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日本视角观照中学西传
刘绍晨
《宋学西渐——欧洲迈向近代启蒙之路》井川义次著刘绍晨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明治维新后，中国学成为近代日本学术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日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领域，甚至是东西文化交流、世界文明发展史上一个值得重视的分支。
日本的中国学研究起步早，涉入深，在世界中国学研究领域具有领先地位，加之日本文化原本即带有大量汉文化因子，因而日本中国学特别值得我们重视和学习。尤其是20世纪20年代末出现的中学西传研究，是日本对于世界中国学研究所做出的重要贡献。作为日本当代中学西传研究的代表性著作，井川义次教授的《宋学西渐——欧洲迈向近代启蒙之路》进一步深化了东亚中学西传研究。
井川义次师承日本著名中国哲学和思想史学家堀池信夫教授，并承继了其创建的文化相对性理论之学统，通过对中国典籍和拉丁语译文施以详细的分析解读，指出“宋学在西欧近代理性的形成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近代理性思想并非仅源自欧洲世界本身，如果没有东西血脉的交融，它是绝对不会成立的”，为中学西传领域的新研究奠定了基础。本书将中国哲学与德国思想史的脉络——以莱布尼茨经沃尔夫至康德为主线，把德国思想史从欧洲思想史的知识框架中解离出来，为我们重新思考德国思想生成发展的另一源泉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德国“哲学之父”莱布尼茨最早通过与传教士们的交流接触到中国哲学思想，至其晚年的著作《论中国人的自然神学》（1716年）也都充分说明了两者间的关联。因此，在讨论中国哲学与德国思想之关系时，一般都是以莱布尼茨为切入点。本书作者井川教授将研究的重中之重放在了深受莱布尼茨影响的沃尔夫身上，围绕宋明理学与沃尔夫哲学思想的关系，正面关涉了沃尔夫哲学的形成发展，探讨了宋明理学在德国思想史和启蒙运动中的重要作用，在欧洲思想史研究上提出了一个新的重大课题。
日本学者的中学西传研究为我们提供了解读“他者”与“自我”之关系的多重视角，即从东方视角审视儒家及其思想在东西交流中的特殊地位及历史作用。17世纪后半叶，来华耶稣会传教士柏应理研习并解读儒家思想，并将翻译成拉丁文的儒家思想带入欧洲。他将《论语》这一标题译作“做出理性探讨的人们的言辞”。标题的翻译既非误译，也没有采用西方哲学术语翻译时的牵强附会和曲解。显然，“理性”是当时的一个全球性话语，在“理性”的引导下，东西文明有了共同语言并进一步融合。中学西传作为一个系统研究，其作用是双向互动的，具备特殊的意义和价值——中国学者得以借助作为“他者”的传教士丰富了对“自我”的认知，于长远而言有助于重建中国人的文化自信，破除“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霸权，而西方学者借助作为“他者”的中国思想，发现西方文化中存在的中国文化因子，促使他们从更加客观的角度审视西方文明源流的非单一性，重新评价中国文化的世界性意义。
同理，日本学者的中学西传研究有助于我们以复眼的视角审视中日关系。明治初期，日本倡导“和魂洋才”“脱亚入欧”，全力推动近代日本的西化运动。然而，亚欧是世界的亚欧，两者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日本学者研究中国思想对欧洲的影响，既能从日本视角明确欧洲近代启蒙运动及资产阶级革命中闪耀的中国文化的光辉，也为日本的“自我”再发现提供了重要依据，促使人们反思近代日本所谓的“脱亚入欧”政策。不难想见，福泽谕吉所谓的“脱亚入欧”实为一个伪命题，东西文明从未停止过互动交融。成功吸收和融合东西文明的日本不应该一味地选择站队，而是应该明确自己在世界史中的责任和地位，发挥自身特点积极地促进东西交流及世界的和平发展。
张西平先生曾指出：“对中国学者而言，在明清中西文化交流史的研究中，最缺乏中学西传的研究。”如此，要实现从学理上对中西方文化多元复杂的关系做出综合性解读，除不断创新西学东渐研究外，更需大力补足我国中学西传研究的短板。而井川教授的《宋学西渐》对我们补足短板大有裨益，从日本视角观照中学西传，印证了中西文化的互识、互证、互补，彰显出中国文化的世界性意义，为中学西传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论，对加快建构东亚中西交通研究的学术网络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为首都师范大学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