份”。至1944年底，该行在安顺、梧州、长沙等地设立分行，业务区域大为拓展。

（三）投资军队

资助一支军队是王伯群有别于其他高层官员的独特投资经历。王氏曾两次受令入黔组阁。第一次是1921年9月21日被孙中山任命为贵州省省长。次年4月，他筹资10万元，组建一支军队赴黔履职，行抵贵州铜仁时，遭遇“定黔军”袁祖铭部阻击。经过近两个月的厮杀对决，见难敌对手，王伯群便撤回上海，第一次贵州组阁失败。

第二次是1932年5月20日，国民政府任命王伯群为“川滇黔视察专使”，护送新任命的黔省省府委员及各厅厅长就职，结果其亲手扶植的贵州省主席王家烈反水。王伯群极为懊恼，决定再扶植一支军队，前后投资3万余元资助了两个师。1932年6月21日和8月25日，王伯群在重庆分别会晤原黔军43军第3师师长雷鸣九和教导师师长杨其昌，商讨召集43军旧人组建军队计划。是年12月24日，王氏向蒋介石、何应钦提议“中央直接遣一万人一师或两旅乘机入黔”。蒋虽表赞同，但并未切实予以支持。王伯群自交通部长位置卸职一年，一直没被安排新的实职，他便找到何应钦，表示自己愿意回黔执政。见何没有正面答复，王氏便决定委托赵守恒对接资助雷、杨两人。1933年2月20日，王氏“驱车往上海行取现款四千元，携交守恒转至雷”。5月24日，“允为之设法四五千元”。6月6日，又“答应至多六千元，交赵上海行支票一纸，嘱其设法汇寄”。10月14日，按照雷、杨要求“购军毯四千张，又将无线电一座加配零件赠之，约计万余元”。11月20日，又“交赵购物款三千六百元”。至此，王氏资助雷、杨部队超过3万元。11月25日日记载：“为黔事及黔友等共又破三万余金矣。”然而，王伯群近三年的倾力资助，以雷鸣九战死而告终。1935年6月20日日记写道：“午后，守恒来谈及雷鸣九之死，非常歉然。相对感叹久之！”

（四）投资《时事新报》和《晶报》

王伯群是个老报人，1912年后担任章太炎主编的《大共和日报》编辑、记者凡三年。1931年10月3日，当《时事新报》董事长张竹平来谈合作时，王氏即答“以待具体方案出来后将竭力赞助”。翌年4月11日，王氏“决先承担每月四百元，令其恢复”。4月13日，张竹平“颇希望为之召股两万”。为凑足并达到张的要求，王氏还鼓动何应钦加入股份。4月23日，何夫人王文湘以5000元用“永康堂”股户名入股《时事新报》。1932年，王伯群还入股当年办报同事钱芥尘创办、余大雄主编的《晶报》，10月2日，“请许修直代交《晶报》股款五百元”。1934年2月，王氏再投8000元资助张的新闻事业。王氏投资《时事新报》和《晶报》，虽然没有分到股红，但听闻孔祥熙拟收购“四社”时，还是颇为心痛。1935年5月1日，张被迫辞总经理职。5月5日，王氏闻“孔以七万五千元与竹平将四社收买而去，并令张竹平永远不得办报，殊特异也”。

（五）投资商业地产

投资和出租房产是王伯群主要收入来源之一。

一是出租贵阳护国路别墅。1921年王伯群以月租100元把此房产租赁给贵州邮政局。1933年11月21日作复该局云：“房租准减为每月一百元，较前次所提条件让步。”此房产一直出租到1937年底。以此推算，1921年至1937年的十六年，该房屋出租获利至少19200元。

二是出租贵阳水口市碾坊。1942年8月27日，贵阳市财政局局长赵鸿德与王伯群“谈水口市碾房租借事”，王氏许以每月3000元出租，一年房租36000元。1943年7月，见房租迟未交来，便直接催交。7月15日，赵来“交五、六、七各月碾租，计米七石五斗，合国币九千元”。

