丛台之史：丛台书院在丛台
转自：邯郸晚报
□侯廷生
丛台，是邯郸城的标志。据传建于战国，汉代为邯郸城内重要的地理坐标，《汉书·高后纪》里“吕后元年，赵王宫丛台灾”，成为丛台第一次进入正史的文字记载。
明清时期，邯郸城经过了拓展、增修、改筑，在嘉靖时期基本确立了城池规模。有亭有台，雉堞八里，有楼有瓮，四门通达，有池有河，便于防御。又处在南北东西交通要道，北通幽燕，南达河淮，东下山东，西入山西，虽城池狭小，却巍然屹立，是河北南大门，京畿襟喉地。这时的丛台，也经过几次扩城，已经与城墙紧密连在了一起。嘉靖十三年(1534)，兵备道副使杨彝在邯郸曾做了紧急修筑，把丛台通过甬道与城墙相连，而且还在丛台上建起了据胜亭。嘉靖二十五(1546)年，知县董威大规模修建城池，此后，尽管城池一修再修，却只是在这个基础上的整修。
在丛台的历史上，丛台书院，却是被忘记的一段历史。
丛台书院的前身，最早可以溯及明嘉靖中邯郸举人张成教在县西北创办的龙兴寺书院。龙兴寺是一座建造比较早的寺院。这里周边视野开阔，岗丘起伏，南距圣井岗不远，是一块风景极佳的好地方。嘉靖三十四年（1555），张成教在这里创办了龙兴寺书院，最多时招了学生19人，包括他自己的儿子和亲友的子女等。学生们日常在山水间学习，僧侣每餐撞钟召集他们。张成教对此生活欣然作诗并记录于《龙兴寺示诸生》诗序、《次马邑侯龙兴寺石泉宴集韵》和《龙兴寺修业碑记》中，他的举动改写了以往人们对书院历史的记忆。
就目前的资料看，邯郸城的书院历史，从明代中期开始。嘉靖三十四年，张成教在姜窑村西北的龙兴寺创办了书院并招收弟子，这一时期持续约两年，可称为“龙兴寺时期”。随后，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邯郸知县向淇拜访了这位当地的文化名人，并诚意邀请他在丛台下的旧寺里开设书院。
书院选址在“城之艮隅”（艮隅，指东北方；东北角。或某地东北方向）距离丛台不远，这一带是明成化年以后才纳入城区的新地，远离喧闹，环境优雅。知县向淇亲自设计规划，居于正中的公堂，后面是轩亭，左右各有教室；教室的东西两侧又建造号房二所，为学生宿舍。在大门口，由向淇亲自书写的“沁阳书院”四个大字，悬挂在门额。书院的左边为忠烈祠，祀蔺相如以下诸人；右边为贞烈祠，祀秦罗敷以下诸人。一切建造都按知县的规划进行，又买房地与田百亩，以用作书院费用。整个建设从春二月开始，到秋七月结束。这次修建书院，县丞张汝茂、罗吉，主簿王应凤，教谕李成，训导李东先、孙宗瑞，典史钱朝惠，都是“始事经画咸有成劳”者。可惜的是，在书院开学前夕，向淇调离了邯郸，师生们深感不舍。
嘉靖三十六年秋八月，张成教带着学生进入书院。首期录取的三十人，都是向淇亲自考试选取，而后聘张成教当山长，仍延续着龙兴寺书院的一些特色。从此，邯郸城里，除了有县学，还有了书院，封建社会的完整教育模式在这里再次复制。为纪念此事，张成教撰写了《沁阳书院碑记》。书院存在了三年左右，可以称作“沁阳书院时期”。
嘉靖三十九年（1560），广顺道兵备陈大宾（字敬夫，湖广荆州人，嘉靖进士，曾任工部侍郎）来到邯郸，将书院从丛台下移至丛台上，迎来了“丛台书院时期”。书院的兴盛给邯郸的举业带来了机会。《邯郸县志》每至此，都记述道：“自是发科渐盛，人以为有所肇云。”
嘉靖四十年辛酉岁（1561），郭宗贤和张煌一起中为举人（郭宗贤为经魁，即乡试五经第一名，又称解元）。第二年嘉靖壬戌（1562），作为老师的张成教也赴京参加了会试，虽然仍没有中进士，但从此走上仕途，到日照县做了知县。以后，这里的学子不断应举，连续出了很多人才。陈淮，嘉靖甲子科（1564，四十三年）举人。紧接着成为岁贡的有：张一举（张成教的儿子），宋希文、宋希祁兄弟，贺永寿，陈濯（陈淮的兄弟）等。
