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丨杨不寒：小说与生活的二重奏——试说《石燕》的复杂、多义与未知
小说与生活的二重奏
——试说《石燕》的复杂、多义与未知
杨不寒
自从人类开始思考以来，理解对象世界与认知自我人生，就成为了一个重要的，甚至是首要的问题。让一切变得可以理解，是人们始终致力的工作。文字符号自不必说，方兴未艾的大数据分析、人工智能等现代化技术，也是人类尝试用来理解世界的新手段。这些手段的深层逻辑，就是简化的逻辑。但似乎并不是所有认知对象，都是可以被简化的，都是遵循于逻辑的。日常生活就是一个让人百感交集的时空。身处其中的人们，其感受与经验往往复杂微妙，更难以被符号化。于是，拒绝简化的小说，在这里找到了它的立足之地。米兰·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中便说：“每一部小说都对读者说：‘事情比你想象的复杂。’”[]可以说，复杂的精神就是小说的精神。重庆作家强雯的《石燕》正是一部处理复杂生活的小说集。
七十年代末出生的强雯，曾在2005年获得首届《重庆文学》小说奖，2006年获得巴蜀青年文学奖，是重庆中青年一代小说作者群体里的佼佼者。她在此前还出版过长篇小说《吃鲸鱼的骡子》《养羞人》。小说集《石燕》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在2021年推出。集中共有《石燕》《百万风景》《公德碗》《清洁》《水彩课》《单行道》《旗袍》这七个中短篇小说。所写的故事，大都带有重庆地方的印记。除《石燕》和《公德碗》中写到了民国往事以外，其余故事时间都设定在当下。但对当下生活投入关注，并不完全说明强雯就是一个信奉现实主义的作家。事情可能恰恰相反。尽管她叙事每每点到即止，但我们依然可以发现，她笔下人物的内心与行动并不清晰可见，甚至充满了受无意识驱动的未知性。因为她并不认为对象世界是可以把握的，对于生活中那些不能确定的微妙瞬间她更是着迷。
同为小说家的凹凸认为，《石燕》里的这七篇小说表面上没有共同的类型和题材，但它们所关注的却都是“艰难而卑微”的“落单者”，并且写出了“落单者的繁花似锦”。作者强雯也像是《石燕》里的那一位文物修复师，倾心于那些被忽略的与被遗忘的人们，用文字来修复并重现让他们身上的离合悲欢。关注人群边缘的个体，书写世俗生活的角落，的确是强雯小说的一个特点。这本身就是对普通生活的一种怀疑：在模式化与同质化的生活之外，是否还有另一些人过着另一种生活？带着这样的眼光，强雯的小说世界中的追求，势必与现实世界的追求存在差异。因为后者追求的是单一与简化，前者追求的是复杂和多义。
中篇小说《石燕》所写的是沉浸于那些散发着墓地气息的古玩，而厌倦于人情世故的文物修复师华绵的故事。通过意识流的插叙，华绵的少年时代依稀可见。重庆大轰炸带来的惨状始终在他心头挥之不去，这或许也是他一头扎进文物中的原因之一。但我们在叙述中又找不到实在的证据。当剑小春公司试图把华绵裹挟到商业里时，他并没有直接表示抗拒。虽然他最终也没有与其合流，但初步的试探已然把原本面前自足的他，带往了精神崩溃的边缘。强雯的高妙之处，就在于她并没有明确写出华绵从热火朝天的世界里退场的过程，也没有言明剑小春公司的真实意图。似乎认识到生活之复杂的她，不肯为纷繁的现象下一个具体结论。这种谨慎带来的是叙述上的节制。读者在故事里能看到的就是他/她在生活中看到的那些，至于现象背后是什么，作者强雯无意进行解释，更不想做出论断。也许，这正是小说作者对生活所表现出的最高尊重。
《单行道》同样叙写了一个寻常生活里不寻常的故事。从小不被父母重视的陶玉丹，又被丈夫始乱终弃，在孤独中通过网络联系上了高中同学杜家庆。两人在谨慎的试探过后决定在一起生活。然而命运却在这里开了一个玩笑：高中同学聚会的那个晚上，杜家庆酒后并中耳炎发作，最后不治身亡。就在那个同学聚会上，杜家庆重逢了初恋苏明。两人还在同学的怂恿下同登前台。陶玉丹把一切被看在眼里，却始终做出没有任何行动。聚会的人开始散去时，强雯写道：
陶玉丹想见的人见了，想说的话也说了，再留下来就是多余。走之前她朝人群里扫视了一下，没有看到杜家庆，也没有刻意去找他。
不“刻意去找”，应当说是不符合逻辑的。那一刻，陶玉丹在想些什么？总之，就像生活本身是复杂的一样，强雯的叙事也是复杂的。她有选择地呈现出一些微妙现象，让我们隐约看见了生活斑斓的图景，也看见了许许多多的无意识行为中所蕴藏的难以言说的动机。《石燕》集中的小说几乎都是开放式结尾，这或许会让心急的读者感到怅然，但这难道不是生活本来的样子吗？就像我们不知道《百万风景》里艾云丽究竟会与保安小哥发生什么一样，也和我们不知道《水彩课》里的“父亲”到底将选择怎么样的晚年一样，我们的一生充满大多未知。甚至与《公德碗》里暗藏着一个若隐若现的谜底相似，我们所见的那些匪夷所思的事情，或许也有一个必然的但不为人知的发展历程。钱钟书在《围城》里说：“天下就没有偶然，那不过是化了妆的、戴了面具的必然。”强雯的小说偏爱书写“偶然”，至于什么是“必然”的，那是她留给读者思索的课题。
柏拉图在《理想国》里认为诗人、画家等艺术家的作品距离真实太远，因为他们的工作只能是“对影像的模仿”[]。强雯的小说集《石燕》启发了我们，换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倘若艺术作品通过一种暗示手段，引我们把目光从影子上离开，看出狭窄的洞穴以外，那么，这种暗示的艺术，难道不是我们接近生活真相的法门之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