三是出租上海张园华严里房屋。华严里的部分房产委托国华银行信托部代租。1933年8月12日，国华信托部杨某“以月租一百零五元”出租华严里12号房。10月18日，“收国华银行交来房租一千一百四十元”。1935年3月7日，收“国华送来房租十二月份除水电修理外，共存一千八百九十余元”。4月22日，“国华送来三月房租一千二百余元”。1941年1月3日，得保祥麟“交来本年一月至三月份上海华严里三十二号房租二百四十元”。1943年9月9日，得陈丹士谓“上海华严里房产已确定非敌产，所收房租积有万元，现改收伪币并加百分之五十，不汇至内地及不交上海银行，以避敌没收”。

（六）放高利贷

1941年1月，王伯群借给福昌公司吴仲谋2万元，吴以贵阳大剧院地契抵借，谢纫秋为中介人，“月息二分，另加红息二分，中人由红息内纳用金五厘”。1942年9月29日，华问渠来谈借款事，王氏“允借十万元，月息五分，两月为期。拟明日定约以契纸值二十万元者作抵云”。1944年4月25日，收到“周绍阳托杨秋帆交来资金十一万，利息九万三千二百三十二元”。6月29日，“得吴志高退还粮价款一万元和存款六月份利息”。7月4日，斯卓然太太为人借款，王氏“凑八万元交之，以金首饰六两余为质，每十元月息一元二角”。

从王伯群日记的这些记载可以发现，王氏投资领域广泛，有着稳定回报和巨额获利，虽然也有投资失算和失败，但王伯群的投资经历总体彰显了其超强的投资意识和擅长理财的能力。

二、生活消费支出

从王伯群日记记载来看，其生活消费支出主要在于购地建造房屋、购买字画碑帖古籍、家用日常、购买汽车和打麻将等。

（一）购地建造房屋等支出

王伯群的房产分布在贵阳、上海、南京和杭州等地，共计25处，包括贵阳护国路别墅、水市口碾房和正义路70号房产各1幢；杭州孤山后路1号洋房1幢；南京普陀路8号花园洋房1幢、平房2幢，青岛路青岛新村37号别墅1幢；上海泰兴路56弄张园华严里16幢，愚园路1136弄31号别墅1幢等。其中，购建贵阳水市口碾房和正义路房产、杭州洋房、南京普陀路洋房和上海泰兴路房产的支出查无记载。

早在1918年，王伯群与胞弟王文华在贵阳大井坎（今护国路）各造一别墅。从王伯群给王文华的信中可知购买地基的价格，“大井坎地基价约一千五百两”。

1929年王伯群购买上海愚园路1136弄31号10.9亩土地，并于1933年10月建成别墅一座。该房产地价及造价不菲，1933年8月24日日记记载：“（建造）合同五万八千两，加地皮十余万云。”该别墅绿化和房捐、地税等也是一大支出。根据1932年至1935年三年日记记载统计，王伯群在该别墅花园布置上总计花费4290元。其中上千元的有两次，1932年10月8日，“约黄德邻来谈种花木事，并付款洋一千元”。12月11日，“支付黄岳渊花木费一千五百元”。工部局对该住宅估价30余万两，要求按月租2000两标准缴纳房捐。王氏认为不合理，当以造屋合同为证，最后谈妥为年房捐为120元，地税为150元。1933年9月23日日记云：“已与工部局接洽妥当，以每月租金千元为标准纳捐百二十元。”王虽嫌价高，但也“只好忍受，而愤中国之弱不能收回租界受外人苛待也”。华严里16幢楼的地税月均100余元，1935年9月18日日记载：“往高易公馆付民国二十四年度下届张园华严里地亩捐，去洋六百二十元五角三分正。”

1927年4月王伯群上任国民政府交通部长后，履职住宿都是租用民房，月租金为150元。1931年王伯群续弦保志宁，次年决定在南京青岛路建一座别墅，1935年建成，共花费42955元。其中包括：（1）购地及树木等费19600元，1932年11月6日支付张谨农“代购地价洋四千元正，合前三千共计七千”，1933年6月19日在盘珠桥再购四亩，“议定为每亩三千元，外加围墙树木费六百元”；（2）房屋图纸设计费4000元；（3）造屋价费14000元，1934年1月31日“陈元之益泰厂于京屋允一万四千元承造”；（4）周围篱笆、水电、路灯等费5355元。该别墅于日军侵占南京时被毁。

