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需要的，是理解中国人民的经验”
转自：学习时报
费正清是著名历史学家，也是美国中国学的重要奠基人。他在现代中国历史和美国东亚关系研究领域卓有建树，还潜心培育了一大批中国学研究者。费正清与中国有着不解之缘。1932年，他首次来到中国，1942年到美国驻华大使馆任职。1972年，随着中美交往大门被打开，费正清再次访问中国，受到周恩来的亲切接见。
《美国与中国》一书是费正清研究中国历史和中美关系的扛鼎之作，奠定了他在学术界的地位。探讨中美关系的历史与未来是该书的核心议题，费正清在书中写道：“双方彼此了解对方的不同动机有助于接受对方的不同点，这是我们的希望所在。”
“历史上没有见过比这更伟大的成就”
费正清认为，中国社会历经几千年发展演进，建构起自身悠久的历史传统和独特的社会结构。近代以来，面对西方的侵略和革命浪潮的迭兴，传统社会秩序在风雨飘摇中走向裂解和崩溃，中国社会面临着转型与再造的历史难题。在此危急关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成为改变历史走向的重大事件。费正清对毛泽东给予高度评价：“在一个4亿人口的广大国土里，一个28岁的人和其他十几个人成立了一个政党并在其后50年取得了政权，组织和改造了人民，改变了山河——历史上没有见过比这更伟大的成就。”费正清认为，其他国家的杰出政治家“没有一个前人的成就比得上毛泽东”，“因为无论哪个国家都没有像中国这样古老、这样大”。
在费正清看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诞生于三股潮流的交汇激荡。第一股潮流是“中国人民大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在对西方人然后是日本人入侵所作出的反应中有了新的高涨”。第二股潮流是“上层文人掀起了领导农民大众改善生活的运动”。第三股潮流则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以及苏联先进革命理论和实践经验的影响。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由于革命经验不足、国内反动势力强大等因素的制约，轰轰烈烈的国民大革命最终失败。费正清认为这些成败得失“反映了外来思想意识及其制度输入中国并适应于中国之难”，但也淬炼了中国共产党，使其在理论和实践上不断走向成熟，让“马克思列宁主义进一步与中国潜在力量相适应”。
在革命陷入危机的紧要关头，毛泽东开辟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中国共产党创建了一支坚强的革命军队，“成为人民大众的保卫者”，与老百姓建立深厚的感情。这与国民党军队严重脱离民众的旧习气截然相反。费正清认为，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充满了活力、生气和创新精神”，实施减租减息和“三三制”、加强党的自身建设，赢得了人民群众的爱戴与拥护，“共产党人的组织工作才干”“通情达理和温和的态度”“富有战斗精神的和救世的保证”，给普通人提供了通向未来的希望和信心，指引了革命胜利的道路。
“确定了一项颇有魄力的经济计划”
新中国的成立拉开了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序幕，迅速改变了国家满目疮痍的面貌。费正清认为，经济建设的顺利推进有赖于一整套管理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中国共产党组建联合政府、巩固党政军各级组织、改善国家的法律与治安条件……上述种种举措为国家经济建设奠定了稳固的前提和坚实的基础。
费正清认为，新中国面临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首先是着手恢复人民对经济发展的信心，使全国人民都相信“解放带给他们的首先是更加努力工作的机会”，为此，政府“确定了一项颇有魄力的经济计划”。他写道，政府“1949年在工业方面提出的第一个目标，是在三年左右的时间内把生产恢复到战前水平”。此后，为了遏制通货膨胀，政府一方面“设法增加税收，使预算多少趋于平衡”，另一方面“改组整个财政管理体制，使之更加合理”。“通过种种方法以求物资供应和金钱收入之间的平衡，通货膨胀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就得到克服”，费正清称赞：“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
费正清意识到：“北京的长期经济目标是动员全国的资源，把它们重新分配调拨，以实现工业化。”这是经济相对落后的国家自力更生开展经济建设、迅速缩短与发达国家发展差距的重要方式。在国家主导下，“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三十左右流入政府渠道，使政府将其四分之一左右用于国防，四分之一用于行政和社会公用事业，一半用于投资”。新中国的工业化得以迅速推进，“到1957年为止，中国在这一时期的工业发展似乎是很快很充实的，是亚洲所有不发达国家中最快的”。
“中国已经走了它自己的道路”
尽管1949年后中美两国长期处于敌视状态，但这并没有影响费正清对中国发展道路的判断，他秉持客观的立场指出“中国已经走了它自己的道路”。他写道：“1949年以来的中国革命，从其牵涉的人数或从其变革的广度和速度来说，是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对世界外部地区来说，这也是现代一次最少为外人所知的事件。”
费正清认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变革恰恰折射出中国历史传统与革命经验的延续。首先，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千百年来中国历代政府“力求在一个广阔而多样化的次大陆上维持一个统一的国家和统一的文化”，而中国共产党人开展的政治实践继承了“从北京进行统一治理的这个伟大传统”。其次，新的中央政权体现出的一些特点是长期历史经验的升华，“它不仅有中共掌权前28年的经验，也有全中国人民的经验”。
尽管社会主义建设探索过程中遇到一些挫折，新中国仍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亲眼目睹过旧中国积贫积弱面貌的费正清对此深有感触：“凡是在1949年前到中国各省游历过的人，只要深入今天的农村，就会在各方面看到大革命的成就——一个面貌一新的民族，一片经过改造的国土。”中国在追求农村现代化方面所付出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给费正清留下深刻印象。他注意到：“农村的工业已经有了开始发展的助力，它的水平颇似工业化西方或日本早几代的情况，但它发展得快，标准也有所提高。”他不禁感叹：“中国能够在农村如此广泛地制造机器，这对将来有很重大的意义。”
历史学家普遍关注已经逝去的人或事，费正清则有些特别，他的目光试图穿透厚厚的历史迷雾，观察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并尝试给出清晰回答。他坦承：“抱有实事求是观点的第一步，当然是要承认西方侵略了中国，而不是中国侵略了西方。”这是寻求合作、建立共识不可移易的基础。他呼吁：“为了在人类前途未卜的环境中共同生存下去，美国人和中国人将必须对他们过去彼此如何交往的共同历史，找出某种可以共同理解的领域。”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才能建立起真正的认同。正如费正清告诫美国人的那句话：“我们真正需要的，是理解中国人民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