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播预告丨“上海6000年”第三讲：从春申君到“华亭”“沪渎”
转自：上观新闻
中学读历史时就学过“战国四公子”。除了孟尝君、信陵君、平原君外，还有春申君，大名叫黄歇，他与上海有着不解之缘。
日前，安徽武王墩墓被发掘，作为至今最高等级的楚王墓而震惊世人，墓主人战国末期楚国国君考烈王就是黄歇的君主，因为黄歇陪伴其前往敌国秦国做了十年人质，又因其出色外交才能，“游学博闻”，故考烈王登基当年（公元前262年）封任其为令尹即丞相，并赐地淮北12县，封号为春申君。公元前248年，与齐国交界的12县改为楚郡，考烈王准春申君改封地请求至江东，即吴墟（旧时吴地，苏州），上海地区属其辖区，这一年，上海地区有了自己的文化身份——申。
明明是在苏州一带活动、主政，为何上海的黄浦江被传为黄歇所修？春秋时期，上海属吴国，战国初年，公元前473年越国灭了吴国，战国后期越国又被楚国所灭。申报、申城与黄歇有多大关系？同样，作为渔具的“沪渎”又如何成为上海的简称？“华亭”一词为何与上海关系密切？
6月15日下午2点，由文汇报社、上海博物馆、上海地方志办公室联合主办的“上海6000年”将举办第三讲《从春申君到“华亭”“沪渎”》，聚焦“春秋战国到两晋南北朝的上海地域变迁史”。
“上海文明探源：贯古通今向未来上海6000年”由文汇报社、上海博物馆、上海地方志办公室联合主办，中国文物学会文化遗产传播专委会协办。项目以最新考古史料、翻新档案来理解上海6000年历史，探寻“上海之根”，回答“何以中国”；通过“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让文化说话”，进一步传承上海的江南文化、海派文化、红色文化。
第3讲
从春申君到“华亭”“沪渎”
&
上海6000年
讲座信息
主讲
田兆元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
对话
翁飞
安徽省文史馆馆员、安徽历史文化中心主任
点评
叶舒宪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
主持
李洁
文汇报首席编辑
主讲人简介
田兆元，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研究院副院长，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应用研究中心主任。
研究方向为社会历史与民俗传统，神话叙事与非遗保护等。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和上海哲社项目多项，相关著作入选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著有《神话叙事与社会发展研究》《盟誓史》《江南文化叙事——松江故事整理研究》等多种。
翁飞，安徽省文史馆馆员，安徽省社科联安徽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学术界》编审。
长期从事中国近代史和安徽地方历史文化研究，尤其精研李鸿章和淮军、淮系集团，任新编《李鸿章全集》执行编委，负责奏稿部分1200万字统编；任国家清史工程《淮军》文献（980万字）主编；先后出版《安徽近代史》《李鸿章与淮军的创建》等学术专著五部、参与编撰中央文史馆《中国地域文化通览·安徽卷》（任副主编），发表相关学术论文六十余篇。
叶舒宪，上海交通大学文科资深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中国比较文学学会会长。文学人类学研究分会荣誉理事长，中国神话学会会长。曾任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美国耶鲁大学等五校客座教授。