（二）收购字画、碑拓和古籍等

王伯群一生嗜好收藏字画，也擅篆隶。1932年4月11日收购《夏承碑》是他投入最大、收获感最强的一次消费。王氏“为保存古物，免致流出海外”，决定出资5000元从庄思缄夫人手中购得此碑帖。另一次购买达到5000元的是1934年4月23日，从受古斋书店订购59种古籍。

王伯群购买碑拓、字画和古籍，时间集中在1932年至1935年。究其原因，一方面已卸交通部长职，相对比较空闲；另一方面则以消费字画来消解政治上的失落或失望感。据日记记载统计，此期间，王氏在南京的访古斋、荣宝斋，北京的琉璃厂、悦古斋，南昌的扫叶山房和上海的受古斋、商务书馆等共消费23930元，实际花销应该不止这些。具体情况可见表1。

全面抗战开始后，王伯群在碑拓、字画和古籍方面的购买力断崖式下跌。1941年12月28日，购“《俄国文学史》一册，破六元五角”。1942年3月31日，购“巴金小说《家》一册，实费四十五元，昂矣哉”。1943年5月7日，过商务书馆，“选购文字学、词曲学之书籍数种，破费三百数十元”。

（三）家用日常

王伯群的家庭比较庞大，成员众多，其父早逝，母亲一直随他生活；他与保志宁育有一子四女；大姐王文碧寡居，收养一子一女；胞弟王文华遗孀段小菊、张学兰及其三个子女需要他的照顾；二妹王文潇中年丧夫，抚养四个子女；四堂弟王文渊三个子女也经常需要接济。王伯群日常家用主要支出如下：

一是吃穿用、佣人和教育消费。从王伯群日记推断，1930年代王氏家庭一月开支至少需要1000元。1932年7月20日，王氏接家中来函，“言家中近两月开支增至每月一千三百之谱”。到了1940年代，一月开支为2万至4万元。1943年10月14日，王氏接夫人保志宁家用账本，见“九月五日至十月十日用出四万元之谱，殊巨也”。

王伯群日记中有很多支付家用的记录。1932年10月1日，“以七百交大姊作本月母亲处一切开支”。1934年1月2日，答复秘书郑硕贞函，以政府薪金“支其12月津贴二百元，支付京寓佣人工资、电灯话费六十元、光华照相馆八元等”。7月2日，“接北极公司送来冰箱一个，价八百二十元”。1935年6月4日，王记录家庭开支账目：（1）代保、赵二住宅付良记水电等费二千五百零七元六角；（2）代赵、保二宅付沈川记正价二千四百七十元正（已扣火炉三百元），加价一千三百二十七元八角；（3）付开能达电线费二百二十元零四角二分；（4）荣宝斋各文具费七十元正；（5）付花匠及剪草人工洋三十二元。7月16日，“支票现款共五百二十元交大姐作今后四十日之家用，八十元与张氏弟媳，二百五十元交时日华代支一切”。10月7日，“厨役做工三日破费六元，又给以工资及路费六元”。1941年1月23日，接郭润生“专人送来出售的大青马现款七百元，用此马款换买十子连珠手枪一支、子弹三十枚”。1943年10月18日，为王德辅购皮鞋，“每双九十元”。1944年4月2日，购“皮鞋一双送何丽珠，去国币二千五百元”。

王伯群还承担晚辈教育方面的费用。1934年8月26日，购手帕480条、汗衣480件，“共破费二百数十元，令复安携往赠该校”。1935年7月9日，“以洋三十元交王远业、王复安交暑期学费”。1939年4月30日，参加三堂弟王文彦之子王祖德满十龄宴，“赠自来水笔，破费十五元，益智图一册二元”。