郭宗贤，县志有传。做过文水知县、延津知县、云南道御史、临巩兵备、云南按察司，后为太仆司少卿（儿子郭佳镇万历二十六年（1598）登第后，遂悬车杜门）。
张湟，御史张棐之子。祖父张锡，扬州府同知，升辽东，行太仆寺少卿致仕；父张棐，金坛令、延津知县，后任南京河南道监察御史。他自己也做到蔚州知州。可以说祖孙三代都是高官。
张成教做日照知县，寻改大同府学教授，升巩昌府通判。其儿子张一举，岁贡，后来做过庆阳府通判，乐安州知州，平凉府同知，鲁王府长史。成教因此被封赠（万历十四年诰封奉训大夫，乐安州知州）。
张成教走后，仍十分关心丛台书院。每次回来，都要到丛台上走一走，看一看。十年后，他辞官归来，恰逢知县张第复建书院并修复城楼、丛台。张第通过学生，再次邀请张成教回书院任教。张成教的仕途十年里其中七年是在大同府和巩昌府度过，深感西北边患，故重返教坛时，就把自己“北走雁门闻胡笳满城下则叹曰是李牧所为遁匈奴者也，又西走函谷见芳草接秦中则叹曰是蔺相如所为完赵璧者也”的感慨传授给学生，以李牧、蔺相如为榜样，勉励学生为国分忧。他还撰写了《重修丛台讲院碑记》，回忆往昔，赞颂当下。
丛台书院的创办与发展，始于知县向淇，定于兵备陈大宾，续于知县张第。前前后后大约兴盛了二十多年。
张第这次对丛台书院的复修，使得万历初期邯郸的学子们又得以重起辉煌，于是又一批书院弟子或乡试、会试，或岁贡、选贡，得以求得功名。张第在《国朝科贡题名记》中赞誉邯郸为古赵名都，人才辈出。
张第也是一位有着较大作为的知县。他的主要事迹包括“塞鄢米之议，减薄地之征，修祭器，表气节，议堤，议税粮，议均徭，议讲院”。
从“龙兴寺书院”，到“沁阳书院”，再到“丛台书院”，这样一段明代邯郸书院的发展链条，有根有据，资料丰富。特别是自丛台书院设立后，邯郸的科举人才辈出，刷新了嘉靖、隆庆、万历三朝，成为古代邯郸历史上科举的最高峰。据统计：邯郸的举人，万历年间有27人，加上此前嘉靖三十六年（1557）以后到隆庆7人，共计34人。邯郸的进士，张国彦是明代第7人，自张国彦起到明末有9人，占据了明代全部15人的三分之二。甚至明代邯郸县唯一的武进士，也是在这时期产生的：杨士祥，万历己丑科（1589，十七年）武进士，昌平府守备；万历年间的另一位武举宋一经，己酉科（1609）。当然，这里面，毕业于府县学的也不少，尤其是府学，进士、举人还是较多的。但邯郸的丛台书院带来的人才现象，却为历代县志所称赞。
张成教后来在《答高近溪先生书》中回忆道：“丛台书院成，当事者谬以弟督诸生讲学于此。当是时，吾兄有一日之长不少逊避，亦列在吟几讲席之间，与诸生朝夕同佔共刮劘。夫兄亢行人也，平生与人交即不肯一步出人后，今独何所见逡逡然视弟如兄不以岁年为长少，此弟之所未解也。”
张成教说，我“性资愚憨，平生妄自独步高视，大都有类于兄，故气味相招如此”。“俛想少时与兄策白马逐青云，自谓万里功名如在反掌。乃今回首一望，落落手无可试之剑，身无可据之鞍。嗟乎，已矣，已矣。此古今豪杰九泉之下眼如曙星而不瞑者，岂一夫哉？”
张成教的心里，是想着哪天再归邯郸，“归即与兄仍坐丛台之上，为之招武灵之魂，赋平原之侠，醉后大呼，下视白马青云，皆人间等闲事耳。”
这里，张成教不仅回忆了高近溪帮助自己办好丛台书院的往事，而且还陈述了二人结为好友的原因。更是遐想：等我归来，我们一起在丛台之上，写诗赋辞，饮酒豪歌！这段丛台之谊，被深深地印进丛台的沧桑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