专著有《中国神话哲学》《诗经的文化阐释》《中华文明探源的神话学研究》《玄玉时代：五千年中国的新求证》等65部。译著《旧约中的民间传说》等7部。入选“中华外译项目”出版的外文版著作有《玉石神话信仰与华夏精神》等10部。
直播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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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6000年”系列讲座第二期回顾
5月25日，“上海文明探源：贯古通今向未来上海6000年”项目（以下简称“上海6000年”）系列讲座的第二期举办，主题为《广富林文化中的北来与马桥文化中的南源》，由上海博物馆考古研究部主任黄翔作主讲，上海大学文化遗产与信息管理学院副教授曹峻担任对话嘉宾，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系教授、中国文物学会副会长高蒙河作点评。
以下为本讲活动的内容。
主讲
黄翔
历史的变革——从广富林到马桥文化
黄翔
距今4000年到3000年左右的这段时间，在经历了良渚文化的史前高峰后，上海历史在广富林文化时期进入低谷，并在马桥文化时期又开始向上攀援。但上海的历史从距今6000年至今连绵不绝。所谓的高峰和低谷只是现有考古内容发现的多少而已，并不代表“上海文化发达和不发达”。
依水而居的广富林文化
目前，可确认的广富林文化遗址均聚集在太湖周边地区，主要有西边的宜兴骆驼墩、南边的湖州钱山漾、东边的上海广富林和北边的常熟北罗墩等。此外在杭州湾以南，宁波慈城小东门遗址也发现了广富林文化陶器。可见，目前广富林文化的分布范围较为有限。但广富林遗址的发现过程和广富林文化的命名颇有意味。
它有没有继承良渚文化？
上一期讲座的考古文化终点落在良渚文化（距今5300年至4300年），这是2008年我在福泉山遗址墓葬中取出的良渚文化玉琮，可以肯定地说，它是良渚古城区域外发现的最精美的一件：神人、神兽、神鸟共出代表最高的等级。上海出土了众多良渚文化遗物，谁是这个发达的史前文化的后继者？对此，学界持续探讨多年。
1999年12月，领队宋建先生从广富林遗址的发掘中辨识出了广富林文化最典型的器物---侧装三角形足陶鼎。它与良渚文化的陶鼎风格截然不同，三角形鼎足上的肌肉状纹理是其重要的特征之一，摸起来与小臂曲起后突起的肌肉类似。
广富林遗址出土的侧装三角形足陶鼎
此前，广富林文化的陶器在发掘出土后一直被归在良渚文化中。宋建在2006年“环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末期文化暨广富林遗存学术研讨会”上正式提出“广富林文化”这一命名，并获得学术界的认同。
松江广富林遗址是目前发现广富林文化遗存最多的遗址，作为广富林遗址发掘执行领队，我从2008到2015年，全程参与广富林遗址的抢救性发掘工作。在大量负责绘图、记录和清理等工作的技工、普通工人与考古专业人员通力合作下，我们在广富林遗址发掘中有哪些发现呢？
衣食：骨针缝衣服，鱼竿钓鱼，犁刀提高稻作
先民穿什么？像衣服这类有机质的材料很难保存，通常墓葬内只剩下人类骨骼。但在广富林文化遗存中发现了大量保存完整的骨针，通体细长，上面有一个针眼。由于尚未发现广富林文化衣服的残片，所以古人如何使用骨针缝制衣物还未可知。同时还发现古人用于束发的骨笄。
广富林遗址出土骨针
先民吃什么？中国人是最早栽培水稻的民族，广富林文化的石犁是古人农耕的实证。当时的石犁体形较大，长度可在50公分以上，在崧泽文化时期不超过20公分，刃角较大。良渚文化时期，犁体量变大甚至出现了组合式的石犁，但是单体体量没有广富林文化大。大体形石犁的出现代表犁耕效率提高。
半月形石刀是广富林文化的重要农业器具，用于剥取稻穗。一侧有两个穿孔，中间绑一根绳子，大拇指穿过绳子，手握半月形石刀背面使用，配合石镰割稻，形成了这样一套农业方式。