王伯群作为政府高层官员，为社交礼仪之需，经常定制服装。1934年11月13日，在恒润泰购一件黑紫羔“去洋二百二十元”。1935年4月24日，“往法租界俄人店中购皮鞋共三双，破费三十二元；又买衬衣二件，破费六元，领带一条一元”。10月2日，“接恒生送来洋服一套，合秋衣一套，共付大洋一百三十元”。1942年3月24日，至重庆都邮街购得西装材料“价总在二千五百元以上”。4月14日，游上清寺，“归途购衫衣二件，破费三百元”。

二是聘请私人秘书。作为国民政府高层官员，王伯群配有专职秘书郑硕贞。此外，他经常聘请私人秘书，专事撰写一般文稿和整理家庭书籍。1934年1月3日，“每月拟筹七十元请一人代作应酬文字，并整理图书”，后聘用同乡吕伯敬，实际支付比这要多。1935年2月23日，改请大夏学生孟杰编理书目，“给津贴五十元正”。3月24日，换请大夏学生高芝生，“有上海支票洋一百二十元作本月薪水”。9月2日，借给“高芝生大洋三百元，用于其还债及接济乃弟学费”。

三是医疗费。王伯群的弟媳段小菊和侄女王吉寿先后罹患骨癌。1933年2月28日，代付段“每月医药费二百元”。1934年6月10日，以400元续为侄女王吉寿治病。12月30日，以700元“给王吉寿付宝泾医院医疗费”。1934年5月30日，保志宁在宏恩医院产子，“住院十六天及生产时一切药物等，共付去大洋三百四十六元六角正，赏佣人等共五十元余”。是年7月，王母患病，王伯群闻龟龄丹有利治病，于8月22日和9月4日，前后汇290元至山西太谷县延龄堂买上等龟龄。其妹夫何应钦专门从北京介绍著名中医施今墨南下诊治。9月12日，接何应钦航快信，告施往来一周，“每日诊费二百元，往来车费等另送”，“敬之已垫付一千元及车资一百二十元”。9月16日，王“以大洋五百二十元交施，声明四百元系补出诊费尾数，一百二十元系回北平旅费”。

王伯群有头痛、痔漏和神经痛的宿疾，遍访中西医诊治。1934年2月24日，召曾为孙中山诊病的中医陆仲安来诊治，但未见效，遂改请西医。4月24日，以“上海支票洋一千元给马得力医生”。有人介绍四川中医陈术仁前来治疾，1935年1月至6月，王共支付其诊费近千元。6月3日日记记载，“计算自本年一月起到现在已支洋八九百元”。8月19日，请傅幼卿医生实施痔漏管手术，“与诊费三百元”。1941年2月27日，王氏牙痛，“到罗文刚家治牙，付罗二百元”。8月19日，“赴罗文刚处治牙，交赤金一两六分”。1942年12月11日，赴军委会购散利痛一盒，价一百三十元。1943年3月13日，“往张书林处治牙，并付治牙费二千元”。以上为不完全的治病开支，从其记录的治病花销来看，一般家庭恐无法承担。

（四）丧葬费

在王伯群的大家族中，丧葬费也是一笔大开支。自1927年至1937年，王伯群先后有七位亲人离世：1927年8月儿子王实夫病亡，1928年冬结发妻子周光帼去世，1933年7月弟媳段小菊骨癌离世，1934年3月儿子王祖泽夭折、9月母亲撒手人寰，1936年11月大姐王文碧病故，1937年2月妹夫赵守恒因腰病去世。王伯群既要忍受失去亲人的痛苦，也要承担不菲的丧葬费。王实夫和周光帼葬于永安公墓，丧葬费不见记载。段小菊丧葬费前后至少花费4350元。1933年9月9日其日记记载：“与中国殡仪馆结算二弟媳丧葬各费，共付出洋二千九百五十余元。”次年4月11日，支付马新记石工“为弟媳修墓工价洋三百元，合前两次已付一千四百元”。

