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齐澣开伊娄河及徙漕路于京口史事探述
□乔长富
对于唐代润州刺史齐澣开伊娄河之事，笔者已有小文述及它的意义。这里要说的是，对于此事的时间及伊娄河的长度，有关记载有所不同，而且在齐澣开伊娄河的同时又在奏疏中提到“臣请于京口埭下直截渡江”，这“京口埭”又是怎么回事？论者也多语焉不详。为此，笔者对此说点个人浅见。
其一，对于伊娄河的开掘时间，《嘉定镇江志》卷六《地理·河》说是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今人则有开元二十三年、开元二十五年等说。谁是谁非？个人以为，据《唐会要·漕运》所载，齐澣上报开河奏章的时间是“开元二十六年十一月五日”；又据《旧唐书》中《玄宗纪》记载，开元二十六年“其冬……润州刺史齐澣开伊娄渠于扬州南瓜洲浦”。而且，李白有《题瓜洲新河……》诗，据考证，诗作于开元二十七年（公元739年）暮春。依据这几个方面情况，今天可以推定，伊娄河的开掘工程，当是开始于开元二十六年冬，竣工于开元二十七年春（一般说来，冬季水浅，也便于疏通河道），用了大约半年的时间。到今天，伊娄河的开掘畅通，已有一千二百八十多年。
其二，伊娄河的长度，从《唐会要·漕运》引齐澣奏疏说“京口埭下直截渡江，二十里，开伊娄河，二十五里即达扬子县”看，应该是有二十五里。但《全唐文》载此奏疏中，“二十五里”作“一十五里”，据此，则伊娄渠的长度当是十五里。孰是孰非？个人认为，从《嘉定镇江志》引《太平寰宇记》所载齐澣奏疏也作“二十五里”，而且今天瓜洲至三汊河（唐扬子县治地所在）之间的距离也有二十多里这两方面的情况看，伊娄河的长度应如《唐会要》所记载，为二十五里；《全唐文》所录作“一十五里”，“一”字当是“二”字之误。
其三，齐澣奏疏说“请于京口埭下直截渡江”，那么这“京口埭下”又在何处呢？元代俞希鲁《至顺镇江志》卷二《闸·京口闸》说：“京口闸，在城西北京口港口，距江一里许，莫究其所始。唐撤闸置堰（宋礼部侍郎李埴《嘉定修渠记》云：‘……唐漕江淮，撤闸置堰。’）开元中，徙漕路由此。”由此可见，伊娄河所对应的是江南京口的大京口。
又按《光绪丹徒县志》卷十一《漕河》称：“漕河，江口旧筑埽埂一道，由北固山下江滩，向西起，至蒜山下小码头止，长三里许。埂内河口由西北向东，长一里许，而后转南埂，有损伤，即加修补，盖以拦江潮之冲激，漕舟出江无患也。”由此看来，所谓京口“漕河”本来并不是穿城而过，而是沿江边筑坝蓄水成河，以通漕船。这一记载，有助于对唐代所开漕渠由“京口埭下直截渡江”以及《至顺镇江志》所说“撤闸置堰”的认识。
至于齐澣奏疏所说“京口埭”，从以上引文看，《至顺镇江志》说“京口闸，在城西北京口港口”，今天的论者以为是指“大京口”（今天的中华路原是大京口河道）；而《光绪丹徒县志》卷十一《漕河》说“漕河，江口旧筑埽埂一道，由北固山下江滩，向西起，至蒜山下小码头止，长三里许”看来，此文是认为“京口埭”是在西边的“小码头”。两种说法，谁是谁非？个人认为，盛唐时期，西津渡尚未兴起，所以，“京口埭”所在当以“大京口”为是。而且，据《光绪丹徒县志》卷三《大江》下所载，瓜洲与江南岸（蒜山在其处）清代相距仅有七里半，“初阔十八里，既阔十里，今止七里半”，但从伊娄河“渡江”有“二十里”可见，“京口埭”和大京口只会是在蒜山“小码头”之东，而不会是在“小码头”。
对于“京口埭”，从唐人诗中最早看到的是初盛唐之间孙逊所作《下京口埭夜行》诗中说：“孤帆度绿氛，寒浦落红曛。江树朝来出，吴歌夜渐闻。南溟接潮水，北斗近乡云。行役从兹去，归情入雁群。”这是唐人较早而且为数甚少咏写到京口埭的诗篇。孙逊又有《夜到润州》说“夜入丹阳郡，天高气象秋”，所写时令、地点与《下京口埭夜行》吻合，当为同时所作。
唐代天宝年间，润州改为“丹阳郡”，由此看来，早在唐玄宗天宝年间，京口埭就已成为润州（丹阳郡）江边的重要渡口。但孙逊诗中无字涉及蒜山及“西津”，可见在唐玄宗天宝年间，蒜山下尚未有正常的渡口。西津渡之成为重要渡口，当是在中唐或其后。所以，齐澣奏疏所说之“京口埭”,不会是在“蒜山小码头”，只会是在“大京口”入江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