此外，还发现了三棱形的骨镞（zú），比良渚文化的柳叶形镞更具杀伤力。
鱼钩的发现说明当时以食鹿、食猪为主，但也摄取水产。
住房：两开间、三开间和圆形房址和钵形釜
广富林遗址中发现了保存最完整的广富林文化时期的房址F12。该房屋为两开间，墙中间没有连通的门道，左、右各有30平、20平。通过房址的平面图能够清晰地看到基槽和柱洞。房址的南侧还有一个室外活动面。房屋为木骨泥墙结构，中间墙面较为光洁，木骨外的墙体也很平整。由于经过炙烤，整个墙体较为坚硬。这座房址被整体打包提取，目前在广富林考古遗址展示馆内展出。
广富林文化时期的房址F12
2008年的发掘中发现了一座三开间的房子。最西边的房间南北两侧都有门道，北墙外堆积了一片密集的陶片，上面画着两圈，这是当时用于储藏的陶器，放置在北门屋檐下。房屋的基槽中保留了大量柱洞，木骨泥墙结构比F12更完整，房屋整体结构也较完整。
此外，还发现了一座圆形的房址，其中同时出土了两件器物：大口瓮和钵形釜。这两件器物同时出土为钵形釜功能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线索。钵形釜盖在大口瓮上严丝合缝，形成了一个结构非常完整的蛋形，配合钵形釜的两个鋬手，扣过来用，从力学上看更加合理。自此可以明确钵形釜其实是一个大器盖，解决了钵形釜的定性和定名的问题。
环境：湖边遗存发现湖中木桩，墓葬内有屈肢葬
考古工作者在广富林遗址最北侧发现了一处布满大量陶片堆积的遗存，通过土壤结构可以判断出这是一处位于湖边的遗存。
除陶片外，在该遗存中还发现了两排疑似树木的东西。在将周边的土挖掉后，露出了木桩顶部的部分，下面很多结构都有3米多长的木桩，由此推翻了先前认为可能是水生植物遗存的猜测。暴露在淤泥以上的部分腐蚀严重，但淤泥中的木桩保存得非常完好，原来这是距今4000年前人工打到湖底的木桩！
广富林遗址出土木桩
同时，考古工作者也发现了一些坍塌并深埋在淤泥中的横向木桩结构。在对所有木桩进行测绘后，我们从木桩的布局上复原出两条延伸进湖里的平行线。这可能是深入湖中心的一个木栈桥。
广富林文化的墓葬目前只在上海松江广富林遗址有发现，其中只有M35有随葬品。并且还发现了一座屈肢葬式的M40。与良渚文化墓葬排列有序且均为南北向的墓地布局不同，广富林文化墓葬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和传统，希望以后的考古工作者可以解开这个谜。
广富林遗址M35随葬品
将这些要素整合复原可以看到：广富林人无论是房屋或墓地都依水而建，对水边的开发比以往我们发现的古人要用心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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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下陶文的马桥文化
马桥文化是上世纪80年代因上海闵行马桥遗址的发现而命名的考古学文化。马桥文化的工作比较充分，在整个环太湖地区发现了许多有马桥文化遗存的遗址，数量比广富林文化多。它的典型器物之一是鸭形壶，看起来像一个挺着肚子的小鸭子，后面还翘着尾巴，口部呈敞口状。
马桥遗址出土的竖条纹鸭形陶壶
上海虽然是马桥文化的命名地，但发现的马桥文化遗址并不多，考古发现也并不多。老一辈上海考古工作者用仅有的考古发现判断出它与其他考古学文化的区别，体现了他们的学术能力，也指导了后面学者们的研究。他们提出了“马桥文化”的命名，并得到了考古学界的认同。可以说，“马桥文化”是老一辈考古工作者留给我们的财富。
印纹硬陶是马桥文化最重要的发明。“陶质非常坚硬”是它的特征，在敲击时会产生与敲击瓷器类似的响声。装饰在器身上的印纹纹饰是通过拍印的方式制作而成，连续拍印就会形成连续的图案，由此产生印纹硬陶。
马桥文化的印纹硬陶
马桥文化陶文是十分有意思的一种现象。它们发现的位置非常单一，均出现在红褐色硬陶器物口沿上。通过观察发现，陶文很可能是古人用“指甲”刻画的。学者们将这些陶文进行了分类，尝试解读它的内涵。