对于事亲尤孝的王伯群，母亲的逝世令他倍感忧伤，在丧葬礼仪、墓地建设上不惜投入，总计支出22578.49元。主要包括：（1）丧事接待花费3340余元，1934年9月17日母丧第二天，“交款陈丹士一千五百余元，代开支一切”，10月31日与陈结账，“又支去一千八百数十元”；（2）墓地设计花费3000元；（3）购买墓穴4500元；（4）墓园建设15000元，10月17日日记记载：“赵守恒往永安公墓视母亲墓工建设，预计全部石工完成在一万五千元。”

1942年，堂妹王文滺的丈夫胡用予在贵阳病逝，王伯群“代付医院和丧葬费款一万零一百二十三点四六元”。

（五）购买汽车、房屋修缮等大宗消费

汽车是王伯群日常交通必需品，上海、南京、贵阳各用一部。1933年王伯群以5400元购置新车，是年5月31日日记记载：“飞星送汽车至，付车价上海行支票二张。”一张“四千元，六月一日期”，一张“一千四百元，六月十四日期”。1934年6月1日，王氏与海丰车行谈以旧换新，“旧汽车价言可售一千五百元”。除了汽车，还得雇司机，1935年3月18日日记记载：“雇车夫赵阿五，言定工钱一月卅五元，给饭吃，带往南京用。”全面抗战爆发后，王氏西迁到贵阳，花10000元从缅甸购置一部新车，1941年3月21日日记记载：“借王文湘一万元汇仰光购车用。”汽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1941年3月4日，“得何辑五汽油两大桶，计三千五百元”。1942年11月16日，“请周佐治买汽油三十加仑，付款三千四百五十元正”。

1939年7月29日，王伯群为修缮贵阳护国路东屋支出不少，“春间欲修理东屋，听修理工开价为五千数百元，近令贵阳建筑公司再开，则增至一万五千多元”。1941年2月6日，赵发智“引荐一工人来种树植花等，言月薪二十二元”。1943年8月9日，支付“油漆匠国币三千元，合前共支五千元”。

在日常生活中，王伯群对必要开支很大方，但对自己有时比较苛刻。1935年9月18日，夫人保志宁见其帽子已破，欲在永安公司以20元购之，王氏“以价昂，遂作罢”。1942年10月27日，“见有旧墨五块，半斤标为一千五百元”，叹“可望而不可及”。1944年6月28日，赴巴黎理发店剪发花销90元，惊叹“较重庆高出一倍，殊令人心悸”。

（六）麻将等消闲型消费

王伯群业余最喜书法，其次是打太极，第三是打麻将（或称竹游、竹叙、方城、叶子戏等）。他在日记中经常记载打麻将的输赢，时间多在外出视察、政余宾退和寒暑假期间，晚年尤甚。如1932年6月初至9月中旬，王氏视察西南，路途常以打麻将排遣无聊和寂寞。1930年至1944年期间，有记载具体输赢数的共有85次，其中输牌56次，计35299元；赢牌19次，计26520元。牌友既有何应钦、张群、杨永泰、李仲公等军政大员，也有钱永铭、杜月笙、张啸林等金融家和沪上闻人，更多的是何辑五、杨秋帆、吴厚安等乡友。具体统计见表2。

王伯群的牌技并不高超，他在输牌后经常自嘲甚至自黑。1942年7月26日，与窦觉苍、韩善甫搓麻将输300余元，他自嘲云：“余术不良耶，抑果有运气之说耶，不然较予技不良者，何以常胜也。”1943年8月28日，与何辑五、叶再鸣等“竹叙”，“负五千二百元”后，自嘲道：“与性不相近之人游，异常不快，而无一可意之竹局，令人闷煞。然何欲胜之心较他人为切，且不顾多，予亦可成其志矣。”1944年4月19日，与何朝宗等“竹游”负四千八百元，王氏自叹“真劳民伤财也”。