一类主体为数字。可能与陶器制作工艺有关，也可能是制作工序、制作的数量还有器物的数量。另一类为组合式花纹，可能与制陶泥料来源、加工方式甚至陶窑类别有关。还有一类结构更加复杂的组合，学者们普遍认为可能代表陶器制作者或使用者的名字。我倾向于这种说法的理由是：通过在便于观察的口沿部分刻上自己的名字，以区分邻里间的私有财产或标记器物的不同功能。
以上都是考古学者现有的解读，但只是一种尝试。随着未来发掘材料的增多，或许会为我们解答这个问题提供更多线索。
碎片到历史拼图间的讨论
考古学通常会用类型学进行类比，推测考古文化的来源。即找出器物的变化规律，再结合考古地层学的判断，排列出器物从早到晚是如何变化和变化规律。
广富林文化来自哪里？河南先民南下
基于类型学对陶豆、陶罐、陶鼎、陶鬶（guī）进行类比，我们推测广富林文化是龙山文化王油坊类型河南先民南下的结果。
以鼎为例，通过对比王油坊类型的鼎、南荡遗址的鼎以及广富林文化的鼎可以看到典型器物演变的线索。从这个线索反推，王油坊类型很有可能是广富林文化的来源。陶鬶也存在很大的相似性。
学者们据此提出了两条迁徙路线的初步判断，分别是：从河南到苏北，过兴化的南荡遗址再到上海；从河南到安徽尉迟寺、禹会到南京地区牛头岗最后到上海。
值得一提的是，在广富林文化的溯源过程中竖条纹陶杯是一件关键器物。由于它的出土，才指引我们找到了王油坊类型这一来源之一。可惜的是，后期的发掘中却没再出土类似的器物，让人不禁感叹考古的偶然性。
通过对比良渚文化陶鬶、山东龙山文化陶鬶、广富林文化陶鬶的口沿部分，可以看出广富林文化中有继承良渚文化因素的器物存在，也有与山东龙山文化相似的器物。说明广富林文化既继承了本地文化传统，也吸纳了来自北方的文化传统。
广富林文化玉、石琮
为进一步探寻广富林文化与良渚文化的关系，我们对广富林遗址发掘出土的玉琮进行了仔细的分析。广富林遗址出土的玉琮制作简单粗糙，虽然在造型上保持了内方外圆的结构，也有平行线纹的结构与高出来的射孔结构，但完全不见良渚文化玉琮的神人神兽神鸟共出的精髓。通过这些观察，发现这些玉琮虽具有外形的要素，但其内涵已经消失了。
马桥文化来自哪里？浙南闽北等方向居多
马桥文化的器物类型很多，当分开进行梳理对比后可知马桥文化的来源是多元的。有良渚文化本地因素的传承，也有来自浙南闽北地区肩头弄文化的影响，更有来自中原地区文化的延续。由此，我们将马桥文化定性为来自不同方向因素的集合体，经过融合在上海地区形成了马桥文化。
基于马桥文化所处的时期，我们不禁思考它是否对外也有影响呢？一件现藏于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的鸭形壶，或许能够回答这个问题。这件鸭形壶与上海出土的鸭形壶十分相像。到底是马桥文化传到中原去的，还是从中原传到马桥文化中来的？“从发现早的地方传向发现晚的地方”是基本的判断方式。但由于这两件器物年代相差不大，所以也无法判断。但是，从总体来看，马桥文化的器物在江南地区发现数量庞大，中原夏都发现得很少，哪里发现得多，可能也代表从哪里传出去的趋势。
历史的转折：距今4000至3000年的大势
良渚文化时期或良渚文化之前的文化脉络较为单一，呈现出非常线性的发展，文化要素贯通始终，只有一个主体。例如从崧泽文化到良渚文化炊器的演变过程中，器物形态几乎一致，仅在足上有所变化。崧泽文化时期为铲形足，良渚文化时期为T形足或翅形足，具有很强的文化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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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崧泽文化到马桥文化的炊器变化
但对比广富林文化和马桥文化的两件陶鼎，我们似乎就无法确定它们也是“一脉相承”。两件器物看似具有相同的文化因素，但其中一件为孤例，并不能作为有力的判断依据。不过，或许它会是找寻广富林文化和马桥文化关系的一个线头。如果将上海地区的史前史比作一根线，这根线在距今4000年左右断了，历史在这时发生了重大变革。
这些告诉我们，现有发现只是历史的一小碎片，现在考古研究的结论也是一个由一小个碎片得出来的阶段性结论，与真正的历史拼图完全一致吗？不是。考古工作者在不断发现碎片，把这些碎片拼合成更大的碎片，再把这个大碎片放到了上海的历史、中国的历史甚至整个人类的历史上它真正应该存在的位置，尽管找这个位置非常艰难，但这是考古工作的任务和使命。
对话
黄翔、曹骏
在历史转折大势中，融入中华文明统一体
黄翔（左）、曹峻
将上海历史拉长了四五千年
曹峻：广富林遗址、马桥遗址、广富林文化和马桥文化的发现和确认，对上海考古来说是成果、甚至是成就。黄宣佩老馆长概括，它们至少把上海的历史拉长了四五千年。“拉长”并不是人为创造这段历史，而是它本来就存在。马桥遗址被发现后，由于遗址中发现了良渚文化的地层——当时已经认识到良渚文化距今约四五千年，所以据此上海历史也有四五千年。探本溯源，从此揭开了之前覆盖在上海文献记载之前那一长段历史的神秘面纱。
黄翔：良渚文化长达1000余年，马桥文化长达700年，而广富林文化从4100至3900年，长达200年，这代表什么？代表考古研究的能力已经可以把历史小段落精确至200年的时间颗粒度。若干年后，对马桥文化、良渚文化的判断也能更加精细。
曹峻：精确度对于我们理解或揭示历史也有另外一层含义。考古发现、揭示历史是一个逐步的过程。在考古发现之初，对上海早期历史的认识还存在一些缺环，这些缺环是被逐步填补、完善的。
从文献上可以了解到上海及环太湖地区春秋战国以后的历史。1930年代学界发现良渚文化，此后逐步建立了马家浜-崧泽-良渚的距今约7000年至4300年的史前文化序列。1959年马桥遗址被发现，1970年代提出“马桥文化”的命名并被学界逐步认可。马桥文化距今约3900-3200年，而良渚文化距今约5300-4300年，所以距今4300-3900年之间还有一段空缺。2006年广富林文化被命名，距今4100-3900年，填补了这个时段的历史空缺。后来又确认了距今约4300-4100年的钱山漾文化。这样，历史的缺环一点点被填补。
马桥文化到春秋战国这一段历史，至今还是一个尚未完全认清的环节，虽有一些发现但还处于讨论当中。有学者称为“后马桥文化”“亭林类型”“毘山文化”等。
历史进入转折阶段
广富林和马桥文化是上海历史发展的转折，如何理解？
地方性文化逐渐融入中原，形成现有中华文化
黄翔：转折并非上海特有，中国历史发展到距今4000年左右，整个中华大地都在发生转折。结果怎样？许多地方性文化传统逐渐融入中原，成为中华文化的内涵。
虽然良渚文化消失了，但很多内容都被保存了下来，例如以玉琮为代表的用玉传统，成为中华玉文化的重要内容。
曹峻：转折是上海地区文化连续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环节。首先体现在传承上。比如广富林文化非常有特色的“捏口袋足盉（hé）”，就像袋子一样腿部是空的，口沿在和把手相对的那一侧两边对捏形成花口的样子，这是从本地良渚文化传承下来的。还有石器的组合斧、锛、镰刀、犁都是良渚文化常见的器物，也是长江下游农耕文化特别发达和兴盛的物质表征，在广富林和马桥文化中也得到很好的传承。
技术层面的创新：从软陶到硬陶、原始瓷
其次意味着有更多发展。一是器物群发生了显著变化，例如鼎足、竖条纹陶杯等物质方面的变化。二是技术层面的变化。在广富林和马桥文化阶段，古人已经产生了新技术，例如，马桥文化出现了比软陶更硬的硬陶。制作陶器的胎土一般来源于黏土，烧成温度约八九百度，敲击声音清脆，指甲无法刻划。经过检测发现，软陶胎土中氧化硅的含量比硬陶低，但氧化镁和氧化钙的含量比硬陶高。马桥文化硬陶的胎土与更早阶段的胎土已不同，说明陶工已经有意识地选择或加入某些原料使胎土能够承受更高的温度，生产出比软陶更高质量的硬陶。