三、应酬性支出

本文所指的应酬性支出，主要是指在人际交往过程中，因婚丧嫁娶、聚会、捐资和赏赐等礼尚往来而产生的费用。从王伯群日记可见，这类支出主要有如下几类：

（一）红白喜事等支出

当遇到官场同僚、戚友或老乡有红白喜事时，按照习俗和惯例需要送礼。王伯群有时直接送礼金，有时以物代金。1931年6月10日，杜月笙浦东杜家祠堂落成典礼，王氏委托蔡培代表自己参加并送喜仪。12月17日，闻交通部秘书厅主任王漱芳结婚，赠200元贺礼。1932年3月17日，闻马懋勋生日，“托李景枞购陈酒百斤，火腿四条祝寿”。1935年2月8日，命人送喜幛贺前国务总理熊希龄与毛彦文结婚。3月6日，“汇洋十元与常州王启良作结婚贺仪”，同时准备“祭幛一张送鲁涤平”。9月29日，闻蒋百里诞生纪念，“略备微仪（菜单二十元），借申祝悃云云”。1941年5月11日，赴东吴食府“为钱庆焘、王范坤二人证婚，并赠贺仪礼券二十元”。7月30日，贵州省长吴鼎昌之女结婚，“备一帐赠之”。1942年3月5日，闻何应禄在兴义祝寿，“备一寿屏篆数语赠之，并赠玻璃大盘一对”。10月11日，大夏校友杨士元与名伶卢翠兰结婚，“赠子贺仪五十元”。抗战后期，王伯群手头拮据，多以赠字祝贺。1943年7月2日，“写单条两幅，一赠黄正琳与颜瑛结婚礼，一赠刘公正结婚用”。

（二）同僚、家人、戚友聚会支出

王伯群素来好客，在他的日常生活记录中，赴约聚会、聚餐、请客等记载比比皆是，有时一天赶赴几场宴会。王伯群对于聚餐的具体花资基本没有记载，但凡宴请戚友或同乡，王伯群常记载花销，并对菜品或菜价进行评论。

1934年11月21日，致秘书郑硕贞一信，“令其在京备三十元酒菜一席”，款待四川督办刘湘。12月11日，在南京美丽川菜馆宴请何辑五、郭润生、王文彦夫妇便饭，“然只用五菜，破费九元，可谓贵矣”。1935年3月13日，与岳父、保君健赴陶乐春晚餐，“点菜七八样，破费十二元，上海物价仍日愈贵矣”。7月14日，与何应钦伉俪相约往上海国际饭店，“四人餐竟破费三十余元。其间四人例价十六元，加龙虾三份六元，密瓜四元，可谓贵极矣”。7月27日，在青岛宴请李晓舫等六位大夏校友，“破费二十六七元，每位几达四元半”。他叹道：“可谓敲竹杠矣。生活程度太高，贫富太悬殊，此亦可见一斑也。”

1941年3月16日，王伯群在遵义午餐“破费二十五元”，叹“比去年加昂倍”。9月23日，王氏56岁生日，宴请宾客后决算“计酒款各费六百四十元；烟三十六盒，计四百元；迎宾楼决算生辰宴客酒席计三千三百六十余元”。1942年4月20日，与宋述樵在重庆俄国餐馆用餐，“破费一百元法币，物价之高涨，真人不可思议”。4月29日，宴请李仲公等，“在小洞天中餐，七人只破费二百三十元”。1943年1月23日，在胜利大厦宴吴俊升、张廷休和王裕凯等5人，“破费七百元”。7月25日，在贵阳宴刘天宏夫妇等中饭，“菜可口，破费九百元”。

1944年一年，王伯群请客花销至少35750元。1月23日，在贵阳招待所宴客，“共到四十五人，破费六千九百元”。2月8日，宴请梅贻琦、吴泽霖两伉俪等26人西餐，“破费四千一百元，较中菜在家稍节省也”。3月18日，在重庆约王毓祥等晚餐，“四菜一汤，破费一千一百元，较去年又昂一倍”。3月21日，在外交协会“宴李藻孙西餐，破费五百五十元”。4月3日，与邓汉祥、刘熙乙宴请“川省金融界有银行盐务关系之政界共四十余人，共破费两万余云”。4月26日，在贵阳卡尔登宴保骏迪等西餐，“破费一千七百元”。6月20日，赴贵阳招待所宴樊震初父子、吴经熊、欧元怀等5人，“共破费一千四百元”。