马桥文化还发现了原始瓷。原始瓷器的生产或技术发展又比硬陶高出一个阶段。瓷器和陶器主要有三个区别：一是胎土，瓷器的胎土必须是氧化铝含量比较高的高岭土。二是不渗水，瓷器的外部要施釉。三是瓷器烧制温度要达到1200度才可成型。这些生产技术的进步，为之后瓷器的出现和兴起创造了条件。
简单的青铜器出现，说明本地或有青铜工艺
另一重要技术就是青铜器。马桥文化出现了青铜刀、青铜斧头、青铜钺（yuè）等比较简单的青铜器具，这当然不能与中原地区大规模的青铜礼器相比，但也是非常难得的事。因为青铜生产技术涉及采矿、冶炼、运输、制范、浇铸，以及纹饰的施加和打磨等复杂流程。对于当时社会来说，青铜器的出现一点都不亚于现在的5G网络或者神舟飞船，对于各自所处的时期来说，都具有跨时代变革的重要意义。
在思想方面，与马桥文化分布区域紧紧相连的宁镇地区同时代的湖熟文化（编辑注：南京江宁区的青铜时代遗址），发现了有钻、灼痕迹的卜甲和卜骨，虽然与中原地区的刻辞甲骨无法相提并论，但也是用来祭祀占卜的龟甲和兽骨。说明当时的思想观念和史前时代也已完全不同。
黄翔：从发掘来说，印纹硬陶是马桥时期的标志性器物。我们整理广富林文化陶片时发现，有陶质相对较硬的硬陶，但会有一些鼓包且其貌不扬。这说明马桥文化印纹硬陶或原始瓷发达工艺的转变，在广富林文化时期已经开始出现萌芽，到马桥文化时期已近成熟。
所以，广富林文化应该是转变的酝酿期，马桥文化则是量变到质变的最大体现。
转折为何发生？
曹峻：为何转折在这一时期出现并如此明显？
从自身原因来看，这是文化体在几千年漫长过程中自然发生的变化。由于生产技术的进步或者人们的喜好、审美观念的变化，在物质遗存上也就自然而然地发展出不同类型的器物，例如大鱼鳍形足、凹弧形足的陶鼎。
从外部原因看有更多的影响因素。例如自然环境的变化。良渚文化为何会衰落？可能当时发生了海侵、洪水造成文化骤然衰退。另外是不同地区文化之间的交流。广富林和马桥文化时期对应龙山时代中原的夏商时期，这是各地区都在发生大变化的阶段，同时彼此间的文化交流交融更加频繁。
比如陶鼎除了鼎足、鼎腹部的形态，还有陶鼎外表的纹饰的变化。广富林到马桥时期，陶鼎外表都是大量的绳纹，这就是从中原地区传来的。中原龙山时期，王湾二期、三期开始出现大量绳纹。此时包括上海在内的环太湖地区也出现大量其他地区的文化聚集，包括中原、山东甚至南方浙南闽北的文化因素，导致这一时期的文化面貌、社会发展状况发生了转折。
黄翔：良渚文化为何在五千年左右形成高度发达的文明？在上海的发掘发现有趣现象，上海的良渚文化遗址的间距是有规律的，基本在10公里左右。良渚文化诞生在江浙地区，江浙地区最大的自然优势是什么？河网密布。河就是当时古人进行交流的交通渠道，正因如此，当地交流的频次和深度要远远高于其他地方，所以文明在这种交融中爆发了。
良渚文化的产生可以说是小范围或者内部文化交流爆发的产物，到了广富林和马桥文化时期交流范围扩大，在上海这边体现的是与中原、山东、浙南闽北地区的交融，广富林时期北方因素多一些，马桥时期南方因素多一些，这种大空间、大范围的交融造成了文化变革。
交流成一体是历史大势
曹峻：从距今6000年往后看，更早时期例如距今6000年的马家浜文化，环太湖地区张家港东山村就发现了非常典型的庙底沟文化的尖底瓶。庙底沟文化分布地带是最核心的中原，这是长江下游到陕西地区的交流。但这样的器物是孤例，说明当时这种地区间的交流还只是零星、小规模的。
到了距今5500年的崧泽、良渚时期，太湖地区一些大型墓葬中出现了山东地区常见的大口缸，玉钺、石钺也在全国各地高等级墓葬里出现。这一阶段各地区间文化交流的产物具有十分鲜明的特点，一是器物规格较高，二是使用者地位较高，学者称其为“远距离上层交流网”，普通百姓之间还没有较为频繁的交流。可见，这些交流活动自新石器时代开始始终存在，只是不同阶段交流的规模程度不同。
在广富林和马桥文化阶段，全国各地交流增多。例如以陶鼎为代表的炊器、以陶罐为代表的盛储器，以三棱形石镞为代表的生产工具等，都出现了许多中原文化的因素。这表明，相比前一阶段，地区之间的交流又更深入了，已经渗透到百姓的日常生活中了。