（三）捐资、资助和赏赐他人

一是公益捐资。根据日记记载统计，1932年至1941年，王伯群公益捐资10820元。1932年11月11日，为湖属水灾捐款60元。12月3日，接待中央通讯社探访主任冯有真，“为通讯社捐资二百元”。12月3日，为黄源深的“治平中学捐资二十元”。12月5日，为童子军数人“慨捐二十元”。1934年1月25日，往励志社赴蒋介石、汪精卫等为蝗灾募捐宴，见“汪蒋均捐五千元”，“慨捐五百元”。1939年6月5日，赴贵州省党部出席教育部主办的巡回戏剧教育团筹捐基金公演，“购两元券二十张，分赠戚友”。1941年4月27日，偕保志宁至桐梓三多寺视察儿童保育院，“捐赠一万元，略训勉数语而归”。

二是资助乡人和青年学生等。他于1917年和1919年两次资助王若飞出洋留学。1930年筹资为业师姚华结集出版《弗堂类稿》文集。1932年至1944年，在日记中能见记录的，共资助9445元。1932年5月9日，闻交通部属下“杨克天失业，以四百元济之”。10月22日，助郭润生“二百元赴京旅费”。12月12日，资助双清、符矩存两夫人2000元。1933年3月15日，接济孙勤政表弟回贵州旅费300元。11月26日，为大夏贵州籍学生“《黔同轩》捐款二十元”。11月28日，资助“六百元为贵州学生回黔川资”。12月14日，为大夏“师专学生代表捐大洋十五元”。1934年3月9日，“赠蒋国尹旅费一百元，勉励数语”。4月29日，“给段叔瑜三百元作川资”。5月26日，高昌琦来说某杂志困难万状，“赞助六十元，并表示每月补助一百元，以三个月为限”。11月7日，接待原交通部书记，“悯其困窘，特别助以四十元”。12月29日，托倪文亚“以四十元捐大夏青年社”。1935年1月18日，黔人陈养初来告别，“济以京交行支票洋一百元”。4月25日，与大夏学生邬海波、周鼎华谈教育学会事，“并捐款十元以为《教育杂志》印费”。9月22日，大夏毕业生方祖械、徐光字创办杭州清华中学，认捐1000元。11月28日，资助刘文焕“旅费一百元”。12月28日，资助“蒋国尹洋六十元”。1944年1月5日，见校友徐盛圭近况似焦窘，“当赠以二千元”。

三是赠送礼物和赏赐。王伯群赠送礼物对象多为政要，赏赐对象则多为车夫或佣人。1932年10月15日，王伯群宴请张啸林、杜月笙、宋子文等。宴后，“以川中带来土产丝绸一匹、夏布二匹、虫草二盒、云耳二盒、竹参一盒、被面二张赠宋子文”。10月19日，马懋勋来辞行，“以川产竹参、虫草、麝香、黔产茅台酒等物赠之”。11月14日，访于右任，“赠川中土产数件”。1943年1月3日，王伯群“以茅酒十二瓶分赠儒堂（王正廷）、新之（钱永铭）等三人”。往访许世英，“赠以白木耳一匣、奶粉二磅半”。4月12日，“嘱告窦觉苍备茅酒十瓶赠缪秋杰、王佩衡并函至近状”。

根据日记记载，仅在1941年，王伯群在重庆参加会议期间便赏赐车夫和佣人2940元。如9月22日，“赏韦民司机一百元”；10月13日，“赏何宅佣人共一千两百元”；10月21日，“赏邓宅佣人一千元”。1943年1月12日，以“白木耳匣赠张简哉，赏佣人一百元”。6月12日，“赏杨宅佣人三百元，赏司机及其大食两百元，给驾驶兵修理工人六百元；周济赵静之遗族五百元”。10月4日，“赠何丽珠、赵发蕙二人共二千元”。1944年8月25日，有人将丢失的爱犬送回，王氏“当给一千元赏格而去”。