历史发展过程中对外交流是一个逐步增长的过程。关于中华文明的形成，学界形成了众多理论，无论是“满天星斗”“重瓣花朵”“中国相互作用圈”，核心要素有两点：第一，承认各个地区有自己的发展脉络。第二，最后如何形成一体的中华文明体？通过地区间的相互交流与融合。对于上海考古来说，在广富林和马桥文化时期发现了长江下游与其他地区之间文化交流的证据，最后使得长江下游融入到中华一体文明中来，这就是多元一体文明形成过程的个案和缩影。
因此，广富林文化和马桥文化，对于包括上海在内的环太湖地区自身历史发展过程，和中华文明统一体形成过程来说，都有它独特的贡献和魅力。
点评
高蒙河
海纳百川的底蕴肇始
高蒙河
从广富林低谷和“马桥再出发”解读“何以上海，是以上海，所以上海”
今天两位考古专家的分享，让我们看到了三、四千年前，上海这块土地上曾经上演过的远古时代的历史大剧。
六千年上海历史中的第一个三千年，文汇讲堂用第一讲“最初的上海”和今天这讲梳理了一遍。而广富林文化和马桥文化，正是前面这三千年中的后一千年，令人欣慰的是，越来越多机构、民众在越来越多地了解它们的历史，考古底蕴正在转换为上海城市精神，走向社会、走向公众、走出上海，走向中国。
2014年，上海博物馆召开“城市与文明”学术研讨会，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故宫博物院第四任院长张忠培先生对上海6000年历史说了六个字：“两头高、中间低”。
“两头高”的第一个高峰，就是第一讲“最初的上海”的话题，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所展现的上海六千年历史发展的第一个高峰，而且对标当时的中国，具有中国意义，某些方面甚至超过了中原地区，比如石镰、石犁都是从崧泽文化、良渚文化发现发明发展出来的。另一个高峰，就是近现代的上海，也是相对于全国而言，即上海从小渔村发展成为一个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国际大都市。
说到“中间低”，就是从曾经强势的良渚文化衰落以后的广富林文化开始的。
广富林文化是一个弱势文化时期，一是遗址点变得很少，二是分布范围变小，与良渚文化的玉琮分布几乎传播到半个中国相比，广富林文化已经缩小到环太湖领域，这意味着人口减少，影响力变小。所以，广富林文化进入到上海远古发展的低谷时期。但它也有亮点，即黄河流域的人群北来，大势就是它变得开放了，变得包容了，变得多元了。黄河人带来了外来的文化，带来了周边的文化，并且在广富林生存了两百年，这是文化碰撞、交流、融合、创新的两百年。
所以，广富林文化后的马桥文化时期，就开始走出六千年的历史低谷期，成为走向近现代上海国际大都市攀援上升的新起点，我称之为“马桥再出发”。如果说，马桥文化的变革求新是上海六千年历史发展的重启期，那么广富林文化则开创了开放、交流、包容、融合的转折期，正是这一转一启，起承转合，成为上海前后两个三千年的“翻页”处，使得上海六千年历史发展出现了一个新的大趋势——走进后三千年上海历史发展进程之中。生生不息，前后相继，贯古通今，铸古烁今。
因此，马桥文化、广富林文化是上海城市精神的考古底蕴，我们和专家一起共享了马桥文化、广富林文化的海纳百川，追求卓越，感受了远古的历史转折和走向今天的历史大势。
这就是何以上海，是以上海，所以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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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场讲座内容原载于《文汇报》2024年6月11日第6版《考古还原：广富林人依水居，马桥人刻陶文》和第7版《在历史转折大势中，融入中华文明统一体》。
·上海博物馆·
来源丨文汇报
编辑丨教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