结语

王伯群日记内容涵盖政治、交通、外交、教育和日常生活等诸多方面。本文通过爬梳日记中关于日常开支与收入的记载，有几点思考。

其一，王伯群日记史料有三个特点。一是具有真实性，王氏毕业于日本中央大学研究院经济学专业，盖科班出身，思维缜密，对数据较常人敏感，故日记记录日常开支数据多且翔实，日记的私密属性使其较一般官方统计更真实；二是具有代表性，王氏曾参与护国、护法、南北和议、国共合作、北伐、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九一八事变、淞沪抗战、七七事变、太平洋战争等国内外重大事件，曾任广州军政府交通部长、贵州省长、中央政治会议委员、交通部长等，是民国高层官员的一个代表，他的日常开支是这个群体官场生活的一个缩影；三是具有珍贵性，该日记史料生动还原了一个民国高级官员的日常经济生活，向人们展示了一幅真实的民国社会生活画卷。

其二，王伯群的日常开支反映了民国政要尤其是京官的生活状况。王氏任交通部长时，作为特任官，其官俸一年有9600元，收入远高于同时期的社会平均水平，彼时车夫年薪420元，花匠年薪288元，王的收入是一般职业的26至30倍，是大学教授的3至5倍。由此可见，王氏与普通民众的收入可谓有云泥之别。王氏与同僚、戚友、乡党等构建了一个多元而交织的政治和社会的交往空间，国府委员、交通部长的身份决定其交往层次高，而雄厚的财力和位高权重是维系其政治和社会交往空间的两大支柱。但若仅凭年薪，只能勉强维持其家庭基本生活，不足以支撑他与权力高层、金融巨头和社会闻人之间的交往，所以发挥自己在财政和金融理财方面的特长是不二选择。他通过投资企业、银行股票、出租房产和高利贷获取更多收益，以维系其政治和社会交往。王氏如此巨大的投入，折射出民国高层官员人际交往的高额成本，体现了这个阶层对更多利益和更大生存空间的追逐。

其三，王伯群的日常开支，提供了一份民国时期通货膨胀的佐证。从王氏餐饮消费支出可以发现，在1934年至1944年十年间，物价飙升，货币购买力急剧下降。从1937年7月至1939年下半年，年均物价涨幅为40%-50%，至1941年底，涨幅高达160%，至1944年，涨幅超过300%。1934年11月，王氏在南京美丽川菜馆宴请何辑五等5人，花费9元，人均1.8元。1935年7月，在上海国际饭店宴请何应钦等4人，消费30元，人均7.5元。1942年4月，王氏在重庆俄国菜馆宴请宋述樵，两人消费100元，人均50元。三个月之后的7月，他在贵阳宴请刘天宏等6人，消费900元，人均150元。1944年6月，在贵阳招待所宴请樊震初等5人破费1400元，人均达280元。十年间，餐饮消费从人均1.8元到280元，物价暴涨了150多倍，足以窥见抗战期间通胀之猛，足证当时政府财政政策的失败。

其四，王伯群的日常开支为我们提供了观察民国政局和世局的多重视角。民国成立后，军阀纷争，南北对峙。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虽然在名义上实现了全国统一，但川滇黔西南诸省依然各自为政，占地为王，这种中央名义统一和地方实质分治的局面，为王氏两次赴黔组阁留下了缝隙和机会，才有他两次共计投资13万余元收买军队、购买军备的个人行为。同时，投资军队的行为从另一侧面反映了王氏作为文官的人格理想，他虽有夺取地方政权之欲望，但不像其他军阀那样烧杀劫掠，搜刮民脂民膏，王氏只用自己的投资盈利资助军队，并提出“举贤任能，庶政公开，免除苛细捐税，裁减过量军额，振兴教育，发展交通”的治省方略，虽然以失败告终，仍可窥见王氏致力于地方安靖和国家中兴的人格理想和人生抱负。

（本文首发于《民国档案》2024年第2期，原题为《民国一位高层官员的日常开支与收入管窥——以王伯群日记为中心》，作者汤涛[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员]、喻世红[上海财经大学档案馆馆长、助理馆员]。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